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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三九年的程应鏐

        ■吴霖

        舍下有一册《一年集》,是本散文集,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版权页载,是书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初版。得书伊始,我并不知作者流金是为何人,记得查过数种文学词典,皆无功而返。直到1997年偶然买到尚丁《芳草斜阳忆行踪》一书,才在其中一文中得知流金本名程应鏐,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程应鏐生于1916年,殁于1994年。倘若没有前半生的战乱和后半生的各种运动,作为书生,他的一生大概也一定会是平平淡淡或曰波澜不惊的。只是,个体的生命往往被无情地置放在大时代的舞台上,与各种历史节点猝然相遇,渺小的人生,不管你愿意与否,也便往往会彰显出戏剧性的价值。

        程应鏐曾写过一篇《程应鏐自述》的文章,收入在千禧年出版的《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中,文后仅书2月4日,未署写作年份。此文是程应鏐本人在晚年对自己人生的概括,自然很重要,故又被收进2016年出版的《程应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书,并被安排在了重要的位置上。该书由程门弟子和家人参与编辑,在《自述》一文篇后,补充了写作年份——1986年。在虞云国编著的《程应鏐先生编年事辑》中,此文则被列入1985年所作。程应鏐时甫过七十,身体、脑力尚健。

        在《程应鏐自述》中,作者具体写到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些重要年份。比如,他写到了1938年,斯年夏初,他到了延安。同年秋,他经江西、湖南、贵州,最后到达昆明,进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也写到了1940年,夏,程应鏐毕业。并在“秋初应友人之约,经重庆、成都,过剑门,由汉中至宝鸡,再到西安。在西安病倒了,十月初才到达洛阳。”这个友人,是程在燕京大学时候的同学赵荣声(1915—1995),此时正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卫立煌的秘书。先是函邀,在得到程应鏐首肯后,寄来了路费和护照。护照上身份一栏写的是“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同上校秘书”。在这篇生平概述中,他未写到1939年。这一年,被省略了。

        毕业当年的夏天,程应鏐编定了《一年集》。《程应鏐自述》中说:“流金是我从1936年开始使用的笔名,散文《一年集》,就是收集了1937至1938一年内发表的文章。”然而,这篇写于1985或1986年的《自述》,对《一年集》写作时段的认定是不准确的。可以推断,至少在写作该文时,程应鏐手中应无实体的《一年集》可供核实,他与自己的著作也睽违了多年。

        翻阅《一年集》可知,此书共收散文13篇,除5篇未署创作日期,其他8篇是有明确日期的,有的甚至具体到年月日。这8篇中,除《第一个春天》,创作于1938年3月外,其余7篇全部写于1939年。

        1939年,程应鏐24岁,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

        程应鏐在1968年6月21日写的“交待材料”提到:“在联大两年中,我除了学习,便是写小说和散文。其内容都和抗战有关,但充满了对于故乡的留恋。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收在《一年集》中。这个集子是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之一,是由联大教授沈从文介绍到那里出版的。”

        流金《一年集》被编辑者靳以编入“烽火文丛”,从此书中的广告可知,该文丛共有六种,即巴金《无题》、靳以《遥远的城》、艾青《火把》、一文《向天野》、流金《一年集》和碧野《远行集》。《一年集》列为“烽火文丛之五”,1942年5月由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者:烽火社,发行人:吴春生。这个版本据说是土纸本,应该印数不多。“烽火”版在旧书市中很是罕见,偶能见到的,多是“文季”版。1948年1月,该书被列入“文季丛书之二十五”,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再版。除了封面,内容、排版均未变化,应是直接用了“烽火”版的纸型。

        1939年5月15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昆明版)创刊,程应鏐由沈从文推荐担任了该刊的编辑。

        中央日报西迁重庆后,在昆明设立了分社。《平明》是中央日报的一个文学副刊。1939年5月5日起,在重庆的中央日报和大公报、新华日报等10家报纸不再单独出报,而是联合出版,报头也改为《重庆各报联合版》,一直到当年的8月13日,才恢复各自出版。

        在恢复独立出版后的重庆《中央日报·平明》上,8月18日刊登了流金的《秦皇岛上》,10月22日刊登了《澂江小记》,12月1日刊登了《寂寞》,前两篇被收入在《一年集》中。我迄今始终未能一睹昆明版的《中央日报·平明》真容,未知两地的《平明》是稿子可以互用,还是并不重复。

        程应鏐还在回忆沈从文的《永恒的怀念》中,写到当时联大的学生,有不少是在昆明版《平明》上发表了处女作,他举例说有汪曾祺、袁可嘉、方龄贵。此说也需查阅昆明版“平明”后方可定论。据汪曾祺哲嗣汪朗考证,汪曾祺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41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复仇》,由沈从文推荐。

        据现有资料看,虽然程应鏐和汪曾祺都是沈从文所喜欢得意的学生,但似乎两人之间并无直接交往。

        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已经过完了”(程应鏐语)的时候,从重庆远道来了两位朋友,一位是赵宗复(1915—1966),一位是陈矩孙(1913—1987),都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没过几天,顾颉刚到昆明,因为他们都是顾的学生,所以见面,又过几日,顾请他们吃饭,在程应鏐的记忆中,是在一家“共和春”的饭馆。与席者有赵宗复、陈矩孙、程应鏐、李宗瀛外,还有陈梦家。席间,顾先生送同席者每人一本《汉代学术史纲》。

        在《顾颉刚日记》中,顾的记载略有不同,一是饭馆的名字为“海棠”,二是参加的人名不能完全对上。此段时间,顾宴请和被请数次,与席者均无赵宗复。但8月14日日记中,留下了:“赵宗复偕程应鏐来”的记录。

        之所以在此细节上孜孜以求,盖因从重庆来的这两位燕大同学都不是寻常人。陈矩孙曾是燕大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40年,陈重返北平燕京,曾做过司徒雷登的秘书。抗战胜利后,被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任命为社会部负责人。赵宗复1933年在燕京期间入党,曾是著名红色特工组织“佐尔格小组”的成员。赵宗复在1939年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政治交通局局长。所以,这两位同学,除了都是地下党之外,也都还是中共在秘密战线上的活跃人物。但此一关节,不知当年的程应鏐是否知晓?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是高程应鏐三年的学长,两人在燕园时并无交集。程应鏐称,他与赵的关系,始于1939年的昆明,其时赵来往香港两过昆明,都是住在程应鏐和李宗瀛(1915—1996)的租住的先生坡树勋巷5号中。两人的关系“终成好朋友”(程应鏐语)。

        与程应鏐同屋的李宗瀛,也是燕京历史系的老同学,也曾是中共燕京支部的委员。程应鏐从家乡江西到昆明经过贵州,就是劝说李宗瀛和他同去西南联大复学的,当时,李的长兄李宗恩正在筹办贵阳医学院。在那里,程应鏐初遇李宗蕖,她是李宗瀛的胞妹,后来成为程应鏐相伴终身的妻子。

        在西南联大,程应鏐被视为“左派同学”(许渊冲语)。在燕京时代,他曾积极投身到一二·九运动中,先加入“民先”组织,继尔成为北方“左联”盟员。“七七事变”后,程应鏐逃出北平。在武汉由范长江介绍,北上山西临汾,加入了当时因“平型关大捷”声名鹊起的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同时北上的,还有燕京的同学赵荣声,赵进入了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

        在686团,程应鏐的主要工作是编印团里的一份油印小报。关于此段经历,程应鏐留下的文字中叙述极少。

        1938年夏,经686团同意,程应鏐先是到延安,复去武汉,再回故乡。斯年秋,入西南联大。程应鏐的八路军生涯是短暂的。据说,程应鏐晚年缠绵病榻时,医生嘱咐最好用唱歌锻炼身体。他遵医嘱,躺在床上唱,但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用日文唱的劝降歌,这是他在八路军时,两个日本俘虏教会的。另一首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完全用江西话唱。

        程应鏐毕业时,本已定入联大师范学院任助教,但终于应好友赵荣声之邀,决定北上洛阳赴第一战区卫立煌部。这是他第二次穿上戎装。

        赵荣声也是中共党员,其在卫立煌身边工作,是受中共组织委派,刘少奇曾与之长谈,秘密指示他要长期潜伏下去。赵荣声的实际身份,估计程应鏐也是茫然的。

        程应鏐的笔名流金,始用于1936年。后来在八路军686团,他也是以流金作为正式名字的。这个名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正式放弃不用。主要是他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与文学创作揖别。但这名字,在最熟的朋友间仍然活着。

        《一年集》中,有一篇《一生》,写于1939年11月。还是写家乡,那江西农村的风景和人情。其中,犹可觑见沈从文那一路的风格,看似恬淡的很,实则浓郁之极。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乡下地方,物产多,人情厚。山里出茶出笋,水里出鱼出虾。女人探茶攀笋,身体好。声音好,上山如猿,唱歌如鸟,男人种田,做完田里事,便捕鱼砍柴,柴不论钱,鱼也不论钱。吃鱼吃虾,都有一定季节,春鲈夏鲤,秋鲫冬鳜,不到该吃日子,鱼虾跳到岸上,亦必被人放回水里。

        这样的文字,值得被人记住。1939年11月,是程应鏐的24周岁生日。他有《廿四初度》诗自贺。尾联是:“二十四年前事在,杜陵身世魏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