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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北京的面包

来源: 北京晚报     2018年08月11日        版次: 21     作者:

    肖复兴

    北京的第一家面包房是“得利面包房”,1903年由法国人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包房进入北京,主要是为了服务外国人,一般老百姓对面包敬而远之,只称它为“洋馒头”。经历西风东渐,民国时期,更多面包房在北京出现了,东安市场、大栅栏,都有卖面包的地方;崇文门内大街东侧,更是相继出现华记、祥泰义等好几家面包房,但都没有形成气候。

    对老北京人而言,面包真正走进普罗大众的生活,自义利面包店始。

    义利面包店号称开业于1906年,那是开在上海而非北京——一位叫詹姆斯·尼尔的苏格兰厨师从英国乘邮轮抵达上海后,在上海开了这家面包店。而义利移师北京,是1951年的事了。很多生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人都吃过义利的面包,尤其是果子面包,义利,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对于面包的全部认知。

    后来北京的西点品种变多了,蛋糕、布丁、饼干、气鼓、起酥、拿破仑……却没有一种胜过义利的果子面包,果子面包几乎一统老北京人的口味多年。读小学时学校组织春游,我常会带上一个果子面包。最有意思的是到中午野餐时,一班四十多个同学有一半带的都是果子面包,面包中那略酸的香味,飘散在春天的田野里,是那个时代最芬芳的气息。

    那时候的果子面包一角五分钱一个,如今在超市里买,已经四五元钱了。半个多世纪过去,果子面包的包装一点儿没变,满足了老北京人的怀旧情结;面包的味道也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准,只是果料尤其是核桃仁稍微少了点儿,颜色也比原来的淡,大概是出于成本上的考虑吧。义利的面包品种很多,如果买,我还是会选择果子面包,或许是记忆中的味道过于牢固的缘故。只可惜半个世纪过去,人们对义利面包的记忆,似乎只停留在果子面包上,未免有些单调。

    那天,偶然听到了一张老唱片,里面有一首太平歌词《饽饽阵》,是1942年一位艺名叫荷花女的艺人唱的,唱词情趣盎然、别开生面:“那花糕蜂糕天色冷,他勾来了大八件儿的饽饽动刀兵。那核桃酥到口酥亲哥儿俩,薄松饼厚松饼是二位英雄。那鸡油饼枣花饼亲姐儿俩,那发面饼子油糕二位弟兄;那三角弯毛二五眼,芙蓉糕粉面是自来的红;那槽子糕坐骑一匹萨其的马,黄杠子饽饽拿在了手中;那鼓盖儿打得如同爆豆,那有缸炉重锁是响连声;我说前边的有摊糖麻花是四尊大炮……那玫瑰饼坐上了传将令……”

    把老北京点心的名字串在一起,借用一场战斗,将它们纷纷拟人化,塑造成披挂上阵的各路兵马,这体现了民间艺术独特的智慧和魅力。特别是她唱道“芙蓉糕粉面是自来的红”、“槽子糕坐骑一匹萨其的马”,把芙蓉糕表面那层粉红说成是北京的月饼“自来红”,让槽子糕骑上了北京点心的代表之一“萨其马”,巧妙运用转喻和谐音,让老北京人听后会心一笑。由此,我忽然想到义利面包,只有一员“大将”果子面包冲锋陷阵,如果也唱成太平歌词,能是怎么个唱法?

    如今在北京,再也不是义利一花独秀,很多星级宾馆都有售卖西点的专柜。特别是这十多年以来,新开的面包店很多,而且是连锁店,遍布京城。年轻一代比吃惯点心这一口儿的老北京人更能接受新事物,他们觉得点心比面包更甜、更油腻,面包松软可口。每到年节,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会去稻香村买成盒的点心带给家里的老人吃,他们自己则更喜欢吃面包或西点。

    当然,这些新面包店里卖的面包,价钱一般都比义利贵很多,这愈发彰显出义利走的是大众路线,而这也是它在北京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义利没有辜负当初自己起的名字,“先义后利”,遵从的是我国古老的生意传统。

    几十年来,义利面包依然能保持原来的水准,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添加的香料没那么多,起码更让我受用。不过现在不少老北京人爱去新侨三宝乐买面包,三宝乐有自己的专卖店,别看店铺不大,却经常挤得满满堂堂的。价格上,三宝乐的面包要比义利贵不少,但从口味和品种上,要比义利高出一筹。

    或许三宝乐的经验值得借鉴,丰富的品种,以及不断推出新品类面包的自选式经营,满足了人们不同的口味需求和尝新心理。特别是三宝乐的面包是现烤现卖的,这体现了面包不同于中式点心的特点——点心的存放时间长一点儿,而面包讲究的是刚出炉,人们图的就是一个新鲜劲儿。

    虽然三宝乐的面包很好吃,但做得实在有些粗糙,同一种面包模样各异,十几个面包装到一个塑料袋里,像是在菜市场买菜,顾不上头脚相撞,挤成一堆儿。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北京满不吝的豪爽性格的象征,毕竟面包是食品而非艺术品。过去讲究的是货卖一张皮,如今有些萝卜快了不洗泥,对北京的面包,心里还真有更上一层楼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