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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遥望华西坝,岱峻打造了一副双筒望远镜

        (上接33版)

        有人问岱峻,既非教会信徒,又不是五大学的学生后辈,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精力与时间来研究华西坝的往事?

        岱峻说:“四十多年前我当知青,下乡第二天一大早就跑上我们生产队最高的山顶,想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前些年退休后,每年都会安排一次出境游。我想看一下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节点,比如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等。这一目标,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完全实现。但仅就有限的几次外出观感,认识到人类之间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不同肤色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是共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正是来源于文明的交流融合。没有交流就不会有对立。就像人类童年老死不相往来的部落时代。习主席多次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这不单是指地理空间,也是指心理空间。”

        就是这种对“文明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的好奇,让岱峻从对李庄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博院、营造学社、同济大学抗战岁月的研究(《发现李庄》《李济传》《民国衣冠》),转向了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往事探访。忽忽十七载,最初访谈照片上的黑发壮年,也变成了如今的满头霜染。

        推算起来,岱峻跨入五大学研究领域的2003年前后,正是对民国知识界渐议渐热、西南联大神话方兴未艾之时,他做战时教育“另一个中心”的研究,必然要回答的问题是:

        “华西坝五大学与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国立大学异同何在?”

        岱峻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生源、办学资金与办学环境。教会大学的生源多半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教会大学的教育经费有相当份额是西方差会拨付的教友捐款,较之西南联大远为稳定,而成都虽亦遭敌机轰炸,但华西协合大学的基础建筑俱在,较之西南联大要在昆明乃至蒙自新建校舍宿房,不可同日而语,所谓“联大无广厦有大师,坝上有广厦有大师”。

        这几点综合起来,造成两个教育中心“关注当下”与“注重长远”的区别。这种概括或许未必全面,但华西坝有西南联大没有的医学院与农学院,确乎是它鲜明的教育特色。在华西坝的学生中,产生了“梅花院士”陈俊愉,“园林院士”程世抚、汪菊渊等人,“这些都不可能是西南联大培养的目标”,还有华西协合大学的牙医学,“当时天花还没有战胜,肺结核还是绝症,一般人哪会看重牙医?”但在华西诞生了中国最好的牙科,蒋介石要去华西镶牙,日后贺龙进了成都,也要来华西补几年前堕马跃松的前牙。

        岱峻说,华西坝五大学,各有各的特色,华西协合大学有远东最好的牙医学(现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还是中国顶尖级别),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是金字招牌,有卜凯与赛珍珠携手开创的农业经济技术学派,燕京大学有培养“大公报四杰”刘克林、唐振常、严庆澍(唐人)、谭文瑞的“远东最好的新闻系”,齐鲁大学引以为豪的是先后由顾颉刚、钱穆主持的国学研究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与宋美龄私交甚笃,与蒋介石并列为国民参政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也是在《联合国成立宣言》上签名的第一位女性。但她办学的成就在于培养“有基督教精神的女性领袖”,家政系与社会学系,都博得时人盛赞。

        岱峻自述从《风过华西坝》到《弦诵复骊歌》的变化,前者是一种全景式的扫描,叙述集中于抗战八年的人事,而组成《弦诵复骊歌》的十篇文章(有一篇因故未刊书中),是“选取一个人或事件,进入深入的挖掘”,像一出出折子戏,写来更得心应手,也更为流畅易读。

        十篇文章中,岱峻自己最有寄托与感怀的,他自己说是《文章报国披肝胆  笔削褒贬著春秋——记燕大新闻系暨大公报四杰》。盖因作者本身有几十年的新闻经历,对于“大公报四杰”怀抱进步理想,又秉持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在新闻实践中每每奏响刺向专制政权的最强音。而在政权易手之后,他们不免会碰到过往新闻理念与时下宣传纪律的冲突,“这是唐振常的矛盾,也是我的矛盾”,岱峻说。

        去成都之前,与岱峻老师伉俪(夫人冯志是其学术助手)、《弦诵复骊歌》责编孙祎萌一起在微信群里讨论:在成都的新书对谈活动,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最后定下的主题是《华西客与成都人》。

        1937年开始的抗战,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拐点。原来集中于北平与东南沿海的高校群,因为战争的原因内迁,落脚在昆明、蒙自、成都、重庆、宜宾、乐山、汉中、遵义……这些地方本来并非教育中心,却因缘际会获得了战前不可想象的教育与学术资源。高校内迁,打破了中国本来教育不均衡的状况。

        “华西客与成都人”这个主题的意思,是指四所教会大学因抗战之故,内迁来蓉,向华西协合大学商借校舍,在这里复校,继续办大学,他们是华西坝的客人。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随着这些大学师生对藏地等边疆的研究、生物资源的引入与改良、农业周边调查等领域的介入与支持,他们对战时成都以及四川乃至中国的各项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已经变成了成都人。

        比如西藏,民初方因英国的觊觎与藏区的叛乱,引起内地注意。1922年,华西协合大学一批基督教学者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组织多次对藏羌秘境的考察。“抗战军兴,大后方成都成为边疆研究的热土。迁到此地的燕大、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大与本土的华大,有一大批受过西方学术训练、有志于边疆研究的中国学者,如生物学家刘承钊、考古学家冯汉骥、地理学家刘恩兰、语言学家李方桂等;政府、学校及社会团体组织的边疆考察活动也丰富多彩,层出不穷。”(《弦诵复骊歌》P112)

        像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河北人李安宅,本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被华西协合大学聘为教授,主持社会学系,建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两年后即成为“一切边疆研究机关中消费最少而收获最大之单位”。李安宅还为社会学系与边研所聘来了本地学者任乃强,任乃强在李安宅赴美国耶鲁大学访学后,在成都成立“康藏研究社”,树起了四川边疆研究的另一面旗帜。李安宅夫妇、任乃强后来都为解放军进藏提供了相当关键的信息与对策支持,李安宅还在昌都创办了西藏的第一所小学。    (下转3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