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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风兴盛的举人村

        2、文人辈出又称“举人村”

        站在村中向东看,是层层叠叠的青翠山峦,在刘长海的指点下,依稀可见在距灵水10公里的髽髻山上,有一个站在山顶上的石人,他高高站立远眺家乡,向村中招手,似乎在向家乡告别,又像是教书先生在抬着胳膊写字,这便是灵水八景之一的“东岭石人”,村人传说灵水村出文人与此独特景色有关。

        京西流传着一句谚语:“清水的腿,灵水的嘴,桑峪村蚕丝成大捆”,道出了各村的特色,刘长海向我们解释,这“灵水的嘴”指的是村中多教书先生和打官司的讼师,总之都是文化人,灵水村是公认的京西最有文化,文人最多的地方。

        千百年来世代沿袭的读书之风赋予了灵水村儒雅的气质:讲究的宅院,斑驳的砖瓦,寺庙的残垣,老宅的天井……甚至连那些千年古树的枝叶里都仿佛记忆着灵水村的学子们诵读的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

        刘长海告诉我们,灵水虽然只有200余户人家,但自古有崇尚文化的遗风。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出过22名举人,2名进士,10余名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到了近代民国初年有6人毕业于燕京大学。一个封闭的深山村落,文化底蕴居然如此深厚,实属罕见,所以“举人村”的名号不胫而走。

        正是这种对文化的认同,灵水村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史料记载,自大明永乐八年(1375年)村中即有社学,私塾更是众多。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家中守孝的举人刘增广倡导在木城涧玉皇庙建立新式学堂,此为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灵水村中的新式学堂也在八年后兴建,1934年,学校迁到村中龙王庙,学生人数达到六七十人,全村的孩子无论贫富都可上学,教师的工资由村里负担。在灵水村,教师受到格外的尊敬,所以,这里的教书先生最多,有“灵水先生遍京西,灵水教师桃李满斋堂”之说。

        在村中向东北山坡眺望,可以看到翻修一新的文昌阁和魁星楼,文昌帝君是主管功名利禄的神,魁星负责“朱笔点魁”,这是读书人供奉的神,在山区乡村是极少见的,却在灵水村落户数百年,可见文风之盛。

        灵水村为什么出读书人呢?刘长海分析,这和灵水村的地理历史环境分不开。首先,灵水村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物产丰富,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其次,这里原是军饷通往沿河城古道的必经之处,军饷是戍边将士的后勤基地,沿河城是边关的守备城池,因而古道上来往的官员、客商很多,从而使灵水村人对外交往频繁,眼界开阔。

        “灵水村人早早悟出‘学而优则仕’的真谛,借助科举制度改变命运。要读书就要有钱,有钱就要经商,经商必然要走出去,能出去的人靠的是文化,有了钱可以更好培养下一代,这是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正是‘地灵育人杰,人杰富一方’。”刘长海道出了几代灵水人的心路历程与生命轨迹。

        3、保留多处举人宅院

        “举人宅院”是“灵水八景”之一,可见,来到灵水,著名的举人宅院是不能错过的地方。灵水村现有多处举人故居遗址,如刘懋恒、刘增广等故居,这些宅院多为三进和五进的四合院,建有门楼、影壁、高台阶、大板门,过厅宽大,雕梁画栋,墙壁磨砖对缝,墙体厚实,砖雕简洁而讲究,花饰质朴而秀美,建筑风格颇有“乡村士大夫”风范。

        刘长海遗憾地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多次放火烧村,许多古民宅被烧毁。“全村162套四合院中,现存的明代民居宅院共6套,房屋22间,清代宅院民居约120余间。被烧毁的房子大多按照原来的建制重修的。”虽然灵水村的这些古宅院大多年久失修,已经失去了昔日风采,但是仍能看出不同凡响的明清建筑风格,可以追溯主人的仕者风范,也可以想象村中书生为考取功名十年寒窗的磨砺。

        刘懋恒是灵水村几代传颂的名人,他堪称神童,13岁考上秀才,16岁考中举人,授内阁中书,以“敬天勤民”的论述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曾任山西汾州知府。他刚正清廉,乐善好施,赈济灾民,60岁去世后家人也得到了皇帝敕封,以示嘉奖,他是灵水村的荣耀。他的故居也是灵水村最引人注目的宅院之一。

        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宅院中高达2米多的地基是长方形大块石料砌成,建于明朝,房屋几经翻修,地基坚固无比。它原是一个五进相连的大四合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个独立的院落,虽然很多已经残破,但是留存下来的跨山影壁、垂花门、具有江南韵味的隔扇,仍可想见当年的规模和精致。尤其是走进保存完好的后院,静谧宜人,满是花草树木,褪色的木制窗棂上贴着发黄的窗纸,让人不禁联想,曾几何时,庭院深深,大家闺秀在窗前穿针引线的情形。

        另一个著名的大宅院便是被称为“一门五举人”的明代富绅刘增昆的宅院,这是东西向的五座相连的四合院,共有90多间房子。刘长海告诉我们,这家宅院在雍正年间住着刘增昆的后人,名叫刘明玉,生有五子,各个文采出众,五兄弟全部考上了举人,在斋堂一带传为佳话,于是,这座宅院被命名为“吉星堂”。

        在另一处谭家大宅中,我们看到了京西唯一一处人物典故的砖雕。只见巴掌大的青砖上,雕刻着植物、山水、桥梁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姿态生动,韵味古朴。一望而知是“高山流水”和“张良拾履”的故事。从这独特的砖雕便可品味出灵水村浓浓的书香,“砖雕刻出了灵水读书人的人生追求:一是高山流水觅知音,二是得遇贵人报效国家。”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这便是灵水人情怀与抱负。

        据说,村里最气派的宅院并不只是这几位举人的,而是一名富商建起的九间九檩豪宅,可是后来他听说这种建制的房子只有皇上才能住,普通百姓住了会被杀头,于是他连夜将新建好的房子烧了,避免了杀身之祸。这座传说中的豪宅如今只能看见被火烧剩下的一段木料,村人说这段老木常年渗出油脂,像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好似在替主人惋惜悲伤。

        4、“秋粥节”全村人一起喝粥

        灵水村被称为京西最有文化底蕴的村落,不仅仅是因为举人多,如果说举人是灵水村有形的文化遗产,那么,这里还有很多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那就是代代相传的乡村文明信约,形成了质朴而美好的民风民俗。

        很多京西一带的老人都知道,每个村都有公共碾房,石碾供全村人使用,很多碾房都写着“君子不争”这几个字,倡导村民在使用公共设施时礼貌谦让,而这几个字便是从灵水村开始出现的。

        据说,灵水村举人刘懋恒官至山西汾州知府,为官清正,深受当地人民敬爱,在他迁任时,当地百姓想送他礼物,又怕他不收,就送了一盘石碾。刘懋恒将石碾运回村中,供大家公用,有村民为了争着使用石碾发生纷争,于是,灵水村的另一位举人刘增广在公用碾房的墙壁上写下“君子不争”四个大字,引导人们发扬谦让美德,成为一种公共信约。这种风气后来感染了斋堂川的其他村落,成为一种乡间的君子之风。

        而灵水村八角龙池边的《三禁碑》则是北京最早的自发保护水源和生态环境的约定。村西的南海火龙王庙的墙壁上至今还镶嵌着一块300多年前为保护这里的八角池水源而铭刻的《三禁碑》。碑的全文是:“大清康熙岁次辛未仲夏初旬,合村聚会。庙前池边,禁止污秽,堆粪洗衣,如有违反,鸣钟议罪,罚供祭神,使知警畏,凡我村民均相劝诲,刻铭于石,流传后辈。池内三禁:凶泼投跳,愚顽搅混、儿童汗溺。池台三禁:宰杀腥膻,饮畜作践,浆衣洗菜。”这样的环保意识确实令人敬佩,可以说,是文化知识和修养使得灵水人更富有对于家园保护和热爱的情愫。

        据说举人刘增广还带头制定了“猪羊圈养” 的规定,并且煞费苦心地“从我做起”。他故意将自家的两头猪放到街上,并带家人去追。待猪跑遍全村,全村人都来看热闹之时将猪捉住捆好并杀掉,把肉分给村民,带头接受惩罚。这种独具匠心的严于律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至今灵水村的男女老幼还都能随口说出“猪有圈,狗有链,鸡有绊,养猫户户串”的民谣。由此看来,几百年前的“村规民约”是多么深入人心。

        灵水村还有一个闻名京西的节日——秋粥节,听完这个节日背后的故事,我们更能感受到灵水村人对扶危济困美德的倡导,以及对和谐生活的向往。

        举人刘懋恒和父亲刘应全曾三次大规模赈灾。第一次是顺治初年,斋堂川发生灾荒,刘应全“遂捐家资数千金,以赈贫困救济灾民。”朝廷知道后,封刘应全为迪功郎。康熙七年(1668年),京郊洪水,以后又大旱。刘应全和刘懋恒父子先后捐出粮食三千七百多石,救济了万余人。康熙三十年,“山西大灾,晋地绝收”,出任州知府的刘懋恒“带头捐家资,并下教属邑,令计口公赈,赖以更生者六万余人。”

        为纪念刘懋恒父子三次赈灾的义举,教化村民,清末民初起,举人刘增广提议每年立秋时节村人一起喝粥,以示纪念。此后,每年立秋都要举办“秋粥节”。全村人你出一斗米,我出一把豆,没钱的添一瓢凉水,加一把柴,全村人一起熬制成粥,不分男女老幼一起捧碗喝粥。

        近几年,灵水村重新恢复了“秋粥节”的习俗,立秋这一天的清晨,在村口的广场上,会架起大锅熬粥,全村男女老幼以及附近的村民,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可以尝一碗热气腾腾的粥。

        从这一碗粥中,可以品尝到京西质朴的乡村文化,感受到这里浓浓的人情儿。         张 鹏     摄影  张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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