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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留髯以记国难

        从没有人能在社会的大变动中独善其身,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卷入。80年前开始的全面抗战也是如此,每个阶层与行业的中国人民都投入到这场救国战争中,其中就包括刚开始发展的民族企业家。

        近代中国的工业不但技术落后,而且布局极不合理。在历史上,由于东部地区交通便利且开发较早,所以我国的工业一开始便大部分建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成了我国工业的荟萃之地。据1932年统计,上海已登记的工厂为1235家,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31.39%,资本额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工业集中在易被敌人攻占的沿海地区,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工业内迁就成为爱国资本家们的首选。

        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多家工厂的胡厥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组织江浙沪宁爱国民族工业家内迁,任中南区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

        这些内迁的民族工业为抗战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他们的经营却日益艰难,一些企业无奈关停。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抗战胜利却使更多的内迁工业面临绝境,因为国民党政府突然取消全部订单,并且未对机器设备的处置和工人的生活做任何安排。胡厥文等内迁企业家走上自救之路,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并参与了成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胡厥文从一名支持抗战的实业家,到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爱国人士的转变。

        1 内迁工厂支持军工制造

        胡厥文出生于1895年,是上海嘉定人,先后创办了上海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大中机器厂等工厂。早在1932年,他就用实际行动支援中国军队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推动下奋起抵抗。上海的工、商、农、学各界同仇敌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时值壮年的胡厥文团结同业,动员、组织起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厂。他说:“我虽不会打枪开炮,却可以造枪炮。”他们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前线作战。这些工厂虽然规模较小,人员和设备都很简陋,但是人均日产量却是普通兵工厂的5倍多。当胡厥文得知兵工厂生产迫击炮弹缺少人手,立即介绍了40多名熟练的翻砂工人前往支援。

        胡厥文为抗战日夜奔波,竟连胡须也无暇剃除,索兴留髯以记国难,并下定决心,不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中国,决不剃须。友人遂称之为“抗日胡子”。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胡厥文深知沿海地区的工厂关系着全国抗战大局,这些机器设备若用于抗战则能增强杀敌实力,若毁于战火势必削弱抗战的经济力量,一旦落入敌手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胡厥文和颜耀秋作为上海机器五金业的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明确表明态度:上海机器厂家自愿将机器迁移到重庆内地,以保证军事制造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决定着手组织工厂内迁。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并立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等厂方代表开会讨论办法,责令克日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委会指导及监督下进行工作。8月12日,以上海机器五金业为主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宣告成立,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任主任,新民机器厂的胡厥文和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源任副主任。

        在内迁动员会上,新民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新中工程公司、大鑫钢铁厂等企业带头报名,使在场的爱国实业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有的企业家还斩钉截铁地表示“誓不以厂资敌”。

        当时淞沪抗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工厂拆迁工作随时可能遭受日机的轰炸。“有时,工人正在抢拆机器,敌机飞来,不少人牺牲于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下,幸存者只有含泪把同伴的尸体抬到一边,咬紧牙关,继续前进”。

        胡厥文不仅自己积极带头,率先行动,还四出奔走动员,汗珠儿挂满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稍作休息。胡厥文所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在迁移中损失殆尽,但他却毫不在意。他认为虽然自己半生辛劳的成果葬送了,但这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付出的牺牲,这样做是值得的。

        2 民企成为“抗战中的火花”

        在胡厥文和其他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的146家工厂,1.48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了重庆大后方。内迁的上海民营工厂不仅规模大,而且数量多,技术水平高。如内迁的60多家机器厂被人们誉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坚工业力量。除了机器制造业外,还有不少其他民营厂在当时也是全国第一流的,这些厂构成了大后方民族工业的主力军。

        1939年以前,大后方民营工厂以生产抗战所需的军用产品为主。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些工厂每月可制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炮弹、炸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000多枚,机枪零件1000多套,小圆锹30万把,大小十字镐20多万把,地雷引信1000多个,军用钮扣500万个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赞扬,被称为“大后方工业生产之洪流”,“抗战初期厂长与职工为迁移工厂而流洒血汗所培养出来的花蕾”。

        1938年4月,迁川工厂联合会成立,胡厥文先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后又被推选为理事长。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几家在重庆的上海民营内迁厂。当他们一行来到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时,极为欣赏,并大加称赞。周恩来欣然为工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邓颖超也分别挥毫,写下了“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和“合作奋斗,发扬生产”的题词。

        1942年1月,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办了一次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参加展览会的有230个单位、97家工厂,共展出49类产品,充分地展现了以胡厥文为代表的爱国企业家和迁川各厂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供应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必需品的爱国精神。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西南国际交通线已受到威胁,工业资源进口困难,机器来源更成问题,内迁工厂的地位更加重要,其处境也更加困难。展出中,重庆渝鑫钢铁厂和中国兴业公司的冶金产品和机器模型,非常引人注目。人们把这些民族工业,特别是民营重工业的发展,誉为“抗战中的火花”。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还特地接见了迁川工厂的代表,对他们的爱国精神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3 内迁工厂的境遇悲惨

        胡厥文从爱国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认识共产党可以说是实现这一转变的起点。那是在1932年,胡厥文与一批实业界、教育界人士应当时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将军的邀请到西北考察。杨虎城特地派部队来保护他们,使胡厥文感到疑惑的是,沿途的老百姓见了他们,不知为什么都惊慌失措东躲西藏。随后,胡厥文才恍然大悟,原来老百姓怕的是国民党军队。

        一次,考察团找来了几个老乡,胡厥文热情地拿出自己所带的食品与他们边吃边聊天,老乡们感到胡厥文等人平易可亲,认定他们是工农红军。胡厥文不禁大吃一惊,共产党不是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不厌其烦地咒骂吗,怎么会深得老百姓的拥戴呢?

        几年以后,老友范长江从延安访问归来,胡厥文急切地向他了解了延安的情况。范长江介绍说,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居乐业,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清正廉洁。胡厥文听后深受感动,产生了对延安的无限向往之情。

        1937年,他所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工务主任郑汉涛为支援八路军抗日,准备到陕甘宁边区去。胡厥文由衷的赞同,临别之际还赠诗一首:“世事乱如麻,西北生彩霞。东南有郑子,内实而外华。心焉向往之,不惮阻且赊。壮哉誓茹苦,为国以忘家。志哉勿自堕,种瓜以得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日益暴露。爱国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中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虽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他们却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扶助,反而受到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和压迫,内迁工厂的境遇极为悲惨。以大后方的工业中心重庆为例,1940年工厂发展到871家,到1943年停工减产的竟达270多家。再从国民党统治区12种工业产品产值中官营和私营的比重来看,1940年官营工业占25.2%,私营占84.8%,到1944年官营工业上升为35.9%,私营工业则下降为64.1%。胡厥文对此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诗中写道,“抗战开时兴欲狂,勤工建国梦偏长。六年砥砺形情悴,直道难行最感伤。”

        有这样一件事使胡厥文感触很深。1943年春,他听说重庆国民党政府拨有专款帮助工厂解决困难,便特地由桂林到重庆拜会孔祥熙,先是见到了孔的老婆宋蔼龄。宋问胡的工厂办得怎样,胡厥文答:“还用问吗?要是支持得住,也不会找到政府头上来了!”

        宋蔼龄也直截了当地说:“政府的钱怎么能给那些支持不住的工厂呢?因为借得出去,怕他们还不回来呀!”

        事后,胡厥文愤然地对人说:“原来政府的钱都给那些‘支持得住’的工厂借去了!”

        4 抗战胜利后反遇绝境

        抗战胜利后,胡厥文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昔年敌阀昂头笑,今日酋皇府道哀。雪耻欢难已,除胡亦快哉!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三百杯。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作为一个中国人,胡厥文感到扬眉吐气,内迁工厂的劳资双方也都为胜利而欢欣鼓舞。不料,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取消与国内各厂商签订的所有订货合同。这不啻晴天霹雳,一时工厂全部停顿,工人生活没有着落。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决定,激怒了大后方各厂商。他们群情激昂地推举代表200多人,由胡厥文等率领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宋子文接见了胡厥文、胡西园等5位代表,开口就责问说:“你们算啥?来个三吓头,是哦?”

        待胡厥文等说明原委后,宋不耐烦地说:“什么工业不工业我全不懂,你们对我讲,简直是对牛弹琴。找我没有用,你们去找翁副院长去。”

        代表们强压怒火,耐心地向宋说明:因政府取消订货,造成工厂停工,结果坐吃山空,工资无着,有些工厂甚至连职工的伙食也难以维持,再加上外省职工纷纷要求发给路费返回家乡,使各厂一筹莫展。代表们要求政府能体念时艰,酌量收购一部分成品和材料,再不行,则请行政院收买厂房机器,也好让各厂遣散职工。

        宋子文听罢说:“这些破烂东西,不值得搬回上海,美国货好,价钱又便宜,送上门来,谁还要你们的东西!”之后宋即借故脱身,一走了事。

        代表们被人捉弄,事情又毫无结果,胡厥文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当时,民族工业面临的遭遇正如迁川工厂联合会在宣言中所说的:“胜利幸临,政府与各方订货大部取消,产品无以出售,遣散工友复费巨款,以至什九工厂变卖全部资产,犹不足偿其债务,工作陷于停顿,经济又濒于枯竭,物资乏款迁运。人员无法还乡,问天无语,呼吁无门,以善因致恶果者,莫有甚于此者!”胡厥文更是大声疾呼:“决不能看内迁工厂一个一个地消失,艰苦奋斗的工人一个一个地失业,有功抗战的资本一笔一笔地耗损,热爱祖国的情绪一天一天地消沉。”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一直十分关注。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和他亲切交谈,勉励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到底,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并送去了延安生产的小米和红枣,使胡厥文深受感动。

        5 民族企业家走上救国路

        1945年1月,胡厥文应邀出席了由王若飞、潘梓年出面举办的招待会。会上,王若飞透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造成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的事实。胡厥文和工商界人士也一致谴责国民党所执行的反动政策,希望能改弦更张。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非凡胆略,给胡厥文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进一步确信共产党是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的建国主张,也正好表达了他内心的意愿。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胡厥文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毅然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1945年12月,胡厥文面对当时的时局,写下了题为《伤时》的诗:大厦已垂倾,茕茕朝野情。坐谈夸胜利,默武说和平。愁绝思乡里,伤心乱伪真。悠悠建国想,和泪吊苍生。

        抗战胜利后,重庆各派政治力量曾呈现出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胡厥文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与中国民族工商业有着密切联系的职教派人士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呼声和要求,他们认为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的时机和条件业已成熟。

        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胡厥文为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黄炎培在自己的日记上记道,“胡厥文为人:一、有理想,二、有办法,三、富于热情,四、思想前进”。所以在筹建民主建国会的过程中,黄炎培有事总是先找胡厥文一道商量,胡厥文的家成了他们召开会议的主要地点。

        在筹建民主建国会的过程中,胡厥文等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等通报情况,征求意见。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胡厥文以最高选票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他代表筹委会向大会报告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指出“抗战结束之今日形成工业萎缩,考其原因实由于不民主。”他又说:“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是代表全民的”,“不愿任何党派操纵本会”。最后还表示“我们坚决主张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奋斗到底”。在这次会议上,胡厥文同黄炎培、章乃器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为了配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民主建国会积极开展了会外的活动。1月8日,胡厥文等人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新闻记者,公开宣布了民主建国会的正式成立。1月11日晚,胡厥文等主持了由民主建国会、中国救国会等20个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并响亮地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允失败”的口号。会议推选胡厥文等35人为理事,组成理事会。民主建国会以“协进会”为主要阵地,开展活动。从1月12日至27日,共召开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同时,民主建国会还单独举行了3次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每次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胡厥文在1946年10月10日《民讯》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我们要这么样》一文。他写道:不论国内外,帮助我们向自立自由这条路上走的,都是我们的朋友,阻碍我们向这条路上走的都是敌人。同年11月10日,民建上海分会成立。

        此时,国民党军队猖狂地向东北、华北、华东各解放区进攻,内战日益扩大。民建会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积极投入了全国人民期盼的和平运动,发表了《为挽回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告诫国民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排斥反对党不能依恃屠杀”,要当局“痛下决心奉协商为至高无上准则”。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面呼吁和平并组织请愿团。胡厥文作为民建会的代表,被推举为“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代表团成员,赴南京请愿。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为挽回颓势,疯狂地镇压和平民主运动,于10月27日宣布民建为“非法团体”,对民建的一些主要成员,也加紧跟踪监视。民建会被迫转入地下。胡厥文也从重庆到上海从事地下斗争。1949年9月,胡厥文以民主建国会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