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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人处世 通人治学

        刘 闳

        今年是我父亲刘桐良(字叶秋)诞辰一百周年,他生于丁已年(1917)十一月十三日。

        父亲早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一生只从事过两种工作:编辑和教师。1949年前,他在天津某报社任副刊主编,同时在一所大学教中文。1949年后他继续教书,1958年到商务印书馆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1966年相关工作停止,他赋闲家中,1978年方才继续参加《辞源》的修订,又历时五年完成了对这部巨著的第二次修订。作为修订版《辞源》的三位编纂者之一,父亲在词语溯源、疏证说解、纠谬补缺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提高修订版《辞源》的质量倾注了半生心血。此后,他又主持了《成语熟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受南开大学之邀,兼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了笔记小说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位笔记小说的专业研究生,帮助创办南开大学编辑专业,并且编写出版了《编辑的语文修养》一书。他的有些著作,现已成为外国著名大学文学系或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读物。

        父亲少时即爱好文学艺术,对诗词古文,书法篆刻有着浓厚的兴趣,下过一番功夫,在楹联、民俗方面也颇有造诣。听父亲讲,他儿时的首位启蒙老师,是祖母——我的太祖母。太祖母不仅生性仁慈,而且读诗书、通文墨,还会画国画,教父亲如何读书、怎样学习,这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父亲一生交往的朋友中,还有不少著名学者、书法大家。吴玉如(家琭)先生与我祖父既有文字交往,又是棋友。父亲从上世纪30年代初,在祖父的扇头见到吴老先生飞动飘逸的草书,顿生景仰。但直到1945年秋到天津编报,才和他第一次见面,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亦师亦友的交往。

        讲国学,吴老的根底极其深厚,为古文诗词,皆取法平上,卓然大家;书札小品,萧散简约,有魏晋六朝风范。他的书法作品,曾被张伯驹先生误认为是明朝书法家之作。1957年,父亲回北京工作,吴老每次到北京必来相访。1973年夏,吴老曾在西珠市口“蜗居”了二十几天,父亲和他朝夕相处,论国学、论书法,非常融洽。这期间,启功先生还曾专程来拜访吴老,并且带来自己的书法,称“面呈吴老师,请评判一下学生的作业”。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父亲生前常常念及的吴泽炎、赵守俨二位先生。他们与父亲相识相知,在工作上互相扶持,尤其是在力荐父亲复出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上,做了很大努力。

        赵守俨先生是著名学者,起初在商务印书馆参加《辞源》的修订工作,后因工作调动,到中华书局负责《二十四史》的编纂工作,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我家与吴、赵两家交情甚笃,动荡岁月中仍互有往来,逢年过节,我常被父亲派遣送一些自制食物过去。聆听赵伯伯谈古论今,是我至今难忘的记忆。

        学无止境,父亲对研究学问标准很高,从不骄傲自大,他曾说过:“作为修订版《辞源》的主编之一,我曾为古汉语词典的发展略尽绵薄;那么所著小书,就是副产品,对笔记小说与古代辞书的研究填补了一时的空白作用。限于自己的水平还难免疏舛,有待提高。”

        记得1988年初,父亲乘公共汽车去商务印书馆上班,因急刹车而摔倒,致左臂骨折,行动不便。恰好首钢公司请他去做一期编辑知识讲座,当时母亲让他与主办方协商更改日期,待右臂伤势好转些再去履约。父亲说为了举办这个讲座,方方面面的人员努力不少,日期已定,不能因我一人一时的困难而影响大家的安排。当天,我陪护父亲赴石景山首钢公司礼堂,讲座如期举行。台下众多听众,都为他老人家包扎着右臂却侃侃而谈感动不已。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先后举办迎春征春联和“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楹联征集活动,父亲受邀担任评委。这期间,一位朋友(年代久远名字遗忘了)参加了上述征联活动,却未能进入获奖之列。他把自己的作品与获奖的作品进行对照,觉得水平近似,直接致信父亲质问,信中不乏不敬、指责的词语。父亲接到他的来信仔细阅读后,没有因为素不相识就置之不理,反而仔细查证这次征联的评阅过程,发现这位朋友的作品在初评阶段就被淘汰了,并没有被父亲评阅。后来父亲亲自致信,说明事情的原委以及处理结果,使他对父亲的公正、大度深表敬意,以致后来与父亲或书信交流或见面畅谈,进而成了知心朋友。父亲逝世后,他当时因故未能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但事后竟不顾路途遥远、行动不便(一只眼高度近视,一只眼几乎失明),来到我家。他在父亲的遗像前泪如雨下、鞠躬致哀,那场景令我动容。

        “处世做正人,要正派坦率,光明磊落;治学做通人,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父亲在自传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信条和治学原则。几十年来,前者使他多历坎坷;后者使他多费思考,但节操不容改变,学问仍需追求,他一生坚持。

        如果不是1988年突发心梗,毫无前兆地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我相信他还会有更多著作问世,会完成心中预想而未完成的计划……

  • 回眸吴门六百年

        陆云飞

        从美术的角度探寻苏州城的演进历史,从历史行进中发掘文化的行走轨迹,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回眸600年——从明四家到当代吴门”绘画特展,通过160余幅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作品,勾勒出苏州美术创作六百年的发展历程。

        苏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历史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尤其在近六百年中,苏州更是一举成为全国农渔业、工商业经济的重心和文化艺术重要城市。在中国美术史上,苏州的美术创作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以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明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是中国美术史上规模、成就、影响深远的绘画流派之一。“吴门画派”既推崇宋元前人的艺术,也不排斥当时颇具争议的浙派以及上溯到南宋、北宋的艺术,兼容并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面对自然观察并有所创造,为苏州作为东方文化重镇的历史身份奠基。

        明末以后,“吴门画派”一直在延续,从董其昌开始,与明代“吴派”相衔接,进而产生了文人画新风的“松江派”。而后在属于苏松地区的太仓、常熟等地,形成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四王”画派,他们继承正统文人画传统,以摹古为主旨,讲求笔墨趣味,追求文人画意韵。至清末民初时,在画坛上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晚清民国时期,苏州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画社、画会,为海派艺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大量苏州画家融入了上海画界,亦延续了“吴门画派”文人雅集的传统。特别是画家、美术教育家颜文樑等人创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美术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美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推陈出新,变革演进。1960年,苏州国画馆(后改为苏州国画院)成立,涌现出不少成就卓著的艺术家。时至今日,苏州的美术创作渐起新风,传统的文脉与鲜活的现代审美旨趣相融,营造出吴门的笔墨新境。

        六百年一脉相承,吴门画派的艺术传统在苏州这片文艺沃土上,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 《心矩斋尺牍》

        王 刃

        我向来不怎么喜欢学术文字,一是因为看不懂,再则高头讲章似乎也并不一定高明。行文故作高深读来却寡淡肤浅是常有的事,不如闲时随便翻翻前人的掌故笔记、日记信札,并不抱有堂皇的期待,却换来意外的惊喜。近日时常翻看民国年间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辑的《吴中文献小丛书》,收录佳作甚多,《心矩斋尺牍》即是其中一本。

        《心矩斋尺牍》的作者蒋凤藻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雅好觚翰,嗜书成癖,精于目录版本校雠之学,以一己之力先后梓成铁华馆、心矩斋丛书两种。光绪八年(1882年),蒋氏赴福建为官,前后历时四年。这期间因聘请同乡缘督庐主人叶昌炽汇刻丛书,往来通信甚多,内容集中在访求佚籍、研讨辑刊,行文雅洁、识见高远,颇可一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选辑钞存蒋凤藻致叶昌炽书信近百通,汇为一编,命名为《心矩斋尺牍》:“读之不唯可窥见先生嗜藏书、精校雠之一斑,即清季典籍聚散之渊源,藏家兴替之大概,亦得兼见书中矣。”

        因为书信只写给特定的收信者看,月旦人物不必躲躲闪闪,《心矩斋尺牍》对学者、藏书家的品题,比起专门的文章来,自然生动有趣许多,且不乏灼见。蒋凤藻对周季贶、魏稼孙最为推崇,“季贶佳士,弟之益友,深服其才与学识之高,立品之佳,诚士途中不可多得者。彼与稼孙,真才可钦。一则博,一则精,一则开展,一则拘迂。弟来闽后,心折者惟贶博稼精二人而已。”藏书家历来看重“黄跋顾批”,蒋氏认为顾广圻尤在黄丕烈之上,“吴中校藏本中,以吴枚庵、顾涧薲为最善,黄荛翁尚次之,所以顾吴手校诸书,尤比黄氏为希罕。”类似论断于《心矩斋尺牍》中在在可见,弥可珍重。

        蒋氏刻书异常精审,尤其注重排版、款式,极力模仿宋元本气息,追求古雅自然,认为板口为书品之本,而款式亦为外观之要务:“板口狭则书边必宽,每见四周狭小之本,最是陋劣,然其病在板口太大之故。苟能板小得宜,亦断断不致窄小如此。小板印大本,更觉其妙,而大板印狭本,愈觉其陋。目下刻此活字影宋体裁,究宜收狭,以期多存古趣。其心矩斋校本五字,如无容身之地,不妨仿以宋本写刊板口之外,俗称所谓耳朵者是也。”版式之外,刻工水平的高低也至关重要:“刊工必要精美,且格一丝不准稍断,此第一要诀。工手之优劣,全在此中分别也。愈细愈劲直为愈妙,细而不断一丝者,方见真本领。刊工有左右刀之分,一人兼者乃佳。字体横直笔法,全要劲拔,笔笔肥瘦要匀。凡宋元板书,无横直肥瘦不匀之病,所以精雅也,即明板亦如此。”蒋氏对于笔划肥瘦不匀之弊深恶痛绝,喻为“灯笼上字”,断以陋劣不堪。

        前序后跋对于考订书的主旨内容、渊源流转十分重要,然而经过数百年递藏,古书首尾最易残损。书商为了图利,懒于钞补费事,并且由序跋多可推断出年代,反而不能以旧椠欺人,将序跋故意抽删者,也不在少数。蒋凤藻由此提出:凡见宋元旧椠善本注,注以序接目,以目接书,排比直下,并不另页间断。即其板心页数次序,亦不如今本之序归序排,目归目排,书归书排,所以绝书贾抽删序跋之弊,此最妙也。

        说来有趣,蒋凤藻刻书颇为心急,对叶昌炽“磨洋工”的做法常常加以规劝——“刻书但求速成,盖人情兴致一过,自虑始勤终怠。况人事难必,我辈人生若梦,岁月几何,正恐光阴易迈,有志莫成,故以得了早了为佳。”由刻书牵扯到人生苦短,真可谓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了。

        蒋凤藻家资甚富,雅好收藏各类文玩珠宝,后渐集中于藏书一途。蒋氏在尺牍中感叹:“从来各样玩好中,惟书最省,且亦惟书最资实用。弟昔年尝以百数十番购求珠玉、衣饰、法书、名画、各项骨董古玩。今在闽中,苦无可用,又无所见,省此妄费。购备一二善本,留诸我子我孙读书也可,入诸藏书目中,夸示后人,传一微名也可。”如今书价高企,蒋氏所刻《铁华馆丛书》一函六册价格已逾十万元,“惟书最省”似乎未必。更何况书比人寿,纵曾坐拥书城,终究也是烟云过眼,“传一微名”事涉功利,并无必要,况且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