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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遥望华西坝,岱峻打造了一副双筒望远镜

        杨早(学者)

        我答应为岱峻老师的新书《弦诵复骊歌》写一篇文章,主要原因有三:

        一,成都华西坝是抗战时期与昆明齐名的学术、教育中心,遗泽成都甚丰,但由于种种原因,声名不彰,今日之成都人亦知之甚少。我作为曾经的成都人,少不得要擅自代表,说一句“抱愧华西”,帮忙宣扬一下华西坝,理固宜然;

        二,岱峻老师穷十余年之功,研究华西坝五大学,因为家祖父、祖母都是华西坝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毕业生,故岱峻先生多次通过金大校友会等渠道联系家祖父,《风过华西坝》《弦诵复骊歌》中均有家祖父提供的照片、回忆片断。反过来说,岱峻这两本书,也帮我们这些后辈理解了祖父祖母的成长岁月;

        三,2012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刘雁提出要找人写抗战后方的书籍,也是我将岱峻介绍给她。这份因缘,终于在五年后结出硕果。忝为“中介”,我也有义务写一写此书。

        正好七月有机会回成都,于是踏访,对谈,磋磨出了以下这些文字。

        七月炎夏。成都。

        请《弦诵复骊歌》的作者岱峻老师带我游一游华西坝,那个抗战时期“教会五大学”麇集弦歌的所在。

        华西坝紧邻锦江南岸,在成都的中心区域。家母是成都人,我少时在成都读过两年书,对这一带并不陌生。喏,华西医院,我曾多次来此探病姨妈;小天竺路,初三时我曾无数次骑车从那里经过,去找气象学院的发小玩耍;当时还在葛园的成都棋院,我也去上过暑期班;更不要说滨江公园的茶馆……三十年变化虽大,基本的格局还是清楚的。

        但当年的我却万万没有意识到,这块场域下埋藏着这样的一段历史……

        从老城图上可以看出,1958年,“参照巴黎凯旋门前香榭丽舍大街的标准和规模”的人民南路开建,霸气十足地将华西坝一分为二。自那以后,想体会昔年华西坝浑然一体的校园氛围,已无可能。

        连当年的校门也从锦江边,被移位到了人民南路的道旁,算是纪念,也像一个隐喻。

        就像1910年建校的“华西协合大学”,其42年的校史只能寄存在《四川大学校史》之中。

        俗语云:“在人矮檐下,哪得不低头。”华西坝如今属于四川大学分校区,不少建筑物虽然标上了“成都市文物建筑、华西坝老建筑”的铭牌,但说明总是语焉不详,如“第二教学楼”、“第六教学楼”,让人与史料中的懿德堂、明德楼对不上号。

        难得“懋德堂”前面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明这里是: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及博物馆,由美国赖孟德氏为纪念其子,1926年竣工,图书馆馆藏方志曾为全国之首,博物馆首任馆长葛维汉曾率馆员林名均等首次发掘三星堆遗址,1951年馆藏古物达三万多件,被誉为“西南博物馆之冠”。

        所以,馆藏量列全国高校博物馆第一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初访四川必去、有可能改写中华文明史的三星堆遗迹,都是发端于此。

        岱峻老师说:华西坝及其周围的这些解说词都是我写的,那是成都市文化局在全市启动的一项文化工程。

        可是,这块木牌立在懋德堂前的花园中,无论是谁,要么使用望远镜,要么只能像我一样,顶着践踏花草的不文明罪名,跳进园圃里,才有可能看清这块牌牌上写了些啥。

        这里也很像一个隐喻。对于这段历史,可以讲述,可以远观,但要凑近看看,需要突破一道篱墙,或者,借助一副望远的仪器。

        我认为,岱峻老师出版于2013年的《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与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就是这副望远镜的两只镜筒。

        华西坝与教会大学,还是藉由“抗战”的名义才闯入公众眼帘。

        1995年,抗战胜利纪念50周年,华西坝标志之一的钟楼旁的桂竹园内,竖了一座纪念碑。五大学在蓉校友100多人参加揭碑仪式。碑文曰:

        抗日战争时期联合办学纪念碑

        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战事起。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等校先后迁蓉,依托华西协合大学校舍设备联合办学。华西坝上,钟楼荷池绿茵老柳,风景如画。学者名流云集,四方学子咸至。虽国难深重而弦歌不绝,成一时之盛。八年中,各校破畛域,克困难,合作无间,为国育人,业绩卓著。师生枵腹从公,发愤求学,并开展爱国救亡与爱国民主活动,影响深远,特立此碑以为纪念。

        一九九五年十月六日立

        抗日战争期中华西协合大学学生刘国武书

        正如岱峻在《风过华西坝》中所说:“碑文似过于含蓄,落款也只有撰文者与书写者名字,缺失树碑的主导者、承建人。这种疏失,或许藏有隐情?”

        隐情自然是有的。1946年6月,华西坝除华西协合大学之外的四大学即将复员北归,四校主事者共同草拟了一篇碑文,真实地交代了被当时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称为“BIG FIVE”的华西坝五大学之由来:

        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其卓识宏谋固已超出寻常,使人感激而景仰之矣。既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齐鲁两大学均先后莅止,而燕京大学亦于太平洋战起被迫解散,旋即复校成都,于是有华西坝五大学之称。

        碑文指出:“华西协合大学之校舍、图书馆及一切科学设备亦无不与四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公议公决,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这种局面产生的效果,若说令各大学弦歌不辍,战时高等教育得以维持,“此犹小焉者也”,更重要的是,“教会大学之合作即以五大学发其端,此则前所未有之创举,而今乃见之颠沛流离之际,岂不感哉!”

        从形式上说,在国民政府“收回教权”的要求下,从1927年到1932年,中国的教会大学大都已经完成了向私立大学的转化。不过无论是时人称呼,还是各校自认,还是采用了径以“教会大学”呼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各校的理事会都是中国人占优势,校长也都是中国人担任,但立校的物质基础仍然掌握在西方差会手中。1936年,全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托事部,合并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部”,在美英两国各设总办事处,对在华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实行统一调配、统一领导和统一财务管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五大学在华西坝的紧密合作,持之以恒,才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条:一是完全国立,自始至终由国家力量建立的大学,如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二是由各地的学堂、书院等公私学校发展扩充建立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包括清华学堂从留美预备学堂转化为国立大学,亦属此例;三即教会大学,是在清末以来的教会学校体系内部发展起来。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前两条脉络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已基本整合成型,而教会大学亦获得长足的发展,与国立或华资私立大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战前流传的北平女生择偶口诀“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燕京可通融”可以反映出这种相埒的形势。     (下转3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