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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兵连花名册

        每个人都有第一本书。父亲的第一本书十分特别,那本书用厚厚的纸装订成册,捧在年龄尚幼的父亲手中,不光沉得压手,而且过于硕大。这大部头的封面标着一行乌黑的大字——《学兵连花名册》。在父亲的童年记忆里,他常常抱着这本沉甸甸的花名册蜷卧在乡间的土炕上,痴迷地翻过一页又一页,直把太阳翻得没了踪影。

        《学兵连花名册》每页正面不着一字,单印一幅顶天头立地脚的人脸像。翻过前一张脸,接着是后一张脸。每张脸都神气活现、呼之欲出。每张脸都盯着父亲看,有时看得父亲不好意思,忙不迭地躲开眼睛。

        翻来覆去地看那一张张人脸,久而久之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他们有的方脸膛眼珠溜圆,有的瘦长脸眉目细长,有的光净如女人,有的坑坑洼洼布满麻子,还有的鼻子下面翘起黑乎乎两撇小胡子,仿佛戏台上唱戏的。虽说人脸各有不同,相同的地方也是一望便知。他们都是一水儿的爷们,都戴一模一样的大檐帽,都穿一模一样的军服,个个威风凛凛。有一天,父亲在人脸背面发现了几行密如蛛爬的小字。父亲那时还不认字,不知是啥意思,但这并不妨碍他顺手一掀,便可以在厚厚一册《学兵连花名册》中准确无误地掀出爷爷那张脸来。

        无论是北平城里那些颠倒无序的日子,还是濮阳乡间那些疏懒无趣的时光,这本花名册一直陪伴父亲左右。花名册上的爷爷以及和爷爷一起排列其间的俊朗生动的脸,如同一群亲密的长辈,不时来探望他、安抚他,他也可以随时与长辈们窃窃私谈。

        透过花名册里的一张张脸,父亲瞭望着乡村生活之外的广大世界,瞭望着在他心中淡淡留痕的北平城。后来,父亲在村里的小学读了几年书,明白了《学兵连花名册》每页纸背面的小字儿和正面那张脸的关系。那是姓名、生辰年月、籍贯以及通信地址。再后来从奶奶的口中得知,那些年爷爷带着奶奶走东北、上山西、南下厦门,无论落脚何处,靠的就是《学兵连花名册》上的这帮弟兄。

        父亲将一本《学兵连花名册》翻得烂熟,但除去一张不会说话的相片,爷爷自始至终都是天边的一片流云。父亲八岁那年丧父。有关爷爷颠沛流离的身世,即使在革命的理想与激情滥觞于胸臆之后的许多年,仍然如民国初年万象纷纷的历史,零碎而芜杂。推算起来,奶奶是一九零零年生人,爷爷比奶奶大十一岁,大概生于一八八九年吧。       (1)

  • 方家胡同

        负责加工的人,用勺子把粪饼剁成饺子大小的“捡儿”,晒一天,外面黑紫光亮,里面还松软,这种粪干最好。

        粪干送到厂外,用荆条编的圆盘盛了,一盘两个钱。

        于德顺说,粪厂加工有猫儿腻,掺了假,“若是按流程做粪干,你觉得那就是纯粪,实际上却不是。按我瞧见的算,做出来的粪干,能有四成纯就不错。”

        我问,剩下是什么。

        “主要是草灰,也有土,一斤粪,掺八斤灰。兑完拿勺一搅和,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

        福禄闷在一旁不吭声,小宝问他怎么了,他腾地站起身,说:“我要报仇。”说完便往外走。

        小宝拉住他,说:“着急没用,我们也没证据。”

        于德顺说,跑海粪夫都是自己做粪饼,绝不掺假。他和福禄肯定是在城外卖粪的时候,得罪了南净粪厂的人,否则表弟也死不了。

        他蹲在地上,用手指划拉着算账,说:“种地的一年四季缺不得肥,多一个买纯粪的,粪厂就少一个生意,算下来得少赚十一二个大洋。”

        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又说:“这么多钱,还真是敢杀人。”

        我递给于德顺一支烟,他点上抽了两口,又是一副很认真的模样。

        中午,我们去西四大街找了个馄饨摊,随便吃了点,打算第二天去城外粪摊看看。

        民国时期,北京街头的馄饨摊,当时的馄饨和现在基本一样。

        十六号,我和小宝一早就去了灯市口,找福禄和于德顺,天还早,就溜达过去了。

        走到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遇上生猪市赶集,一路走过去,听到的都是猪叫,鼻子里全是猪粪味儿。

        过了生猪集市,还是满鼻子粪味儿。我问小宝,有没有什么不对。

        小宝皱着鼻子闻了会儿,说:“人屎味儿。”

        找个街坊一打听:这条粪道的粪夫罢工了,所以从早上到现在,每家门口都有一堆没清理的粪,茅厕里的粪也都冒了尖。

        拐进方家胡同,迎面冲来两群人,边跑边对打,人人手里拎着粪勺。一群小学生躲在墙根里看,拍着手哈哈大笑。

        我和小宝傻在那里,再一看,是跑海帮和南净粪夫打起来了,福禄和于德顺在里头,正舀了粪往外泼,他俩后头,是八九个光膀子的汉子。

        小宝骂了一句,冲上去帮忙,还没施展开,就踩了两脚粪,弯下腰就吐。

        我往前去了几步,又退回来,捏着鼻子叫福禄住手,福禄不理我,仗着人多,打得南净粪夫满胡同跑。

        那群人跑到十七高小门口(方家胡同小学),要往里进,校门口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喝住他们,骂了一通。

        我一看,是高小的校长,我曾在报社跟他见过。

        我走过去,打了一个招呼,问他怎么回事。

        早上,南净的粪夫罢工,给街坊提了俩要求:一是不准让跑海粪夫进门,二是天气太热,每家交份解暑费。

        街坊受不了臭,商量着交钱,福禄和于德顺叫来一群跑海帮的,两伙人就打了起来。

        打走南净厂的粪夫,于德顺拿上粪桶粪勺,吆喝跑海帮在胡同里收拾起来,将满地的粪汤冲洗得干干净净。

        小宝拍拍福禄,说:“这哥们儿挺能干,你也学学。”

        我说,他这是聪明,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给街坊淘粪了。           (24)  

  • 绅士靠边站

        湖南绅权特重,这是清末的常识。这种士绅的特权,跟湘军因太平天国之变而崛起有关。

        不过单就辛亥年说,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地方上还算好,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当过军官,在凤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复,他是主事者之一,联合镇台周瑞龙,发动苗汉民众起事,自己在凤凰城里做内应。湘西光复后,“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

        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一说统制)黄忠浩,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这一层,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抢米风潮,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湖南大荒,米价腾贵,官吏又无所作为,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引发市民骚动,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

        赖承裕后来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电话)里对他的训话,赖不过转述而已。无论如何,官吏处理不当,激成民变,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对巡抚岑春蓂、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他们向朝廷表示:湖南米价调涨,正是由于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囤积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两月之食。官方调查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有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急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联——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