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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曾祺的背后并非只有沈从文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这是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下的话。

        提起汪曾祺,人们会想到他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京派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但从文学成就看,汪不如沈。其中原因很多,但有一条常被忽视:在沈之外,汪曾祺另有师法,故汪的写作更丰富也更中性,却也损失了极端之美。

        “水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汪曾祺的这种心态,沈从文很难拥有。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了沈从文先生的灵魂,则汪曾祺多有缘儒入道的色彩。

        沈从文与汪曾祺一生彼此揄扬,但1949年初,沈曾写道:“金隄、(汪)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可见沈、汪不尽同。

        汪曾祺先生已去世20年,直到今天,真正读懂他的人仍不算多。

        1 被两本书定了终身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据他的子女说,汪家当时“算是殷实人家,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3岁丧母,一直与父亲同睡。怕他长不大,家人给他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寺庙、道观里记名,法名“海鳖”。

        小学毕业后,汪曾祺到江阴投考南菁中学,宾馆中多臭虫,他的父亲便用蜡烛的油滴杀臭虫,第二天早晨,汪曾祺醒来,见席上多蜡滴,始知父亲一夜未睡。

        汪曾祺初中时数学成绩差,他的老师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因他经常跳过论证步骤,直接得出结论。汪曾祺晚年曾写诗说:“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汪曾祺从小在爱的环境中长大,对爱更敏感,以至于他后来评价沈从文说:“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而忽视了沈从文小说中的冷酷与绝望。

        对沈从文式的“乡下人”,汪曾祺亦不太熟悉。1957年,单位为凑满名额,将汪划为“右派”,下放到湖南张家界农村,汪曾祺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地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1937年,日军占领江南,汪曾祺一度在乡间小庵(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受戒》)躲了半年,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只带两本书,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汪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2 费半天劲还是被西南联大除名

        1939年,汪曾祺如愿考入西南联大国文系,但在校成绩极差。

        学《西洋通史》时,汪曾祺精绘一张马其顿帝国版图,以充作业,被老师评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结果第一学期该门考试仅得37分,如第二学期考不到83分以上(即平均60分),只能挂科。结果汪考试时拉了两名历史系同学在旁,居然抄了个85分。

        汪曾祺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同学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零分。

        汪曾祺经常逃课,去昆明城泡茶馆,即“听他们的戏,喝他们的酒,害他们的病,种他们的花;日常如此,不以为意”。罗常培曾劝系主任朱自清收汪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体育老师马约翰也很反感汪曾祺,给了汪一个不及格。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学多留校一年,后又因毕业时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被开除学籍。

        闻一多很欣赏汪曾祺,常给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学让汪代笔写了篇作文,闻读后大悦,称赞说:“比汪曾祺写得还好。”但汪曾祺对闻颇有微词,认为他太关心政治。

        上大二时,沈从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师,沈共开了3门课,即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每门课一学年。汪曾祺后来说:“讲得很糟,可以说沈先生不会讲课。”但汪曾祺从没逃过沈的课。

        3 给汪曾祺的习作打了120分

        汪曾祺说:“我……一九四〇年就发表小说了。”“那是沈从文先生所开‘各体文习作’课上的作业,经沈先生介绍出去的。”

        据学者李光荣考证,汪曾祺最早一篇小说为《钓》,发表在1940年6月的《中央日报·平明》上,此时沈从文还没教汪。《平明》的负责人凤子与沈从文相熟,编辑程应镠还是沈推荐上任的,加上沈后来多次向媒体推荐汪的小说,汪曾祺可能因此而误记。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不太好过,当时还是学生的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此前沈曾作为嘉宾到西南联大演讲,现场便有学生“愤然离去”。

        在教学中,沈从文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写”,除给出长篇点评外,还援引名著中近似段落,加以对照,汪曾祺感到受益匪浅。沈从文对汪也很欣赏,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沈写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林蒲、穆旦、辛代、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也上过沈从文的课,但沈对汪曾祺另眼相看,汪的小说《灯下》《小学校的钟声》等都是沈推荐发表的,沈还曾给汪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直到1965年,沈从文还认为:“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4 列入京派门墙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谋生艰难,曾在昆明市郊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老师,1946年到上海,因找不到工作,一度想自杀。

        在北平的沈从文知道后,写信骂了汪曾祺一顿,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写信给朋友,帮汪找工作,称:“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

        经沈从文介绍,汪曾祺结识了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并通过李,与巴金相熟。在沈和李的扶持下,汪曾祺列入京派门墙。

        京派组织松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初期奉周作人为领袖,以废名的创作为代表,与左联、海派抗衡。周作人反对“为革命”或“为商业”的文学,主张“为人生”,即重视文学本身的优美,不与时代过多纠缠,接续了新月派文脉。

        鲁迅曾批评说:“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

        后来周作人不愿出头,废名停笔,杨振声成了京派领袖,但杨创作无成绩,沈从文渐成京派掌门,文学评论则由李健吾扛鼎。京派中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朱光潜、朱自清等各具特色,汪曾祺被寄予厚望。

        5 沈从文为汪曾祺抱怨老舍

        1949年后,沈从文“转业”,汪曾祺虽写出了《羊舍一夕》等,但与主流不合,反响寥寥。沈从文曾将怨气转嫁到老舍身上,说:“汪曾祺在他(指老舍)手下便作了十年小伙计,老舍就从不注意到汪写的短篇,比他还好得多!”

        沈从文早年对老舍较尊重,曾写道:“有个作家在许多人心目中都认为应当是个胖子,这作家就是老舍先生。老舍是不相识者理想中的胖子,丁玲却是女作家中事实上的胖子。”

        抗战爆发后,老舍偏重宣传效果,引起沈从文不满,撰文称:“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老舍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后,在台上“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在台下“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个人”。

        一次老舍做完报告,听众外涌,老舍叫道:“从文,一块走。”作家林斤澜记录道:“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

        1958年,周扬宣布老舍多管一些全国文联工作,请沈从文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沈坚决推辞。沈后来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1961年2月,沈从文劝汪曾祺:“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老舍去世后,沈从文给儿子写信说:“老舍不认识他(指汪曾祺)的长处,搞事务性多,长处难发挥,极可惜。”

        6 他把鲁迅排在沈从文之前

        “文革”中,汪曾祺参与了《沙家浜》等样板戏写作,沈从文说“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一点儿光荣”。

        1977年,汪被疑为“四人帮”余党,接受审查,据汪的子女说:“(汪曾祺)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小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

        1980年,汪曾祺因小说《受戒》轰动一时,此时他已年届花甲。

        汪曾祺一生未能写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成就亦不及沈从文。因在师法京派的同时,汪其实很欣赏鲁迅,他曾说:“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鲁尚排在沈前。

        据学者王彬彬分析,汪曾祺在句法、用词上,模仿鲁迅处甚多,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的文章没有形容词。”

        京派风格与鲁迅风格截然不同,很难调和,所以沈从文虽欣赏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却认为:“《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趣,而缺少其他意味的。”

        宗鲁而难达其思想高度,宗沈而难有其悲凉,故汪曾祺小说试图用趣味将二者黏合,汪曾说:“这些人真是,写了一辈子还是不会写小说。”就连郭沫若、茅盾,汪的评语都是“不会写小说”。

        然而,趣味至上的综合易入“低级的谐趣”,虽赢得读者,却也牺牲了文本品格,且易彼此重复。作文不同做人,太求“和谐”,难免善“用顺”而不善“用逆”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