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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路,文脉自古相通

        “一篇评论文章本身即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小说或长诗逊色。”这是著名小说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套盒》中写下的话。

        所谓“中国套盒”,是略萨常用的小说结构方式,即一个故事嵌套另一个故事,犹如大锦盒内装着小锦盒。略萨表示,这是他从古代中国话本中学到的技巧。

        在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中,不乏“中国套盒”式文本。

        然而,巴尔加斯·略萨显然忽略了,阿拉伯文学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采用了该结构。在中世纪阿拉伯,有一种被称为玛卡梅的独特文体,写法与古代中国话本接近。

        话本是否曾师法玛卡梅?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东西方文脉的对接,中国小说曾取得长足进步,而西方十四行诗的辉煌中,可能也有唐诗的功劳。

        文学的天空是开放的,最能展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名言)之真味。

        四大传说半数外来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但此前中国与西亚已有往来,青铜、小麦得以传入中原,粟则自东向西。在古汉语中,“麦”本意为“来”,可证是舶来品。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王母即来自不同文化,据《后汉书》,她住在今伊拉克,可据《汉书》,则在地中海。张衡、扬雄等在诗中均提到过西王母,托名晋代葛洪著的《汉武帝内传》生动地描写了西王母的出场:“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或驾龙虎,或乘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麟,或控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万。”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在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两个(牛郎织女、白蛇传)与印度相关。

        陈寅恪先生认为,嫦娥奔月也是印度月神故事的翻版。该传说是后来许多作品的母题,如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二十四孝”传说中,有三个来自印度,即“割骨疗亲”、“卧冰求鲤”和“鹿乳奉亲”,均为佛经中的故事。

        “变文”改变了中国小说

        汉代外来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神话与传说上,到唐代时,则对中国小说和戏剧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胡适先生曾说:“印度人的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试看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学如《列仙传》、《神仙传》,何等简单,何等拘谨!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传》,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的大影响呵。”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唐前小说多三言两语,形式简陋,梵剧传入改变了此局面。

        梵剧源于公元前8世纪,盛于公元一至五世纪,它用且歌且舞的方式,表现史诗和市井故事,后佛教加入更多说教色彩,常用它来劝世。

        汉代宫廷已有梵剧,但皇家仅采其乐舞。到唐代时,佛教勃兴,以都城长安为例,天宝前成规模的寺庙已达91座,彼此激烈竞争。为赢得更多信众,有的寺庙以培植异花取胜,有的寺庙以珍贵舍利取胜,更多寺庙采用了“俗讲”方式。

        “俗讲”是梵剧变种,即以一人或几人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深奥的佛理。“俗讲”多长篇,可持续吸引听众,各寺争相礼聘擅长“俗讲”的僧人。

        唐代末年,四川已有民间艺人在模仿“俗讲”,以后发展为说书、鼓子词等曲艺形式。

        “俗讲”中一些优秀内容会被笔录成文稿,即“变文”,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一些故事已出现在唐代“变文”中。

        “变文”在三点上改变了中国小说:首先,创作者为留住听众,注重故事的曲折,会主动“拴桩”、“解桩”,已采用“中国套盒”等技巧;其二,重视角色扮演,常以第一人称切入,生动自然;其三,多种文体混用,叙事中夹杂着诗、评论等,直到《红楼梦》时,中国作家依然尊奉此法。

        李白可能是十四行诗的鼻祖

        受惠于小说,报之以诗歌,因中文始于祭祀,抒情是其擅场。

        著名学者杨宪益先生曾提出,西方的十四行诗可能来自中国唐诗,因波斯11世纪时曾流行过鲁拜(即“四行诗”)体诗,代表诗人为欧玛尔·海亚姆(又译作莪默·伽亚谟)。和中国绝句一样,鲁拜体也是隔行押韵,而这种押韵法是中国魏晋时期的诗人们在梵语影响下创造出来的。

        13世纪,西西里岛诗人维奈写出欧洲第一首十四行诗,当时该岛处在阿拉伯文化影响之下。可见,从唐朝绝句,到波斯鲁拜体,再到十四行诗,有一个清晰的、自前向后的时间脉络。杨宪益先生认为,李白很多诗近于十四行诗,比如《花间一壶酒》便正好写了十四行。

        在韵律上,唐诗讲求平仄,与十四行诗强调轻重音相似。在格式上,律诗共8句,分为4联,作者一上来需“破题”,十四行也分“四小段”,开头的句子被称为“短歌”,也需点明主题。

        明末作家竟改写《伊索寓言》

        元代横跨欧亚,给东西方交流带来更多机会。丘处机、耶律楚材、廼贤等都是跨文化写作,此外还出现了“也里可温作家群”,即信仰景教(基督教之聂斯托利派)的作家们,史书上称他们“仕于朝,功名文学多显者”。

        元杂剧和后来的明清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另一高峰。

        元杂剧中大量使用外来语,且有《灰阑记》式作品,其故事在佛教、基督教典籍中均能找到,有学者认为与元代景教复兴相关,也有学者认为作者李行道是隐士,他参考的可能是《风俗通义》中记载的本土故事,与外来文化无关。

        古人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往往是信手拈来式的,如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李世熊曾撰随笔集《物感》,其中5篇竟来自《伊索寓言》,但经过改写,与原文已有较大不同。

        荀彧怎么变成了荀或

        在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之外,古代中国文学也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唐诗与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自不必说,甚至一些边缘作品也产生了巨大反响,比如中国的《搜神记》、《幽冥录》、《袁氏传》、《剪灯新话》等传入越南,致越南产生了《岭南志怪》、《粵甸幽灵》、《林泉奇遇》、《传奇漫录》等模仿之作。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越南使团返经广西桂林时,沿途采购多部中国书籍,其中20本被清政府没收,包括《智囊》、《千古奇闻》、《封神演义》等。1860年到1900年,越南小说多在中国广东的佛山县印制。

        1802年,泰国国王下令翻译《三国演义》,因缺乏译者,只能请华人口述,专人记录润色,可当时旅泰华人方言太多,且文化水平不高,致译文多误,如将“荀彧”译成“荀或”,显然是口述者识字不多。而“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则被译成“你有兴国之智,却不忠于国王,会成为皇权的敌人”,偏差亦大。该译本在泰国被称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因当时泰语还没有“小说”一词。

        望向海洋也望向内陆

        清代中期以后,口岸成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脉,但对文学而言,丝绸之路依然重要。

        为应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林则徐派人编译了《四洲志》,用两章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其中提到《一千零一夜》,林撰文称:“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

        此后俄国与东欧小说的译介成显著亮点,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在此之前,赴俄从事木材贸易的中国商人已将《战争与和平》梗概翻译到国内,流传甚广。1949年到1962年最高峰时,中国出版苏联文艺著作达2539种, 5千多万册。

        我们曾经错过什么

        为何丝绸之路文学深深打动中国读者?

        一方面,在近现代史中,沿线国家发展历程近似,经历了共同的挫折与困惑。丝绸之路曾是东西方交流的主脉,后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一度衰落,故沿线人民情感体验相近,容易互相沟通。

        另一方面,彼此有漫长的历史积淀,数代人交好的记忆,更易产生亲近感。

        然而,一切交流并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移,还需人类的创造精神参与其中,以为交流赋予价值。

        以玛卡梅为例,传到欧洲后,催生了“骑士小说”,后来的《堂·吉诃德》、《十日谈》等都深受玛卡梅影响,由此开启西方小说的辉煌传统。玛卡梅可能更早传入中国,但影响不大。只看《三言》、《二拍》,很难意识到我们曾错过什么,直到清末民初,大量西方经典小说涌入国门,国人始叹为观止。

        可见,既睁开眼睛看世界,且在交流中有所创造,方为负责任的态度。          制图 冯晨清 H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