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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们爱看什么样的“反腐”小说?

        张玉瑶

        清官政治:

        从公案小说到谴责小说

        若说根深蒂固于人们脑海中的“清官”形象,第一名当属“包公”包拯。包公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在其历史上刚正不阿的名臣原型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奇的加持和演绎。从元人杂剧、明代《龙图公案》到清代石玉昆的经典传奇《三侠五义》,包拯一直被塑造成一位为民请命、替民申冤的青天大老爷形象,不仅负有来自朝廷命官的使命感,还代表着绝对的正义和智慧,在民间被进一步神化。

        人们对“包公”形象的层层塑造,无疑反映了古代社会对“清官”革除政治黑暗的诉求。在“人治”的社会里,一地人民能否生活得安宁富足,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当地父母官是“清”是“贪”,“清官”是碰运气的事情,但也是惟一能够指望的。但《三侠五义》还是有些不同,在对刻画清官之外,还着重写了“侠”的部分,正是在展昭、“五鼠”等侠客的协助下,官员才得以继续完成除恶扬善的事业。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两个类型合流,其实也是清代的趋势,清官平反冤狱、惩暴护民,侠士铲霸诛恶、扶危济困,其志一也,能结合成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正义共同体,在体现民间趣味、增进阅读传奇性的同时,也体现出某种封建式的愿望——人民愿意并强烈希求归顺和跟随好官。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总结这类侠义公案小说时道:“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骏,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可谓一语中的。

        如果说《三侠五义》等书涉及朝廷官员及其关系的描写,可以视做初代官场小说的话,清末的“谴责小说”则十分直接地呈现了封建末期的官场生(丑)态。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等,将描写对象从“清官”、“好官”移向了“贪官”、“昏官”,尽现官场腐败龌龊,极尽迎合、钻营、倾轧之能事。但这一系列的谴责小说,虽名为“谴责”,也只能是全面展现暴露“腐”而无力去反,如刘鹗《老残游记》开首那艘即将倾覆的船。

        但或许更有价值的是,此时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清官”的反思开始出现。《老残游记》中写到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廉酷吏”,总结道:“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这个观点的提出,不仅是针对个例,亦探入并拷问了封建社会“清官信仰”的法律文化,意识到若没有制度的保证,海清河晏的政治局面是无法系之于一人作为之上的。

        反腐作品的兴起与沉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反腐题材作品层出不穷,改编的电视剧一度盛行荧屏,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体制改革的盘根错节、阻力重重,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矛盾,容易滋生腐败,却也给予文艺作品以生长之地。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个事实再次适时地给予了印证。

        “现实主义”的大旗落在典型人物上。“典型人物”的塑造,一度是最首要、最关键、最富有标识度的创作要素。陆天明的《苍天在上》中塑造了一位励精图治的代理市长黄江北;张平的《生死抉择》曾经是全国党政机关干部组织观看影片,塑造了一位经过痛苦抉择、最终坚持了党性良知的市长李高成;张平的另一部代表作品《国家干部》中,塑造了一心维护人民利益、与各种腐败乱纪做斗争的市委副书记夏中民;《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此前也曾塑造了《忠诚》中不畏困难、大刀阔斧改革的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绝对权力》中坚决查处腐败绝不姑息的省委副秘书长刘重天等等。这些作家被视为“反腐作家”,而他们笔下的这些主角无一不洋溢着理想化的光彩,为不断受到冲击的时代价值观树立着意识形态标杆。

        可以看到,此时作为主角的,往往是省委、市委书记这样的一把手。他们有些类似古代公案小说中的“清官”,据有比较高的地位,自身清正廉洁,也是新时代惩治腐败的希望所在,从结局看,最后也都能够获得反腐斗争的胜利。但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正面人物虽然总体上还是“高大全”式的,但也多少褪掉些脸谱化的调性,和公案小说中的“青天大老爷”形象相比,他们开始面临某种合理的“生死抉择”,如张平笔下的李高成,当发现一手培养自己的老领导、身边的妻子都和腐败牵连时,如何在亲情和党性之间作出正确选择,探讨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单是个立场上的政治问题,也是个更为纠葛的人性问题。另一个变化是,调查侦破情节的曲折性、悬疑性大为增强,反腐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解谜的过程,在立场的正确之外,也可视为是艺术的创新。

        2004年开始,反腐剧渐次沉寂,这自然是政策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某些现实的原因:当这个时代从“神化”到“人化”、从人治到法治,社会的安定不再惟一仰仗“清官”,人们也不再绝对信仰“高大全”式的概念化人物时,他们率领的反腐事业就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并不是人们熟悉的、触之可及的“现实主义”(新的现实主义,变成了《蜗居》、《小别离》等)。而更加矛盾的是,腐败一直在现实中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却不能够像在文艺作品中那样有效地得到惩治。

        《人民的名义》何以圈粉?

        不能不说,暌违十多年之久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诞生于一个最为恰当的时机:国家“烈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事业见成效,贪官纷纷落马,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事实将普通人的目光重新牵引回了“反腐”这一久别的题材,而不会令人有种离现实太远的突兀感。当反贪腐进入制度层面,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高调日常,追反腐剧也成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日常。

        为了让这部有政策和商业双重风险的作品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制片方做了很多努力,譬如将陆毅饰演的检察官侯亮平塑造成有点“雅痞”的“猴子”形象,年轻俊朗,区别于以往反腐剧中沉郁顿挫、眉头紧锁的中老年男性。但圈粉的并不单是侯亮平本身,而是他背后的检察制度——从代表了制度完善的高智商检察官的角度去写反腐,而不是从人的角度去塑造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而检察官擅长抽丝剥茧的分析调查,破除重重阻力,在扑朔迷离中搜索真相,又带上了一层年轻人热衷的美剧的面影。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视做一类“职业剧”,呈现出一种专业精神。

        但“准美剧”的形式之外,依然内嵌着的中国式关系的内核,才是更值得咂摸的地方。与十年前的反腐剧相比,正面人物不再好得美玉无瑕,反面人物也不再坏得能一眼望穿,而是深深隐藏在各自的性格和中国官场复杂的政治态势中。从接受层面来看,有性格有脾气的“达康书记”,反而比显得理想化的侯亮平更有人气,因为这样的形象更接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生硬的概念。这些都建立在现实人性原本的复杂面相上,善和恶不是被事先划定的两块区域,而是各有缘由。

        追剧的观众每天都在揣想幕后“大Boss”是谁,分析剧中高层一举一动中深含的意味,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活动。除了角色的人格之外,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投射出的中国当代官场的关系,才更为普通人津津乐道。不难发现,《人民的名义》中有着非常多的裙带关系,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无法孤立于一张关系大网之外,无数的汇报、电话、私交、密谋、勾结,使得其不仅是个反腐小说,也向范畴更大的“官场小说”靠拢。对于普通读者、观众而言,更富有吸引力和追剧动力的,其实并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对反腐成果的展示,而是他们自己从中窥视到的官场政治生态。毕竟,市委、省委书记级别的政治生活,是一般人认知以外的陌生领域。这一种“窥视”心理,是一种外在的观看趣味——在中国官场的展示上,“美化”和“丑化”或许都不是最好的手段,最好的还是纯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书写,将现实中的微妙关系完全移植进去。

        但这样的群体窥视,天生有可能和有关部门要求的“要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相左。尤其是有了不同于十年前的新媒体技术、消费主义和“粉丝文化”,当这些新的文化生态成为了传播推手、年轻人将反腐英雄作为偶像崇拜时,就需要进一步分辨读者、观众的心理:是好奇、震惊还是恐惧?——这涉及到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天生带有官方因素和使命的《人民的名义》不是《纸牌屋》,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无论它如何“好看”,其最终落脚点也需要像所有反腐小说一样,产生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警示和反思,而非停留在“走红”本身。

  • 《人民的名义》火爆
    不光是因为
    写副国级贪官

        ■须叔

        《人民的名义》的火爆是意外,也是意料中事。分析其原因,一句话:时势造英雄。

        时势是什么呢?意识层面上,是中央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狠抓惩治腐败的结果。反腐败已成为各界共识,以从未有过的力度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昭示着我党反腐工作的新常态。在心理层面上,则是人民群众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从接受、感受到呼吁反腐斗争而产生的迫切情感需求。

        文学的使命是挖掘历史、记录时代、警示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使文学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更加明确,即为读者创作更多贴近时代、反映民意的作品。在这个背景下,描写反腐反贪的作品必然成为重点。

        在《人民的名义》推出前,读者、观众已经有十多年的书荒和剧荒——由于十多年前反腐剧和涉案剧数量泛滥质量高低不一,监管部门下文对其进行整顿,从此这两大现实主义题材双双退出视线。在那之前,曾出现过《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黑洞》、《生死抉择》等重量级反腐力作,改编的电视剧也深深感染过观众,产生了一次次的收视高潮。然而,一个题材反复、无度的开采,造成受众审美疲劳,2004年的行政干预直接导致了这个类型图书、影视的缺位。

        在新形势的带动下、在群众的期盼中,反腐题材重回书桌荧屏,已成必然。更何况,《人民的名义》情节过硬、有了重要突破,反面角色的最高级别直至副国级,也因此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反腐著作”。这横空破冰的第一部反腐作品因此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这对作者们也是个很好的提示:一是不要挤热点,二要懂得扬长避短,三是蛰伏不是坏事。周梅森在2004年完成反腐长篇小说《我主沉浮》后,2005年转入纪念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抗日胜利60周年的中篇《国殇》,2008年又以一部阶段性力作《梦想与疯狂》作结,尝试从官场权力角斗,向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交锋的艰难转型。之后就一直沉入自我生活,直到十年后,才以《人民的名义》回归。近十年的沉寂,并没有使他因此转入其他热门题材,也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政治大戏,这是一种可贵的坚持。

        同时,在具体创作上,也需要紧跟形势。周梅森一开始的写作计划里,落马官员并没有出现副国级高官,最高级别就到省委副书记,是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的批评让他警醒:“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反腐形势这么严峻,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他才从十年前的习惯中扩大了视野、鼓起了勇气。所以他一再强调,写作都来源于生活,现实比小说更精彩。

        毫无疑问,未来我们一定会持续看到一大波反腐小说、影视剧的井喷。其实,文艺界反腐题材创作的逐渐回暖已经不短了,如电影《黄克功案件》上映、央视春晚连放三个反腐小品、反腐打黑题材电视剧《人民检察官》、《国家行动》、《纪委书记》等的集体回归等,而《人民的名义》只会把这股热潮推向一个高峰。

        一个题材扎堆可能会带来疲劳,但读者观众更怕的是越写越滥、毫无诚意。好的真诚的作品,永远都会受欢迎。因此这一次,作家应发挥所长打造精品,监管部门应及早规划、避免无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