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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忆事·妻家·老宅

        十几年前,坐落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对过儿的北京最有名的首都电影院因首都发展的需要而拆迁,从此,长安街再也没有了这座标志性老建筑。10年前,首都影院东侧不多的几处民宅和零星的小店铺也走上拆迁之路,从此,西长安街103号这处曾与首都影院一墙之隔的民宅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

        这处民宅是我岳父家,自然也就是我妻子家。这个小院有十余间房,它的历史从我妻子这代算起,可上溯五代,至少有近二百年了。

        10年前,当推土机推走了最后一堆断砖残瓦,“隆隆”声戛然而止,我在远处久久伫立。那一刻,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几十年前,鲜活的画面一幕幕从眼前闪过,胸中有热血在奔涌,脑中有记忆在激流。

        当情绪渐渐平复,最后瞥一眼已经了无痕迹的老宅的平地,我把情感赋予这篇小文,以寄托我对老宅的怀念,抚平我的百感交集!

        103号的左邻右舍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坐标,将历史拉回到60年前。103号院西侧与首都影院一墙之隔,再向西其他还有(难以准确地说出“依次”)沙利文食品店、银星照相馆、大食堂(饭馆)、中央打字机行、人民银行、土特产商店、天源酱园、鸿宾楼饭庄、大地西餐厅、庆丰包子铺、燎原日夜商店。

        103号向东,有新新礼服店、同天永饭馆(后改为晋风刀削面馆)、自行车修车铺,隔着六部口胡同,是照相器材、纸张批发部、邮局。

        103号对面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市民政局,后在电台原址建起电报大楼。背面(南侧)是安福胡同,这是因“安福系”而十分著名的一条胡同,中央电影院(后改为北京音乐厅)与其相邻。

        学生时代,我曾无数次进出首都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寒假、暑假更把电影院当成“家”,曾带来了多少欢乐。

        “大食堂”,顾名思义,经营大众饭菜,以物美价廉著称。当年,我第一次走进“大食堂”就是和当时还只是“朋友”的妻子一起吃饭。记得我要了2两青梅酒,借着初沾酒的兴奋(也是为了遮掩),浅薄地夸夸其谈,妻居然认为我很有“学问”。今天想来,仍不免脸红。

        至于六部口邮局,更是再熟悉不过了。上中学时,几乎日日光顾,会写点儿东西后,更成了我心中的一处“圣地”。直到拆迁前几年,该邮局仍经营报刊杂志时,我还不时去转转。

        北京最早的存车处之一

        妻家可能是北京最早经营存车处(自行车)的人家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首都影院的建成开张,借“地利”之便,他们家就开起了存车处。这个“地利”,既是紧挨着电影院,门前的便道又十分宽敞,可以停放多辆自行车。

        一辆车2分钱,多少年未曾涨过价,一分一分积攒,居然养了一大家人;而在妻父辈的六人中,又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

        这是一个老式的传统家庭,但他们没有重男轻女,反而“重女轻男”,三个儿子或初中,或小学未毕业都早早参加了工作,而把继续学习的机会留给了三个姐妹。一个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一个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

        多说几句的是,妻的三姑,一介平民子女,却以高分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那可是高干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云集的地方,她是靠父亲2分2分的存车费跻身那未来精英荟萃的学校,而后又以高分考入北京工业学院。

        后来,妻家的存车处与西单的存车处合并组成合作组。没存在几年,形势的演变也就使它寿终正寝了。妻家从此告别了存车处“生涯”。

        稚嫩双肩托起沉重生活

        妻是西长安街103号的第五代。她出生时上面已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三年后,一个弟弟又降临。七口之家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母亲常年有病,生活的拮据和困顿可想而知。

        但生活并没有压垮他们,除了坚忍和“自救”,从这个家里还时时传出琴声和唱戏声。岳父老实厚道,性格内向,岳母爱说爱道,只要一开腔,就像开闸之水一发不可收。

        岳父一天难得说一句话,记得成家后我和妻去看望老人,岳父一成不变的“来了”,然后就再也不说什么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喜欢京剧,当儿女们围坐在一起,他边拉边唱,妻就在父亲的影响和浸润下,一生也喜欢评剧、京剧和唱歌。

        生在这样的家庭,妻过早地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她六岁就开始卖报、卖大碗茶、卖瓜子,以稚嫩的双肩扶助父母走过了艰辛之路。

        更辛酸的是,参加工作后,父亲遭遇错案,原本可以稍稍喘口气的时候,艰难又向她袭来!为了补贴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每月工资17元时,给家里七块;19块时,给家里9块;32块时,给家里20块;39.8元时,给家里25元。她在远离市区的工厂上班,每周才能回家一次,要在食堂吃饭,要花长途汽车票钱,除了“必不可少”的吃饭,几乎什么都不花!为此,她在食堂永远买5分的菜,从未吃过一毛钱的菜。晶莹剔透的蛋羹是她最想吃的,多少次她都想狠狠心买一个“解解馋”,但每一次都忍住了转身走开。她舍不得那2毛钱,她要省出这2毛交给父母,以渡过生活的难关!一份2毛钱的菜,六七年间,她没碰一下!多少年后,当妻给我讲述这一段经历时,我难以自持,泪眼模糊!

        那个卖报纸的小姑娘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28中上初中。我从小学开始就爱看报,尤其晚报。那时期,中苏就一些问题开始展开论战,这件事又把我的兴趣引向了《人民日报》。为了看论战文章,尤其是“九评”,我每天早晨上学前到六部口邮局前买《人民日报》,晚上下学后到那里买《北京晚报》。天长日久,总是一个小姑娘站在邮局前的马路边卖报纸,我也总是从她手里接过报纸,然后匆匆离去。

        时间长了,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姑娘:她总是站在固定的位置,左胳臂夹着一摞报纸,右手把报纸递给买报人。夏天总是穿一件长袖白衬衫,冬天在棉袄外罩一件紫底小白兰花外衣,俊俏的脸庞,有一双招人喜爱的大眼睛,她的目光纯真、温润,让人心生怜惜。那年代北京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尤其在北风呼啸的日子,街头人们行色匆匆,很少停留。但小姑娘仍然站在那个固定的位置卖她尚未卖完的晚报!这时候,她让人生出的就不仅是怜惜,更是心疼。一个尚需呵护、在妈妈面前撒娇年纪的小女孩,却在寒风中为父母分忧,却为那2分钱忍受着刺骨的寒风和街头的孤寂!多少年后,我忘不了这个小姑娘,忘不了这个卖报的小女孩!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也结束了在六部口的“买报生涯”,也就“告别”了那个大眼睛的卖报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1968年初中毕业后,1969年侥幸没有“上山下乡”而分配到和我同一个远离市区的现代化大厂。也“侥幸”地跟我分在同一个车间。我们后来由相识、相知到成家。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妻的这段经历。

        岁月的河流冲走了多少往事,多少记忆已经模糊,已经淡忘,而唯独那个卖报的小女孩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一次,我和妻子聊天,我说她特像一个人,像当年一个小姑娘。当我说出那些细节时,妻子先是惊讶,继而是沉默,最后她潸然泪下。她哽咽着说:“那就是我啊!”

        世上难道真有这种巧合?!已经是老夫老妻了,我“认真”地看着她,从她依然年轻、不老的脸上我读出了沧桑,读出了坚毅,更读出了善良和真诚!她说:“我从1958年《北京晚报》一创刊就开始卖报,直到1966年停刊。我从6岁到14岁一直卖报。早晨上学前卖《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晚上下学后卖《北京晚报》。这份‘差事’还是靠父亲在邮局工作之‘便’得到的。”

        妻子说,那时候,自己并不觉得苦,小孩也不知道累,倒是这段经历,让她看到了人生的冷暖,也体会到了人性的善良和温馨。她说,经常有叔叔阿姨递过5分钱或一毛钱,拿起报纸就走。当她要找给人家钱时,却听到一连声的“不找了!不找了!”这些暖人的“小事”,她一生都铭记于心!

        妻子出生在西长安街103号,那是她的家。103号自然与我这个曾经的“局外人”也有了关系。当我写这篇小文时,妻子一再嘱咐我,要写写那里曾经有三棵百年枣树。三棵枣树结的枣形态都不一样,但都又脆又甜,这是她不能忘记的。还有就是她有一位初中好友,叫李俊萍,每天都到103号找她,她们每日结伴同行,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后来失去了联系,但几十年了,妻子无法忘记李俊萍,一直深深地想念她!

        西长安街103号已永远消失,但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些经历,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插图

        王金辉H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