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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到尼泊尔

        徐小虎

        小虎的尼泊尔来信(之一)

        终于回到喜马拉雅山脚,在一片无垠的宁静中,卸下了行囊。从窗外看去,夕阳的颜色像一部无声的交响乐, 万色如一,有如天籁——生命真是奇妙无穷,能在如此丰富、生动的同时又保持着安平无疆。而这一切,都得看观者的本心,看我们如何去看,如何去体验,如何去体悟我们接触到的东西。尼泊尔村落里的农民,至今还未从大地震中得到安顿,也未曾恢复以往的生活模式。但奇怪的是,好像大家仍然感到愉快又满足。和在中国见到的许多青壮男女相比,尼泊尔人明显贫穷,生活水平落后,又缺乏发达的交通和信息设施。住了六年的加德满都,市内某一区的大马路还是颠颠簸簸的,使得行人满脸灰尘,出行都得戴面罩。

        因为新书出版,小虎回到中国做讲座,亲自体会到了这几年国家在各方面积极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方便快捷,即使不带钱包也可以安心地使用手机支付;街道上汽车尾气的排放大大减少,环境污染治理颇有成效;人们的穿着时尚内敛,鲜见随地吐痰,乱扔果皮包装的现象;抽烟的人也大量减少,整体的国民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华夏文化从启蒙一直维持到今天,是世界古文明群中唯一尚存的,它不像其他古老文明被殖民国家的文化同化,使得国民不记得本国的古典文化,对本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也不甚了解。国民抄袭时髦的外洋模范,失去了各自的文化认同,虽然他们隐隐感到自己接受的价值观和文化皆从他国而来,但由于缺乏本国文化“根”的熏陶,只能无奈地选择被动接受。这些民族在物质上落后,文化上与本国历史相脱节,也赶不上他们所模仿的先进国家的文化,因而在内心形成了一种模糊的不安感和自我认同危机。

        文化不是任何人下令就能生产出来的,今日世界各地都热衷于搞文化产业,呼吁人们把文化“创造”、“制造”出来,再将这种制造出来的文化加以包装,使之成为“品牌”,进而在与他国的品牌“竞争”中获取贸易顺差。一些欠缺文化修养的人扛起了“文化产业”的大旗,仅仅从最新的国际资讯或广告中寻找突破口,结果做的事时常和自己的文化传统无关。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居住于某个特定的自然和生活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一个民族信仰深入的标志。它不但和当地人的起居饮食相联系,也与当地的山川河流息息相关。此外文化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策划出来的商业方案,如今游客在很多地方旅行带回来的“土特产”都大同小异,但是不同地方土著居民的产品怎么会如此相像呢?他们彼此的语言不同、环境不同,却穿着类似的草衣,播放着同样的音乐,跳差不多的舞,喝类似的祖先酒。这样一来,各地真实的文化会很快消失,当大多数本土少年模糊地随从一种主流的国际都市性的价值观和行为,而又与自己的文化根源脱离关系、缺乏认同时,就会变成迷失在地球村的“孤儿”。

        今天中国的许多富人热衷于做周游世界狂购名物的暴发户,但也没有被感染到上文中所说的“文化痴呆症”。即使是在经历社会动荡,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生活模式遭到破坏后,多数现代中国人所享受的生活,仍然是小虎祖母甚至是连家父都梦想不到的先进与成熟。今日中国,可以说是华夏文明有史以来从未达到过的一个高峰,也是小虎这辈子体验过的最健康、最富有,气魄最强壮的祖国了。

        这次回国,小虎看到很多人那样的开朗活泼、富而不傲、足智多谋却谦虚内敛,并不急于彰显自己的权力或社会地位——这或许得益于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文化的“根”,对本民族的文化拥有一种自信和认同。这种认同坚固如山脉,宽广如海洋,是一个民族自信的根基。而那些穿着体面、举止文雅、谦虚有度的知识分子和年轻读者,他们的热情与慷慨,让小虎心里十分感叹:我们的祖国终于从水深火热和内忧外患的艰苦环境中脱离出来,迈向新时代。

        但在与那么多可爱热情的老少新朋友的交往过程中,小虎也偶尔感到一股弥漫在年轻人身上的忧愁和焦虑。这个忧愁和焦虑是什么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没看到过,在贫穷的尼泊尔也没遇到过,却在如此高速发展的当下看到了。这个谜,还得慢慢咀嚼……

  • 梅花和竹笋

        何 频

        元旦在苏州得月楼老店点菜时,要了招牌菜——168元的松鼠鳜鱼,在点荠菜草菇还是荠菜冬笋上略有些犯难,坦率地说是权衡价格。我这个年纪的人,固然后来染上了好吃的毛病,可毕竟是从困苦生活中过来的。当年我在老家读人民公社的寄宿中学,每个星期回一次家,返校时大家背的口袋面布袋,类似古人用的钱褡,一头是面粉,一头是蒸馍、黄面馍或火烧,同时再提个罐头瓶装咸死人的咸菜,芥疙瘩切丝或萝卜条。受过那样的罪,所以我在吃喝方面一直有所顾忌。得月楼的菜谱按时令区分,刻下,荠菜冬笋88元,荠菜草菇48元,我犹豫一下,最终选择了荠菜草菇。

        莫非天道酬老饕吧,料不到其间上来了小份的莼菜银鱼羹,莼菜似妇女戴花一样属于装点性质,与藕粉粉芡混为一体食之无味,倒是觉得里面有细如姜丝的新鲜笋丝,松脆而清香——分明是冬笋之丝啊,因为土膏味十足。

        元旦是江南蜡梅花和茶花盛开的日子。人到江南走一圈,才知冬天的蜡梅花开得算是一个好。蜡质花,花蕾恰似大小不均的黄药丸,用缤纷来二字形容不恰当。尤其在茶园竹林与古塔石碑错落有致的大背景里,于阴湿而清洁的空气里闻香看蜡梅花,狗牙梅淡白紫心,馨口蜡梅嫩金黄,还有种黄里透青绿的,远不止书本里说的二三种。中原人和北方人,哪个不是把蜡梅开花看得无比金贵?而南方处处卖折枝蜡梅花,他们说,蜡梅就是要勤折枝才长得好,像我们北方人春天够香椿,院子里的哪一棵香椿树不是曲曲折折、沧桑悲壮的?

        立春到惊蛰时再赴苏州看梅花,梅花主角变换,不是蜡梅了——香雪海梅花如雪,荠菜马兰头加新笋。与金黄皮壳似牛角一样的冬笋不同,春笋长长的略带紫红,是姜芽红,如美人的手指。苏沪杭春日处处可赏梅花,而春笋多出自浙江。吴昌硕的老家安吉,茶与竹笋名气最大。有一本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老书《三句话不离本“杭”》,撰著之人阮毅成,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做过民国浙江省民政厅长,去台湾后还任过《中央日报》的社长。晚年他回望故乡,深情描写江南风土,有篇《湖上春深》专谈吃笋——

        西湖多竹,因而多笋。湖上寺庙,照例供应素斋。而素食之中,总离不开笋味。春笋切成转刀块,拌以麻油酱油,鲜美无比。如果想吃荤,则王润兴饭馆的春笋鱼,最为可口。但无论素吃荤吃,所用春笋,皆须新出土如指尖大小者,才能显出其鲜嫩。诗人余樾园先生曾对庙中方丈说:“法师餐餐请我吃笋,真是吃得我胸有成竹了!”可见湖上笋味的普遍。

        我没吃过王润兴酒楼的春笋鱼,但未能免俗,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和油焖笋却吃过不止一两次。有一年春天我从上海南站出发,本意是去湖州看梅花,但晕不唧地上错了车,结果一站就到了杭州。清明前杭州的花正好,苏堤桃花如梅花,午后时分,人在放鹤亭朝西斜望着对面的黄宾虹故居,后山有藤花明艳,如瀑布一样挂着,波光潋滟甚是精彩。总之,冬笋与蜡梅,梅花和春笋,论吃口、论赏花,独让江南人占尽风光。

        我的老家也是产竹子的,古河内后来曰“怀庆府”的,这一带素称“太行山下小江南”。其中博爱县地界生长好竹子曰“清化竹子”,因为有丹河之水浇灌,在汉代时就已出了大名。“文革”期间,《人民日报》还曾专门报道过用这里下水磨村出产的竹子和嫩竹笋,定时运到北京动物园供大熊猫食用,成了国宝大熊猫的“特供”。直到现在,全县还有一万多亩连绵不断的竹园,号称是北半球纬度最高、面积最大、历史最久的竹园。但清化竹子出笋晚,迟在谷雨立夏之时。这时候,麦子都秀穗了,野刺玫,也叫刺梅的篱上花,粉红色的野花开满了竹园四周,南太行出现不逊于江南的美丽风景。和江南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舍不得吃好竹笋,专门吃塌笋。因为嫩笋被虫子咬了,很快就会烂掉,所以当竹园主人迎着朝阳四处巡视时,如果发现哪一棵新笋的笋尖没有挂着露珠,就说明它已经受伤了,便把它砍下来拿回家吃掉。而剥笋去掉的竹箨,大叶片又是端午节包粽子的好材料。此地距洛阳不远,洛阳水席和它的头道菜牡丹燕菜天下有名,而博爱水席里惯用玉兰片,配水发海参和猪皮假鱼肚,风味颇为独特。玉兰片用江南或南方来的,四季可食。时令名吃,则用土鸡蛋和本地竹笋打卤吃捞面,一年里就这半个月能让人解解馋。

  • 望北京

        姚 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北京”变成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才发现,“回北京”这句话对我台北与北京的朋友,在他们心里反射出来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算一算有近十五年的时光,我一直维持着台北与北京两地的生活,像是一种生物习惯般的往返。约莫五年前就发现,过往与我一样从台湾而来两地穿梭的朋友,多过从大陆去台湾两地穿梭的朋友。这样的情形已经改变,时间改变世界的速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记得刚开始两地生活的头几年,总是特别敏感地去对照两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和相同,所以尝试着把自己那时的感想换成两个人,写成《脚趾上的星光》一书,将感受到的事以24封信的形式,让自己与自己进行对话。转眼,当时的心情又都成为回忆了。两个城市的对照,从接近又开始拉大,在我北京生活里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到过台湾,数量也渐渐高过于台湾来大陆的朋友,其中有些朋友因工作所需,不定期频繁地去台北,在台北与他们聊天时说“回北京”,已经是常态的互相问候。北京已是全世界直视和观察的核心了。

        搭乘台北、北京的班机应该不下两百次以上的往返了,经历过北京国际机场的所有变化。记得1988年我第一次到北京,那是个夏末的午后,我在巴士上想象着从小知道的北京就要展现在我眼前了,不禁兴奋了起来,也带着莫名的紧张。就在入城前,我在机场路的尽头看见林子里有对情侣,男子一手拉单车另一手倚树,女子则背靠树干与男子对望,两人交头私语,像极了电影上的浪漫画面,随后车子一个回转就进了三环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北京时的情景,到现在都忘不了。那次离京,赶上一个有雾气的清晨,出关后在候机楼等待时,睡眼惺忪的我才仔细地看清楚这座机场。一栋庄重古朴的建筑,黄色的室内空间,晨光照到候机楼里,金灿灿一片,我依依不舍地环顾四周,不知下次会是何时再来。我还记得登机前看着远处的山丘,也是被晨光照得有了金黄色的轮廓,有种穿越时光隧道的迷幻美感。

        后来我不曾再到过这个航站楼了,因为再访北京时已有了新的航站楼。看着第二航站楼的兴起、使用,不过几年,第三航站楼的草图又公布出来。当时我已经开始往返于北京、台北,明显感受到快速增加的旅客让第二航站楼已经不敷使用了,当时我多么期待以非常科技建筑技术、设计得像条龙的第三航站楼能早点开启。近日我又得知大兴的北京新机场明年将要启用。从我第一次来北京算起,往返于北京和台北的十五年,这座城市的“城市之门”——机场的所有演变,我居然都参与并见证了。

        最近算是我少有的连续待在台北的一段时间,前后六周。常常会习惯性地看看北京的天气状态,也几乎每周都会有朋自北京来,吃饭聊天时总会互问“几时回北京”,有种“身在他乡同是客”的恍然。刚回台北第一周,台湾正笼罩在空气污染的状态中,我以有经验的过来人身份,给朋友众多建议和安慰,也轻描淡写地说:“这两年北京的雾霾天气少了。”台北的朋友总是惊讶地看着我说:“真的么?”当北京的朋友来访聊天时,我说起不久前台湾空气污染的事,他们也一样满脸惊讶地说:“真的么?”忽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迁徙的候鸟与定居的生物,对世界的感知肯定完全不同。对照不是为比较,而是为了持续修整感知,因为时间会不断改变世界,唯有张开感知,才能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身处的时代,生命太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