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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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仙草、毒药、时尚符号:
    烟草的中国故事

        ■张弛

        美洲的烟草16世纪传入中国,有怎样的传播历程?

        中国如今有3.5亿烟民,是世界上毋庸置疑的第一烟民大国,但我们对这种外来植物进入中国后的近500年历史却所知不多。近期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班凯乐的《中国烟草史》,可以说是该领域的锚点之作,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烟草社会史,涉及生产方式、消费阶层及空间、摩登文化等诸多主题,让人得以从这个细小的维度窥见另类的中国故事。

        荷兰制图师扬·纽霍夫(Jan Nieuhof,1618—1672年)在1655至1656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代表团访问了顺治的宫廷,他写到大多数士大夫携带“两个小荷包,里面放着烟草”。康熙时代来自江南地区的一些著名士大夫则是公认的老烟枪,例如陈元龙、史贻直、尤侗、沈德潜以及苏州的翰林学士韩菼等。

        社交广泛的江南学者精英主导着晚期帝国的文化景观,至少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烟草的致醉性及其在接待客人时的实用性使之成为一种受欢迎的物品。在明末清初,士大夫和告老还乡的官员通过一系列休闲活动来维持广泛的跨地区社交网络,烟草巧妙地融入了艺术家、诗人和文人所享有的休闲文化和男性社交活动。被这样一些人接受后,再通过直接的社会接触以及间接地通过17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印刷品上的诸多关于烟草的诗歌和掌故,进一步向他人传播。当时文人组成的各类文社中,吸烟十分流行,例如扬州邗江吟社中,许多成员都写过关于烟草的诗。

        社团中最著名的一位厉鹗是浙西词派的领袖,有一首词《天香》写的就是烟草,词里称其为上天赐予的“瑶草”,当然这种瑶草或许是让他在1752年死于肺病的原因。该社团另一位著名的成员全祖望写了一篇《淡巴菰赋》(淡巴菰即tobacco),总结了烟草的诸多优点:“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佳……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

        但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那样放松警惕,也有人对烟草的性质进行了一些争论。当时像方以智、方苞等文人就激烈反对吸烟,方以智以其较强的“科学精神”,认为烟草性质辛辣,走脾胃,最后会伤到肺。当时的一些医生,尤其是养阴派的以及温补派中的张璐等,认为烟草过于燥热,药性强烈,会损耗元气、伤阴,尤其是对体质较弱的南方人而言更不适合。

        但补土派(脾胃派)的医生张介宾和温补派的另一些医生如汪机等,虽然认为滥用烟草会造成疾病,但仍肯定烟草是一味有力的药材。当时很多人认为烟草具有“火性”,所以可以克瘴气、风寒、山蛊、鬼邪、宫寒、杀寄生虫、壮阳等。而明清时江南富裕的精英阶层,生活安逸、饮食肥腻、纵情酒色,加上梅毒的传播,造成普遍的阳气虚劳、身体脆弱。当时的医生认为“阳虚”(阳气不足)正是江南的时代病,所以扶阳,或者说提升阳气就成了很多医生的当务之急,除了人参之外,烟草也成了一味备选补药。

        与纯粹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中国烟草史》还运用了大量文学作品,探讨吸烟作为一种文化的标志,如何凸显了前现代与现代、乡村与都市。

        上海不仅是中国卷烟业的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文著作中,进口英国卷烟被认为是高档奢侈品的代表,茅盾、朱湘最爱“茄力克”,林语堂喜欢白锡包,鲁迅最喜欢Craven“A”(卡雷拉斯公司的品牌)。

        卷烟在许多20世纪作家的作品里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大多数作者都以其作为某种介质来论及乡土中国群体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主题。一些立足于上海的作家,特别是那些“海派”风格的实践者,将卷烟奉为在中国新兴的现代性的象征。

        在“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那里,正如李欧梵所言,“体现了一个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时英把对吸进口烟的嗜好写入了他的小说,在《Craven “A”》里,女主人公的身份与一种外国烟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使她成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仅在诱发男主角袁野邨被压抑的性渴望时才有意义。卷烟与性欲之间的关联贯穿了整个故事。

        穆时英也用不同的卷烟品牌名称来表示角色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凸显了上海都市吸烟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时英想象的世界中,最优秀的品牌,诸如黑猫、吉士、骆驼和白锡包等,都是舶来品,或者是用顶级进口弗吉尼亚烟草制成的。用国产烤烟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门牌卷烟是低档和廉价的,配不上成功的现代企业家或老到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城市远郊工厂里粗鄙的工人才会抽金鼠或其他国货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识先锋都强烈地希望拥有国际现代性的象征。

        而在京味风格的作家中,譬如最著名的老舍,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常常能找到一种对卷烟和烟袋的区别使用。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将卷烟作为象征,表现祥子从乡村移居到北京后的道德沦丧。从使用烟袋到吸卷烟,既是祥子的变化,或许对老舍本人也是如此,回忆中老年农民悠闲地抽着传统烟袋的形象,是他在废都中找到的逃避严酷生活的避难所。在老舍看来,北京在20世纪30年代正经历经济衰退和混乱,而卷烟则象征着在此背景下西式城市化现代性的潜在危机。由于毫无优势地被卷入了商品化的全球经济,北京正在发生变化。老舍的许多短篇小说都用卷烟来表达作者对此的矛盾心理,将卷烟作为“堕落、现代、外国”的标志,而将烟袋作为“道德、传统、中国”的标志,这种对比用法令人想起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京派文学中发现的乡土中国情感。

        在电影、杂志、报纸和烟草广告中,卷烟一直被描绘成西方舶来品,主要吸引的是城市里紧跟时尚的世界公民。相形之下,烟袋被认为是一种乡下的遗迹,只有文化保守派才会使用,他们通常居住在时间似乎定格的落后地区。但这对吸烟方式的内涵的理解,包含着一种误解,即从根本上认为是地点而不是阶层决定了物质现实。“都市卷烟”用于象征所有现代和西方的事物,而“乡村烟袋”则代表“传统乡土中国”,尽管表现了城乡文化的鸿沟,但显然社会经济不平等更能有效解释吸烟行为的差异。

  • 龟:神化和丑化都出于误会

        ■周文翰

        “中国人什么都吃”是许多外国人通过媒体得到的“刻板印象”: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多,所以不管吃什么,总的消耗量常常就占据了世界第一,其实计算大多数食品的人均消耗量,中国的排名不会太靠前。比如说吃龟鳖这类偏门肉食,中国是世界上消耗总量最多的,还大量进口东南亚等地的龟鳖食用或者制药,外界就以为中国人普遍吃龟肉,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嗜好龟肉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一些地方,比如南美、太平洋的一些部落常吃龟肉,只不过他们人少,食用的总量不那么引人瞩目罢了。

        在世界许多地区,龟肉都是极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如巴西亚马孙河、开曼群岛等地方的部落一直有吃龟肉的习俗。考古学家发现40万年前特拉维夫附近的史前洞穴中居住的直立人先民就喜爱吃烤乌龟,洞中发现的龟壳上有烧痕,还有龟壳被敲破、被燧石刀屠杀的痕迹。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一个洞穴中还曾发现71只乌龟和3只野牛的残骸,可能是12000年前的部落举办宴会和进食的残迹,这是现代人类祖先举办的最早的宴会活动,考古学家推测早期人类开始组织宴会和耕作产出食物,是由于早期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拓展生活区域导致的。

        吃龟肉在欧洲也有悠久的历史。早期欧洲海上探险家于长途航行时,因无法保存新鲜肉类食物,会捕捉大型陆龟或海龟置于船上,以便随时都可补充肉类蛋白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把乌龟汤当成美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也曾流行海龟汤,以致出现了冒充的海龟汤,当时纽约的许多餐厅会在门口钉上一块龟壳显示自己可以提供真正的绿海龟汤。

        乌龟别称金龟、草龟、泥龟和山龟等,在动物分类学上隶属于爬行纲龟科龟亚科,是最常见的龟鳖目动物之一。分子生物学家发现龟的DNA接近鳄鱼、鸟和恐龙,距今约2.5亿年前龟与鳄鱼、鸟、恐龙的共同祖先分化,开始独立进化,世界各地都有本地品种的龟品种。在中国各地几乎均有乌龟分布,但以长江中下游和广西等地数量较多。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中就有吃龟的记载,乌龟肉、汤和蛋都是传统美食,许多地方的人当作美味佳肴吃。

        殷商时期,商王和各地诸侯的巫师利用龟壳进行重要事件的占卜,这种需求大概让龟们遭受了不少劫难。也有人将龟图案铸在青铜器上,或许一些部落将龟奉为某种图腾或者神灵。古印度神话认为大地是由巨龟背负着的,战国以后传入中国后也就有了类似的说法。周人把龟与麟、凤、龙当作“四灵”,是吉祥、长寿的象征,此后人们开始将龟雕于印鼻,刻于铜器,宋代以前民间嫁娶、生育、贺寿、建房等喜庆场合常摆放龟形的礼物、装饰品,唐代武则天掌权后特地把五品官以上的官员的佩袋由鱼形改为龟形,分为金、银、铜三种,以金龟袋为最高的官阶,因而李商隐才有“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的诗句。

        宋代以后“乌龟”的文化寓意才偏向了负面,民间传说龟可以与蛇交配产卵,于是就被拿来影射男女间不正当的暧昧关系,“龟”变成了骂人的话。这种误解可能是有人偶然看到龟与蛇在进行生死缠斗,就误以为龟与蛇在交配。龟在生育上确实有特殊的地方,一些种类的雌龟在与雄龟交配后,能长时间保存雄龟精子,几个月乃至几年后仍能产下可受精发育的龟卵,大概古人对此也难以解释,就以为它可以偷偷和其他生物胡搞吧。

        南北朝时候人们开始用龟的甲壳做中药,认为龟鳖本身寿命长,所以吃它有助于人长寿、滋补,后世更是发展出各种神妙的说辞,人们见了体形较大的龟就以为它已经活了百年、千年。这是古人的大误会,许多淡水龟鳖的平均寿命可能少于30年,陆栖性龟的寿命可能较长,也不过50年多点而已。

        以前人们都是捕捉野生龟,为了满足饕餮之客的口舌之欲和药厂熬制龟胶所需,三线闭壳龟、周氏闭壳龟、草龟、斑点池龟、凹甲陆龟、黑凹甲陆龟、四爪陆龟等在1980年代纷纷陷入濒危险境,供不应求,于是人们出于经济开发目的开始研究龟类的养殖,1985年后湖南、安徽等地就开始有了龟鳖养殖的试验。

        1990年代食用和药用需求的剧增催生了龟鳖养殖市场的大发展,江苏省的宝应县、山东省诸城市等地出现了众多养龟场,大城市的粤菜饭店和制药厂、保健品厂是主要买主,形成了从产地或进口口岸到全国各大城市的销售体系。这个销售体系围绕广州、深圳、南宁、凭祥、瑞丽、昆明、海口等大批发市场,进行货源集散,然后利用长途汽车、火车、飞机甚至邮政专车等现代化运输工具,把大量的龟鳖运送到大中城市进行销售,再通过大城市又继续延伸到周边的中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