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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迅与瞿秋白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其文学功底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是排在前几位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华横溢,绰有余裕。

        1931年初,瞿秋白的领导岗位被解除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他可以在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为党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在文学活动中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鲁迅比瞿秋白年长18岁,又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文坛的地位比瞿秋白重要得多。然而,正如《<三闲集>序言》中所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他对萧红等青年的温和,他同青年木刻家们的友谊,让人印象深刻。

        也是在1931年,鲁迅和瞿秋白第一次通信,并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此后瞿秋白遇险时,曾数次前往鲁迅的住所躲避。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遇害,鲁迅非常愤慨,决定编订瞿秋白的译文集以资纪念,于是《海上述林》出版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本期的“品读”就讲述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真挚的友谊。

        ■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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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同为“左联”主力

        职位变更后,瞿秋白夫妇每月仅能领到十六七元的生活费,瞿秋白身体有病,但每天仍工作16小时以上。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朋友、同志和妻子面前诉说其受到的打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上海大西路两宜里看望瞿秋白,茅盾当时正写长篇小说《子夜》,想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在和茅盾的交往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他对鲁迅景仰已久,对至今未能与鲁迅见面引以为憾。

        5月初,冯雪峰来到茅盾家。瞿秋白看了冯雪峰带来的《前哨》上刊登的鲁迅所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区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替瞿秋白找到住房。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对瞿说,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这个看法。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秋白邀茅盾去谈,提议改进左联工作,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以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并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此后所写文艺论著,多数发表在《文学导报》和《北斗》上。

        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中的多数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不足。瞿秋白则不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并对鲁迅充分信赖和支持后,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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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会友结为知己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的领导核心)。人们发出这样的评价:“左翼文联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于是,左翼作家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

        法国人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不可以争取任光帮助,录制进步歌曲广泛发行。通过任光,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百代公司唱片。从此,《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唱遍华夏大地。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委员。

        冯雪峰是紫霞路瞿家的常客。瞿秋白见到他时,总是问,鲁迅近来好吗,在写什么,对左联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工作的意见。鲁迅很看重他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对一些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时,鲁迅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鲁迅也很看重瞿秋白的杂文,说写的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但也指出不足之处。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文艺理论文章。有几次,他对冯雪峰说:“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可惜这部书稿后来毁于“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的炮火。

        1931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未及译出涅克拉索夫写的序文。鲁迅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译。瞿秋白很快译出,并将《铁流》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堂·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立即动手,译文从1931年12月起,在《北斗》上连续刊登;1933年10月,又由鲁迅交联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说“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 

        (下转第3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