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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2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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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思成的思想检讨梳理1949-1959中国建筑史
写检讨的梁思成
李峥嵘

    书的封面是1947年梁思成在纽约与建筑师们讨论联合国总部设计。这张照片和全书的关系并不大,但是它代表了中国建筑最辉煌的时刻之一。朱涛说梁思成先生及其同仁的工作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一下子提升到国际水平,跟国际同行平等交流。

    梁思成是一般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师,但多年来坊间流行读物对梁思成的解读趋于偶像化和八卦化,学界对梁思成的研究也多有空白,香港大学建筑系朱涛历时三年所著《梁思成和他的时代》将梁思成及其学术研究置于中国跌宕起伏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中,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探讨梁思成的系列检讨与“新中国建筑运动”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我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写在书封上的这段话堪称全书的主旨,指出了一个长期被梁思成研究回避的事实:建国伊始,梁思成忙着参与北京各种城建工作的同时,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批判,写一份又一份的思想检讨。建筑史研究却对此回避不提,《梁思成全集》更没有收录这些思想检讨。建筑史研究学者朱涛下决心要探究这段历史。他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 1949年至1959 年写的思想检讨,从分析梁思成的一系列思想检讨入手,将中国建筑在1949年至1959年的发展过程梳理了一遍。

    《梁思成和他的时代》最沉重的章节是描写1949年至1959年的梁思成。1951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普遍经历的第一个真正“触及灵魂的大事件”。之前的1950年秋,“三视教育”(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教育)和清理“亲美、崇美”思想运动席卷清华园,梁思成频繁地在营建系做检查和接受各种批判。有人指责他从美国带回一辆小汽车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人控诉他在清华引进现代主义的“抽象图案”和“抽象体形研究”是毒害青年,还有人当众烧掉他194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包豪斯教材。1951年底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批判自己“亲美、崇美”的思想,完全否定了过去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例如他和林徽因合作的北京大学地质馆(1934年)和北京大学学生宿舍(1935年),在平面上追求功能性自由布局,立面上减少装饰,忠实地显示材料构造和开窗,体现了向“国际化”靠拢的倾向,但是1951年的检查中他这样否定自己:“……设计并建造了完全西洋系统的‘现代式’,反以‘结构功能派’自居,觉得自己‘进步’……”结尾还批判了父亲梁启超,并申明“挖根”是要“分清敌我,站稳立场”,“还要不断学习改造”。梁思成的检查只是《人民日报》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一篇,该专栏还刊登了金岳霖、朱光潜、光未然、蔡楚生等上百名高教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查。

    1952年,“三反运动”席卷大学校园,梁思成从病榻上被拖起来到群众集会上“坦白”。1952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梁的另一份检查《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该检查中唯一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挂点钩的是检查结尾“招认”了自己在1951年受组织照顾养病期间,未能过问清华修建新校舍工程,从而“放纵”了学校工程委员会的贪污盗窃行为,犯了“官僚主义”错误。重点是检讨自己的教育思想。检查开头介绍了自己曾坚持的教育主张:“我在心目中所要培养出来的建筑师是学问渊博的、博古通今的,既匠又儒的所谓‘通才’”。接着痛批这种主张:“(我)以资产阶级的脱离群众的标准来作为中国人民的大学营建系的标准”“以这样的思想来教育我们祖国的青年,我不是教育他们,而是毒害他们”“我完全承认我这种不可饶恕的错误”。这篇检讨的背景是当时高等教育的转向,即改欧美通才教育为苏联式专才教育。梁也只是众多做检查的大学教授中的一员。

    《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一书认为在梁的一生中,一以贯之的是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对专业的热爱以及对专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互动关系的信念。1928年至1949年,梁的思想历程可概括为:从一个布杂古典主义者出发,持续吸收现代主义思想,努力向一个现代主义者转换。但是1949年之后,梁的建筑思想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为了跟上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梁不得不在思想上频繁地自我否定,最后在彻底的迷失中去世。他在1944年完成初稿的《中国建筑史》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最高成就,直到去世,梁也没能“改善”他的《中国建筑史》。

    朱涛认为揭开这段历史是沉重和痛苦的,但是若回避它,则是唾弃了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

    为本书写了推荐文的夏铸九先生虚拟了梁思成的幽灵在说话:“朱涛写我与我的时代这样的书与论文应该受到肯定,这是必须要做的事的第一步,比起那些空洞的缅怀和颂扬有意义得多。”“然而作为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后留学美国哥大的年轻一代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史学家,朱涛始终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你们不理解我对政治与专业结合的真诚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从你们现在的语境与世界观中曲解了我的用心吧。”

    书评人梁文道认为这本书让读者“看见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局限,看见了他们的挣扎和痛苦;这恐怕才是对梁思成的最大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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