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芬兰湾的列宾

        画室里诞生的肖像画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画室无疑是他住宅最重要的部分。别纳德共有两间画室,一间综合性画室在前部,房子很大,每个方位都设置了作画的设备,既可画不同姿态的肖像画,又可进行情节画、主题画的创作。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幅作于1920年的自画像,画像上的列宾显然已经进入老年,面部表情有些迟暮,而两眼却依旧隐含着智慧的火花,作品笔法率性而具有朦胧感。在列宾的后期创作中,肖像画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一生曾为许多大作家画过肖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幅列夫·托尔斯泰肖像。据说,每次在作画前,托尔斯泰总是先坐在画板前的沙发上给列宾讲故事,这些故事后来都出现在了他的小说情节中。列宾则通常站在画板前静静地聆听着。文豪或许是在做着创作前的梳理,而列宾似乎也不仅仅是在倾听,也许还在托尔斯泰的绘声绘色中捕捉着人物的特点,以积蓄创作的灵感。之后则进入了列宾的时间——笔触在画板上一块块积淀着、排列着……从人物的表情看,托尔斯泰睿智的目光正穿越过你,看向身后更辽远的地方。这正是一个伟大作家应有的视野,宽广而且深邃,蕴含着治愈心灵的能量。两位大师就这样在寂静中进行着精神的碰撞。列宾为托尔斯泰创作的肖像,成为其众多的画像中最优秀、最富于内涵的一幅,以致常常作为插图,出现在有关托尔斯泰的各种书籍中。

        虽然别纳德时期的列宾,已经过了他创作的高峰期,但在这间画室陈列的许多作品依然耐人寻味,其中一幅普希金的画像引起了我的兴趣。画面上普希金昂首站在涅瓦河边的晨曦中,画面的角度微微俯视,色调灰蒙,只在诗人右肩和半个面部体现出阳光的照射,这一抹色彩的绝妙,如同中国传统诗歌中的“诗眼”,即刻提升了整个画面的气氛,这位“俄罗斯的最爱”特立独行的品质被凸显出来。作品并不立意于思想的蕴藉和景观的丰富,简洁的画面只为展示了一个高贵自负的灵魂,而这恰恰是普希金的气质所在。列宾的人生旅途与普希金无缘交汇,这幅画是综合了各种素材创作而成,画面外光的处理明显吸收了印象主义画派的特点,具有一种内敛、超然的风格。

        托尔斯泰与普希金,俄国文学为之骄傲的双璧,列宾沉浸在他们的光环之中,激发着持续的创作冲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幅作品外,列宾还创作过《托尔斯泰在耕地》、《赤脚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及经过20年反复酝酿修改而成的《涅瓦河边的普希金》。这让我们感觉到了列宾生命中饱满的文学情怀。他本人也很喜欢写作,在别纳德时期,绘画之余他潜心完成了自传体形式的著作《抚今追昔》,文笔生动、鲜活地追忆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岁月,以及他与作家、艺术家的交往花絮,其中还有创作谈、评论、书信等,这本读物不仅构成了对列宾价值的另一种解读,也成为审视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文化形态的别样参照。这样的列宾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高尔基、夏里拉宾像唤起的回忆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样在这间画室的沙发上,列宾曾为夏里拉宾画过一张颇为不同寻常的作品:夏里拉宾半躺靠在沙发的靠垫上,头微微后仰,右手抬起,似乎在习惯性地演绎一个旋律或节奏,微笑的脸庞充满着潇洒和童趣。这是一幅令人愉快的画面。夏里拉宾是俄国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因在莫斯科马蒙托夫歌剧院演出一系列的歌剧而得到了高度的赞扬,之后又不断在欧美各大城市演唱,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在一间小客厅里,我们听到了夏里拉宾当时在别纳德做客时,即兴演唱一首俄罗斯民歌的录音,歌声舒缓而浑厚,一种世纪初的开朗情调在房间里回荡着。尽管当时的录音技术原始,音色嘈杂浑浊,但夏里拉宾富于磁性的声音依旧可以穿透出来,如同房间里释放出了一只夜莺,萦绕于屋宇,气氛立刻变得欢快、活跃起来。而更具特殊意义的是,列宾为夏里拉宾画的这幅画像,在歌唱家去世后,被改造成一具与真人等身的白色雕塑,陈列在莫斯科新处女墓地的夏里拉宾墓前。由于它不拘一格的艺术造型,在墓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成为被人津津乐道的墓雕经典。同样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曾专程来到新处女墓,在眼花缭乱的坟冢中找到了这块墓地,它使人在怀念夏里拉宾的同时,不由得也想到了列宾,两人互为印证,这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结合。

        别纳德另一间画室在房子的背面,一间半圆形的白色调屋子。周围和顶部全是玻璃格窗,很像我们通常认为的暖房。这是一间专门为标准肖像设立的画室。画室中间有一把带梯子的椅子,是为被画者准备的。旁边的一个三脚架上摆放着一幅照片,上面有一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是当时列宾在此为高尔基夫妇作画时的情景。高尔基站立着,一只脚踏在椅座的阶梯上,身子前倾,一只手撑住下巴,目光沉着而略带忧郁——一幅典型的高尔基姿态。他的夫人安德烈耶娃则坐在椅子上,神态娴静而端庄。

        这张面孔不很生动,但却是我有关苏俄文学记忆中最初始、最深刻的。对于中国人来说,高尔基在他们心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但不知怎么,站在这幅照片前,我的心情与看到夏里拉宾肖像时完全不同了。一般说来,俄罗斯人的创作往往给人以沉重的现实感和压迫性,以致我们试图在形而上的艺术愉悦中去解脱现实的精神负重变得十分困难。不过在看到夏里拉宾的画像后,我感到俄罗斯人的性格构成中,其实也很有浪漫的天赋——当一幅原本写实的作品被塑成一尊雕塑安置在夏里拉宾的墓地前,其中潜藏的浪漫主义精灵便释放出来,我们怎么能不说这是一个再奇妙不过的创意呢?夏里拉宾就是这样的浪漫化身,他总以自信和真诚的微笑面对这个世界,因而在列宾的笔下也少有地表现出一种松弛和率意。相比之下,高尔基却是那么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矜持与严肃,这位具有世界声望的“无产阶级作家”,曾在十月革命后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想法”,而被列宁给予了最大的宽容。他的社会哲学一元论在从文化精英主义转向对国家和政治崇拜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探索着解救俄国大众的理想出路,这对于高尔基来说几乎不堪重负。他就以这样一种姿态站在列宾的画笔前。在他面前,列宾无法超越一般意义的肖像画特质,而赋予人们以艺术享受中便于怡情和联想的翅膀。此刻,我们不能不想起罗曼·罗兰的话:“忧伤构成他(高尔基)的几乎所有作品的背景。”

        这就是高尔基,一个在责任感重压下极端困惑、苦闷的作家。

        (下转3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