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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杯与俄罗斯

        3嗜好:爱喝酒且是“海量”

        俄罗斯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公元十世纪,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说:“喝酒是罗斯人的天生嗜好,没有这种乐趣,就无法生存。”伏特加意为“生命之水”,是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俄罗斯是伏特加的故乡,发明了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被称为“伏特加之父”。他不仅贡献了伏特加的标准配方,甚至连伏特加的名字也是他起的。经过反复科学实验,他发现最理想的酒精度数是40度,这对人体最为适宜。1895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将全俄伏特加的度数统一为40度。至今,无论是东欧,还是美国出产的伏特加,均为标准的40度。据记载,卫国战争期间,为提高战斗力,斯大林批准每天给前线野战部队每人派发伏特加100克,后又把打胜仗的定量增为200克。有历史学家称,他们是“靠伏特加和喀秋莎打赢了战争”。现在,俄罗斯人均饮酒量也居全球第一。政府颁布过禁酒令,但“几度禁酒几度醉”。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不仅使他们嗜酒成性,也磨练了其特有的耐性。

        俄罗斯人喜欢吃黑面包,认为这是比白面包更有营养的“离不开的食物”,不常吃还容易生病。而在我国,有人却误认为俄罗斯人穷得只好靠吃黑面包生活。黑面包历史悠久,早在9世纪就已经在古罗斯普及开来,并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主食。黑面包是由特殊的原料和方法烤制而成,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其主要原料是荞麦、燕麦和小麦,富含维生素B和E。在种类众多的黑面包中,“鲍罗金诺”堪称极品。据说,1812年俄罗斯人抗击拿破仑入侵期间,年轻的俄罗斯将军亚·图奇科夫在莫斯科郊区鲍罗金诺英勇牺牲,他的妻子悲痛不已,便进入莫斯科市郊的一个女修道院,以烤面包纪念亡夫。在那里,她见许多受伤的战士吃饭没有胃口,于是就把一些开胃健脾的香草籽放进面粉揉好,用酵母发酵三天三夜,然后进行烧烤。结果烤出的面包颜色黑黄、奇香扑鼻,既能引起饱腹感,又富有营养,还易于消化。从此,“鲍罗金诺”黑面包名扬四海。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曾将一箱“鲍罗金诺”黑面包作为国礼送给我国领导人。

        俄罗斯套娃是独具俄罗斯民族风情的传统手工艺品。制作材料以椴木为主,一般由多个同样图案的空心木娃一个套一个组成,最多可达10多个。最普遍的图案是一个穿民族服装的农妇,叫“玛特罗什卡”,这也成为套娃的统称。由于世代工匠的精雕细刻,以及俄罗斯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套娃受到各国小朋友和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青睐。它是一份精美的寄于亲情、爱情,表达思念的异域风情礼品,寓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分离。

        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俄罗斯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意思是凭理智难以理解俄罗斯。俄国是一个“巨无霸”,面积170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两洲,东西长约1万公里,共分9个时区,西端加里宁格勒人刚上班,东端堪察加半岛的居民早已下班回家。这次举办世界杯的11个城市,都在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部分,跨越3个时区,东西间最长距离为3000公里,每个城市间平均距离为600公里,也够球迷来回折腾的。阿根廷球迷就因搞混两个城市而差点错过比赛,当普京总统得知时便伸出援手并赠送门票,使得他们依然看上了本国球队的比赛。

        4文化:别具一格,被形容为“诗与剑”

        俄罗斯文化别具一格,被称为是“诗与剑”的文化。俄罗斯立国较晚,9世纪才建立起早期的国家——基辅罗斯。从古罗斯发展到现代俄罗斯的千年历史中,俄罗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如果说18世纪是俄罗斯帝国扩张疆土的鼎盛期,那么19世纪是俄罗斯文化的空前繁荣期。俄国文坛上,先后有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启蒙主义几种流派,从19世纪20年代起浪漫主义占了主导地位,而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促进了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变,19世纪后半期则是具有民族独特风格的俄罗斯文学高峰期。19世纪涌现了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文学泰斗。高尔基曾这样评论道:“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奇地注视着俄罗斯……”

        《战争与和平》写于1863年至1869年。在这部小说里,托尔斯泰以1812年的卫国战争为主线,围绕四个贵族家族在“战争”与“和平”中的生活变迁,四个家族成员之间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描写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构成一幅卫国战争前后俄国广阔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托翁摒弃了史学家们把战争胜利归功于帝王将相的观点,提出人民战争的思想,歌颂了俄国人民打败拿破仑的伟大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作者不仅听父辈讲述过卫国战争的故事,而且于1851年从军服役,亲历了克里米亚战争,当过炮兵连长。书中的一些人物原型,就是托翁的家人和朋友。

        《安娜·卡列尼娜》构思于1870年,完成于1877年。小说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为大背景,通过两条平行而又彼此交织的线索,反映了俄国贵族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动摇,并揭露了整个社会的贪婪、欺诈和伪善。年轻漂亮的贵妇人安娜,为追求与青年军官沃伦斯基的真挚爱情,抛弃了家庭、名誉和地位,终因被情人冷落而卧轨自杀,向残酷的社会做出了最后的抗争。另外一条主线则带着作者自身的影子,大贵族庄园主列文热衷于思考社会和道德问题,乐于和农民打交道,试图建立一种合理的经济形式以协调地主与农民的利益,但以失败告终。

        托尔斯泰出生在一个贵族世家,但不愿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要求别人为自己工作,而是为了要服务他人。”他常与农民一起在庄园里种树、锄草,还自己做鞋。托翁的墓地坐落在离莫斯科190公里的图拉故居。名声显赫的大文豪的坟冢,只是一个普普通通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未设墓碑,没有任何装饰,也无人守护,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平凡。1895年3月,托翁写下这样的遗嘱: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材,为我做一个最便宜的坟墓,不要放鲜花和花圈。根据托翁本人的意愿,这块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土墓,成了一生都在痛苦思考、探索真理的伟大作家的长眠之地。这位语言、思想和精神的泰斗,用自己伟大的人生铸成了不朽的丰碑。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参观托翁的墓地后感叹道,这是“世间最美、给人印象最深、最感人的坟墓。”

        令人感兴趣的是,托翁还有一段不解的中国情结。在去世前半年,托翁说,“假如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到中国去。”在世界各国的大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到像托翁那样关切中国人民的命运、喜爱中国古代哲学并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托翁愤怒揭露和谴责了英法联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1900年,他又发表了题为《不准杀害》的政论文章,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提出了严正抗议。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托翁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真研读了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人的著作,对孔子学说中的“修身”思想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王国赞赏至极。这种影响在托翁的“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中都有反映。迄今保留的托翁书架上,还完好保存着孔子和老子等中国先哲作品的俄文版译著。托翁名字在19世纪末传到我国,随后他的作品相继被译成中文。托翁的思想和创作,对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名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托翁的洗礼。可以说,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苏联歌曲是俄罗斯文化的不朽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那些歌词优美、曲调流畅的老歌,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方面都有很高的品位。时光流逝,但这些曾伴随我们青春岁月的俄罗斯歌曲,没有被人们忘记,更没有被时代摒弃。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及社会现象耐人寻味……

        有人说,这个盛夏,不管你懂不懂球、看不看球,最让全球热血沸腾的莫过于俄罗斯世界杯。我不是球迷,但也爱看世界杯,更爱享受世界杯文化。“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这句球场术语,多么富有哲理啊!这也正是世界杯文化的魅力所在。

        (作者曾任中国驻俄使馆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