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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遥望华西坝,岱峻打造了一副双筒望远镜

        (上接34版)

        美国人卜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与胡适、赵元任都是校友。1915年毕业,卜凯来到中国,在康奈尔大学的姊妹学校金陵大学任教。

        1917年,与传教士之女赛珍珠结婚。夫妇共同投入对中国各地的农业经济调查。尤其在金陵大学徐澄、乔启明、崔毓俊等学生毕业留校后,师生耗费八年时间,完成了7省17个地区2866户农家调查,据此撰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赛珍珠根据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经历,写出的小说《大地》,给作者带来了普利策奖与诺贝尔文学奖。

        金大南迁后,卜凯仍然主持农经系的调查研究。他已经和另一位金陵大学教授芮陶庵一样,成为本想改变东方,却发现自己已然是“一个被改变的人”。芮陶庵曾经向陕甘宁边区运送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成为美国长老会中唯一去过延安的人。卜凯“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的观点,也曾在1944年获得《新华日报》的褒奖。芮陶庵留在香港,参与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之一崇基学院的创建,被称为“西儒”,长子芮效卫后来费数十年之功译成足本《金瓶梅》,次子芮效俭当过美国驻华大使。

        我祖父杨汝纶1937年随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的曾祖西迁重庆,于1938年迁至万县郊区的金陵大学附中毕业,本拟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成绩优秀,保送金陵大学农经系。他在华西坝认识了低一级的园艺系同学陈砚君。那是我的祖母。1941年参加系里组织的农村调查,后来选定了毕业论文题目《四川华阳县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四种作物生产成本的研究》,指导教师正是卜凯。

        据岱峻说,比我祖父晚两届的社会学系学生谢道炉(谢韬)1944年的日记《一盆红红的火》中写到,当时的教会大学,神学课改为选修,学生自愿行礼拜。我也问过祖父:从教会大学的附中读到本校,要不要读圣经上神学课?祖父回答:这个随个人意愿。从父亲一辈到我这一辈,从来没有见过祖父母有什么宗教举动,或流露什么宗教思想,倒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深入农村的调研经验与扎实态度,伴随了他们一生。

        那天,我站在华西协合大学校门原址所在的锦江南岸,远望老南门大桥,遥想祖父讲的故事:

        “一个星期日上午,她(我祖母)骑自行车从老南门大桥下桥时与一部人力车猛烈相撞,摔得头破血流,旗袍染红,我闻讯急送医院抢救,并日夜护理,从此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

        自行车,成都人叫“洋马儿”,也是由教会大学首先带入西南的。祖母,一个来自川南小县的富家小姐,想必也是到成都上学后才学会骑这舶来工具的吧?车技不熟练,难怪发生车祸……

        只有此刻,站在校门外,我才能想象这个消息是怎样传回校内,祖父以什么方法从校内宿舍赶往事故地点,又是怎样送往医院的……只有在走过华西坝之后,这段爱情故事才突然变得如此真实,足资想象。

        一个下江男生,与一名四川女子,因为抗战的原因相会于同一所教会大学,学了同样的专业,毕业后也去过南京、上海,最后都留在了四川,为四川服务了一辈子。我父亲在四川长大,求学,成家,立业,离开四川去广东近二十年,退休后又回到成都。

        时代、地域与家族、个人的命运,如此交织在一起,似乎也能够构成一个隐喻。那曾在华西坝上携手并肩的五所大学,数千师生,继承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哪里是一两本书能说得清楚,辨得明白?

        但岱峻的这两本书,至少给了我们一副望远镜,让人能够遥望昔年的风华与歌哭。对这位曾经的新闻人,历史的研究者,我心中满是敬意。33-35版图片选自《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