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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安门,曾经风雨间

        ■吴雅山

        地安门曾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标志建筑之一,位于景山以北、鼓楼以南。在明清时期,地安门可不是一般人进出之地,因为进了地安门,就是皇帝居住的区域。上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其中的日本军队占领了鼓楼,在地安门,清军为保卫皇城,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24年后,被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出地安门回到出生地醇亲王府。1954年,地安门被拆,如今,即便很多老北京人,也早已忘了它的模样。

        荣禄护慈禧“出逃”

        在地安门阻击日军

        在我出生的那年,地安门已经被拆除5个年头了。从小到大虽然地安门天天挂在嘴头上,但同龄人谁也没见过。后来,我偶然在一张老照片中,看到了风雨沧桑的地安门,凝神静想,不禁感慨万千。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其中日本军队由朝阳门攻入北京城,而后一路烧杀抢掠,占据了鼓楼。侵略者们知道,只要再攻破地安门,就可以直捣皇宫,甚至幻想一睹慈禧老佛爷的寝宫。然而,令日本军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地安门遇到了清军的顽强阻击。

        日本侵略者低估了地安门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也低估了中国人的血性;地安门是皇城的北门,历史上皇帝北上出征巡视、亲祭地坛诸神、颐和园游玩踏青等,多从地安门出入。此时面对外国侵略者,为了大清国的荣辱、为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荣禄统领的皇城护军,用血肉之躯,在地安门前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他们为光绪和慈禧的“出逃”赢得了时间——北京,头一回成为一座没有皇帝的都城。

        著名史学家金启孮的外祖父额勒贺,当年就是荣禄部下的营官,奉命率兵守卫地安门。在《北京的满族》一书中金启孮写道:“日本兵都趴在地安门大街两边的铺面房上向下射击。我军却暴露在地安门前,就这样和敌军鏖战一天。后来敌军用大炮把地安门轰塌(后又重新修建),我外祖父的乘马也被打死,才步行率军队退却。这一战主要是阻止日军入宫,不让他们发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出走。在这方面他完成了预定任务。”

        著名作家老舍之父舒永寿系正红旗护军,他就是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以身殉职的。据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回忆说,老舍的父亲就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就是《正红旗下》小说中的那位多才多艺的二哥福海。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他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便自己爬到这家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老舍父亲小小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通过老舍父亲殉职的情景,可见皇宫保卫战之惨烈。

        有文字记载,当时,慈禧率光绪及大阿哥浦口等,在清晨6点才仓皇决定出逃的。“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一同登车,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踉踉跄跄,形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扈从队伍。路线则是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疾步西行,至上午8时出西直门,天忽细雨,从者皆未携雨具,悉被淋透,其状萧索凄苦。”

        溥仪出地安门回到醇王府

        地安门在百姓口中还有个俗称:“后门”,与正阳门的俗称“前门”相对应。

        朱家溍撰文说:“地安门俗称后门,因而(万宁)桥也就随着叫作‘后门桥’,这座桥和正阳门五牌楼下的正阳桥、天安门前金水桥、太和门前内金水桥,是同在中轴线上最北的一座大石桥。我少年时还看见这座桥完整的白玉石雕栏,东西两面桥墩上石雕形状的水兽,伏在闸口俯视着桥下从西往东流的水。”其实,细究之,这个后门看似与前门相对,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地安门的重要,京城百姓常常将地安门挂在嘴边。说话聊天,出不去三句半,话题准又绕到地安门来。当年京城百姓都清楚,只要地安门的中门大开,就有可能是皇上要出行。于是,不少百姓们常聚集在地安门周边,为的是目睹皇上的尊容,以求沾点“仙气”。宣统年间,末代皇帝溥仪年轻好动,整天在宫里憋得难受,便买了辆汽车,有空就带着妻妾、内务府大臣、护军统领等到颐和园、香山等处游玩闲逛。后来,清朝灭亡,溥仪还住在紫禁城。溥仪出城时,北洋政府的军警机关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在地安门周边布好警戒,并在溥仪必经之路(当时称“御路”),清水泼街,黄土垫道,恭候溥仪出城。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的部下、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的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走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出地安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府(后海北沿),只是此次出地安门少了皇帝的威严,但也不是传说的那么“狼狈”。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这时,冯军方面已给我准备好汽车。第一辆坐的是鹿钟麟,我(溥仪)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坐的是第三辆,张壁则是坐上第四辆,绍英等人则坐了第五辆。于是就‘浩浩荡荡’地到了我父亲(载沣)所住的地方——德胜门内什刹海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地安门是出入紫禁城的必经之路,此时溥仪坐在车内,想必是感慨万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年明朝时,皇城内除去紫禁城、西苑太液池,其余的地方仅内官署和二十四衙门就把皇城填满了。所以,一般人等是不可能在皇城内安居的。清朝时,皇城之内仍为皇上宸居,诸王在内居住,汉官大臣更是禁止在皇城以内居住。所以,地安门外才是人间俗世。皇亲国戚也大多住在什刹海周边安营扎寨,地安门自然成为通往紫禁城的交通要道。

        北京史研究专家方彪撰文写道:“拱卫紫禁城的侍卫和亲军营、护军营官兵大多出入地安门。内务府七司三院的官吏、苏拉也由地安门进出。掌管北京城防、治安、司法、市政的步兵统领衙门位于后门桥东的帽儿胡同。略加统计,活动在后门桥一带的‘八旗官人’有五万人以上。这些都是‘吃皇粮的’,属于‘敢花(钱)的主’。再说,什刹海周边又多王府、官邸,显贵们更是高消费者,所以后门桥一带的商业异常繁荣。”当时,由内城到外城,只有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个城门,而正阳门还不能走。所以,交通堵塞早在百十年前就是个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地安门外的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了。

        拆除前

        美术生画下地安门“遗照”

        据有关文献记载,地安门始建于近600年前的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筑设计十分考究。其门洞方方正正,窗户扇也呈长方形;而天安门的门洞为半圆形,窗户则是半圆形状,寓意“天圆地方”。

        地安门为砖木结构的宫门式建筑,在地安门内左右两侧各有雁翅楼一座,为二层砖木结构楼。为便利交通,地安门及雁翅楼于1954年一同被拆除。

        在翁立所著《北京胡同》中写道:“地安门共五大间,地基只有数尺,门北与马路平,门南稍向下斜坡。中间的三大间,是大门洞,东西各一大间,是守门人员和更夫住的地方。红墙黄瓦,门上的大横梁,是用起重机拆下来的,墙与地基则用推土机推倒铲平的,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拆平了。”

        久居地安门附近的郑大爷回忆说:“地安门的门洞行人随便走,驴车马车牛车任意行。给我印象特深的是从口外(张家口)进京的一队队骆驼,时常在地安门歇脚。在城里大马路上看那么多骆驼是小孩的乐事:骆驼的脚那么大,腿是那么长,肚皮那么圆,身子那么高,鼻孔一张一张的,大嘴巴还噗噗地喘着粗气……”

        郑大爷至今也十分不解,这么古老的城门楼子,怎么说拆就给拆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当年有位学美术的学生张先得,听着信儿后忙带上画笔和颜料赶到地安门前,花了三个小时画了张地安门的水彩画,将地安门的雄伟英姿永久记录下来,也为他心中的地安门留下张珍贵的“遗照”。

        如今八十余岁的张先得动情地说:“我对地安门感情特别深,上学的时候总去那玩儿。那时候地安门相当新,尤其两边耳房台阶,都是很宽的青白石台阶,好多老头夏天都躺在那里睡觉、下棋,那是非常好的地方。”张先得说,地安门被拆除以后,他每天下班走在地安门大街平整的马路上,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在地安门被拆除之后,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时常站立在地安门十字路口,眼神发愣,黯然神伤。老人姓杨,年轻时就在地安门城根儿下摆烟摊,卖水果。虽说是小本经营,养家糊口不容易,但是守着地安门这块宝地,有左邻右舍、街里街坊们的欢声笑语,杨先生每天都活得有滋有味儿。那时候,到了傍晚,杨先生就打开话匣子,人们便三三两两地凑到烟摊前,谈天说地,家长里短地聊闲篇儿。赶上杨先生兴致好时,便取出他那头号大空竹,为大家表演上一段拿手绝活儿。那空竹抖起来嗡嗡作响,不断引来喝彩之声。烟摊儿前后,人气十足。

        转瞬间,地安门说没就没了,望着空荡荡的大马路,杨先生的心情失落到极点。他索性关门歇业,坐吃山空。正因如此,他的两个儿子杨燕生、杨金生也摆脱了给父亲当小伙计的差事,应征入伍,分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陆军战士,杨先生也光荣地成为了革命军属。以后,望着儿子寄回家的立功喜报,杨先生的脸上才现出久违的笑脸。

        时光飞逝,转瞬间60多年过去。当年在地安门门洞中玩耍的小孩子,如今也已经七八十岁了。那些对地安门只言片语的回忆,也逐渐变得有些落伍。特别是2011年,地安门复建方案被否决之后,其东边的锣鼓巷和西边的荷花市场日渐火爆,最终人满为患,以致专家学者献言献策。但不远处的地安门,却少有提及,连个地标牌都没有。这座经历了炮火硝烟,见证百年历史的古老城门,虽然早已成为城区街道的地名,但它的“魂”依然存活在京城百姓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