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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托儿所 何以走出困局

        不想让老人带、又不放心交给保姆……从产假结束到上幼儿园,这段时间孩子由谁来管,令不少职场妈妈倍感头疼。日前,上海率先出台《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让托育机构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在北京,托育机构究竟现状如何?还有哪些问题仍待解决?

        入托难

        “小托儿所卫生差,大机构老师顾不过来”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婷(化名)已经给儿子贝贝换了三家托儿所。

        前年7月,徐婷休完产假,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节奏,刚满半岁的儿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看,“我爸妈还没退休,只能指着一边老人过来帮忙。”然而,去年春节前夕,奶奶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

        不得已,徐婷临时找到小区附近的家政公司,以每月5800元的价格雇了个育儿嫂,“毕竟是外人,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也不知道白天我们都去上班时,孩子到底怎么样。”思前想后,徐婷装上了监控,结果很快发现问题,“育儿嫂只顾玩手机,贝贝好几次险些出意外,喂饭时,居然直接拿贝贝的勺子尝,卫生习惯太差。”

        观察了两个月,徐婷决定辞退育儿嫂,把贝贝送到托育机构,“先去了小区里的幼儿园打听,觉得相对正规点,可那边小小班只接收2岁以上的孩子,而且需要排队,哪怕年龄符合,也未必能轮上。”

        相比之下,开设在自家隔壁单元楼里的托儿所可以“随去随收”,“其实就是民宅改造的,看起来倒也亲切,接送比较方便,价格也低得多,日托每月三千,送过去的基本都是邻居家孩子。”

        刚送过去那段时间,贝贝还算适应,可没过多久,徐婷便发现儿子总是拉肚子,还很容易感冒,“那边卫生条件还是太差,清洁消毒工作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给孩子吃东西也不讲究,有次我提前去接,看见孩子手脏兮兮的就抓起水果塞嘴里。”

        三个多月以后,徐婷选择另找机构。这一次,她看中了小区底商的一家幼托中心,“面积有两百多平方米,设施方面要全一些,管理也更规范,每天会对场地进行紫外线消毒,孩子送过去还要先量体温。”

        可惜,徐婷再次觉察出异样,“我们平时在家几乎不开电视,但孩子从那边一接回来,就指着电视要让打开,性格也变得有些孤僻,出去见到小朋友就躲。”徐婷打算一探究竟,“隔着窗户我发现,他们正围着电视看动画片,半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二十多个孩子,只有两个老师和一个阿姨,根本顾不过来。”

        又过了四个月,徐婷不得不给儿子换第三家机构,“听同事说,我们写字楼里也有个日托乐园,上班的时候送过去,下班再接回来,里面早教课程挺丰富,师资方面好一些。”徐婷狠狠心,以每月6000元的价格交了半年费用,依然算不上满意,“孩子这么小,天天跟着我赶早晚高峰,实在折腾。况且写字楼空间有限,很难有户外活动的机会,但眼下只能先将就。”

        办托乱

        “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该找谁办都说不清楚”

        去年“六一”,二胎妈妈小贾的家庭式托儿所正式开张,第一个入托的正是她的小儿子洋洋。

        “之前找过育儿嫂,可她一个人没办法兼顾做饭和带娃,也请爷爷来帮过忙,但老人不习惯城市生活。”无奈之下,小贾开始考察周边的托育机构,却始终觉得不够理想,“好不容易动员专门做托育连锁机构的校友到小区开店,结果对方因为听说同类机构曾经被投诉,最终放弃计划。”

        小贾不甘心,索性决定自己开一家,“谈不上有多少经验,只能边学边做。”多方权衡后,小贾选择把托儿所开在自家楼下,“刚好一楼有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周边有绿地,方便做户外活动空间。”

        签好了长租合同,小贾便开始动工改造,“全屋做了墙面软包,又在主要活动区铺上厚厚的地垫,定制幼儿专用洗手池和马桶,装上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和监控设备……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装修布置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虑,但很难找到成熟的执行标准,只能多参观多打听,在实践中摸索。”

        相比起硬件来说,软件更是摆在小贾面前的一道难题,“毕竟是小机构,又没办法给出高工资,不好招到合适的人。”一开始,小贾找来一名育儿嫂和一名幼师,但很快发现,习惯了一对一服务的育儿嫂很难适应一对多的状态,而幼师之前几乎没有带过三岁以下的孩子,“没办法,又专门花了一千多块钱买简历,一个个面试,觉得还不错的,招过来再培训,像蒙特梭利、正面管教等理念,我也是刚接触。”

        开办之初,小贾曾经想过注册,“跟业内人士请教完,才知道几乎不可能办下来正规手续,甚至究竟该找谁办都说不清楚,还不如别自找麻烦。”就这样,小贾的托儿所悄悄开张了,“一直不敢对外宣传详细地址,连招牌都没挂,生怕引来麻烦,招生基本靠家长主动联系我。”如今,小贾的托儿所里有五六个孩子上日托,四五个孩子上晚托,“一个人每月收三千多,勉强够维持日常开销。”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小贾的托儿所还是在半年前遭遇了上门检查,“居委会的人以查消防的名义来,我坚持说是自己家,他们大概也没想好该怎么处理,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不过,即便没有检查,小贾也并不轻松,“安全是最重要的,孩子本来就小,一不留神就可能出事。前段时间有两个孩子打闹,其中一个脸被抓了下,后来就不来了,我再怎么道歉都没用。还有个孩子因为尿不湿换得不太及时,有点红屁股,家长意见很大。”

        谈及托儿所的未来,小贾坦言“心里没底”,但她希望继续开下去,“其实很多人都在酝酿着开办这样的机构,仅仅是我们的幼托联盟群里就有60人。大家也看到了上海出台的标准,觉得在场地面积和园长资历的要求上可以更灵活些。”

        观点

        建构多元一体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现阶段,我国3岁以下的社会托育服务,总结起来就是‘有需无供,有教无保,有心无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表示,相较于众多双职工家庭的需求来说,目前托育服务的供给总量明显不足,结构严重失衡,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一些有志于办托育服务的社会力量没能得到合理的规范引导,造成大量“黑托”存在。

        “北京的情况与全国各地的情况类似,原本有的公办或民办幼儿园可以开设托班,但由于学位紧张,为保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求,只好缩小托班规模或取消托班。适应群众需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机构’的名义注册的机构,开始涉足托育服务,但严格来说,这些机构不具备提供全日制托育的资格,也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认为,应当明确托育服务发展理念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制定支持性发展政策,并尽快确定托幼服务的管理体制和主管部门。

        “尽管需求很大,但我们并不赞成一哄而上,还是应该制定发展目标,确定主管方,明确准入门槛,这样才能加以规范。”杨菊华建议,建构“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以社会为补充,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性与公益性、市场化运作与家庭照料相结合的多层次服务模式,“从上海这次出台的文件就能看出,托育服务涉及教育、卫生、公安、消防、民政、人社、妇联等十多个部门,需要明确谁来统筹、如何分工。”

        此外,在杨菊华看来,人才队伍建设也亟待加强,“托育工作风险比较高,专业性要求也很强,但市场上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加强培训的同时,还应提高他们的待遇和地位,吸引更多有能力的人加入进来。”

        本报记者 宗媛媛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