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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今天怎样推出
    本土文学?

        上接33版

        进击中的“70后”、“80后”作家

        截至今年十月,中信大方在国内原创文学方面已经推出21位作家的28种作品。检视这份名单,不难发现,比起大众更熟悉的“50后”、“60后”作家来,“70后”、“80后”作家的名字构成了其中的主力,除了上面提到的弋舟、张忌、袁凌,还有田耳、李宏伟、王咸、董夏青青、钱佳楠等,其中有些已奖项加身、获得文学界认可,有些是完全的新人,这两年才开始在刊物或文学奖上崭露头角,借在大方出版的这第一本或第二本书为读者所认识,走稳了作为“作家”的重要一步。

        关注“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是多重原因作用下的结果。蔡欣不讳言道,首先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品牌,在有限的知名作家版权争夺中不占优势。而王苏辛透露说,签约一个已经被市场接受、有很高文学界声名,尤其是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作家,签约费很高,三年之内的收益还未必能超过支付的版税。而另一方面,文学也是处于不断的进步和筛选中,就她的审稿经验来说,很多老一辈作家已经逐渐过了创作黄金期,在质量上呈现下落,而“70后”、“80后”作家正处在写作上升期,而且不少人已经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在她看来,完全能和老一辈作家以及国外的前代、同代作家相比,只是还没有被充分关注到。“大部分人愿意在已经出书成名的人身上做文章,不愿去关注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东西,做这个工作的确很累,很难,而且出来后可能完全没有市场反响”,但,还是要有人做的,因为“一旦发现几个人,或许可能改变我们对这一代作家的整体印象,对读者有一个新的引导”。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论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备受争议,到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才逐渐沉下。但随之而起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只有“乡土作家”,以及莫言这一批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之后,所谓“当代文学”如何赓续?不过,这些问题不久就有了解答——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整个国内文学出版界的一个新势头是,“70后”作家成群结队崛起、成名、日渐成为中流砥柱,“80后”作家也紧紧跟上,在前辈作家耕作的文学田地里开辟一条新路,以新的观察角度和书写方式来呈现当下时代错综的生活经验。这一点令人可期,无疑也更贴近年轻一代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而他们所需要的,是出版市场多一点接纳和鼓励。

        王苏辛认为,与前辈作家相比,“70后”、“80后”一代作家的一个特点是城市题材较多、有更多当前时代底色,其二是大时代的共同经验淡去,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更大,有上海作家,也有小镇作家,各自有不同的流动的生活经验,“没有了共同体,没有共同的敌人,也没有共同的朋友”,只能向个体去挖掘。这也让他们很难像以乡土为根据地的前辈作家一样有一个清晰的文学版图,文学中的地域性逐渐消弭,但从另一方面说,失去地域性保护下的写作将更有难度。“我们要让人看到,中国文学不只是乡土文学,其实很多‘70后’、‘80后’作家都在写和国际作家相似的题材了。我很开心,因为终于在中国小说家中也看到了新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会比前辈做得更好。”

        除了年轻的新作家,大方的作者中也有几位成名已久的,如李陀、李敬泽、王安忆、林白等。能收获这些作家,和出版年轻作家作品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以《一个人的战争》立名的“50后”女作家林白,便是有一年受邀参加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发现许多年轻作家的书都由大方出版。年轻作家进而向她推荐说,那里在做本土文学,有很好的编辑。还有多年不写小说的李陀,《无名指》是他今年的一部“复出”之作,他也将这部重要作品也交给了大方出版。蔡欣感叹说,当一件事情发出声音,就会成为一个有能量的聚集点,把很多东西聚过来。

        网络时代的“传统”写作者

        大方董事长施宏俊在采访中,提出大方要做“文学性的产品”,即用文学性的方式来贴近“用户”的生活,把普通人转化为文学读者。无论是“产品”还是“用户”,都是互联网语境下的词语,这让大方的基因天然有别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老牌的文学出版单位。但有意思的是,从策划落实回文学层面,对照大方所出的作品目录,最终摆在读者眼前的,却并不是互联网所直接对应的网络化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是“传统”的:作者多数来自传统文学杂志,参评传统文学奖,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生产。和在经济利益导向下,竞相追逐在网络上走红的大V写作者的市场业态比起来,这倒像是一股反其道而行之的“清流”。

        蔡欣认为,文学期刊和文学奖本身是很好的筛选机制,“文学评论界众多评论家、顶级文学刊物的编辑的判断力,肯定是远远超出我们一家文学品牌的文学编辑的”,因此,从这些判断里吸取养料,不啻是一条较为稳妥的路径。

        而王苏辛作为一线的策划编辑,坦言说,倒并不是刻意要从文学期刊里选择。事实上,在挖掘作者选题的过程中,她不拘渠道,看文学杂志,也看豆瓣等社交媒体上的写作,甚至去晋江文学网上看过网络小说。她坦承,“作为编辑,反而有时会回避文学期刊作者,更希望找到从网络上冒出来的人,他们在写作中已经和读者有过交流,对出版而言,可能更有市场”。但看了许多后,最后还是回到了文学期刊的主体上来,令她自己也颇感“神奇”。就她的审读经验而论,期刊上作者的写作水平的确整体比在网络上写作的人稳定,“不是说网络上的不好,有好的,但少”。大方也出版了个别网络写作者的作品,但在王苏辛看来,相比起来在文学性和生命力上还是弱一些。

        “我有一个经验,同一篇文章在不同载体上阅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网络小说其实很有意思,我在电脑和手机上看会觉得很独特、很打动人,但当我打印下来再看一遍时,就能看到里面有很多问题,作者还是缺乏长期的写作训练。而且他们自己对这种训练也并不太在意,他们更在意的是,写出的这一刻,有没有人能马上看到和反馈。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优势,但如果只注重看得‘爽’,我觉得不是文学写作的道路。”王苏辛说,她希望选出来的作家,不仅能在网络上阅读,还要能在纸上阅读,给未来提供一些留得住的、而不仅仅是阅读快感的东西。

        挖掘这类更偏于传统严肃文学的作家,和直接“收割”网络人气作者相比,在经济收益上肯定有比较大的差异。但如果判断得当,也并非一定如想象中那般惨淡,前面提到的张忌和袁凌就是很好的范例,同时也说明文学阅读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不低的层次。这给文学出版一个启示,“风物长宜放眼量”,推出新的本土作家作品虽然不易,但好的文学作品能够经历时间和大众的检验。如蔡欣所言,如果用投资的比喻,文学出版是一种“价值投资”,并非看一时的销量,不能以畅销作为唯一的出版标准。

        王苏辛说,尽管现在市场上长篇小说比较好卖,但整体看来,国内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高于长篇小说,大方还是出了很多短篇集。弋舟的短篇小说集便是其中佼佼者,且处于一种长期的“价值投资”关系中:弋舟现在有一个按传统纪年写作的宏大计划,和大方约定每年出一个短篇集,去年出版了《丙申故事集》,今年接续写了《丁酉故事集》。蔡欣很乐于看到这种关系的生成。“不是说遇到一个作家,把他发表过的作品做个选集,不是这种拿着报价去收割的心态,而是和作家一起成长。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参与而有一些不同,我们很愿意看到。”

        不过,在关于传统和网络的问题上,张婧易显然乐观一些:“纯文学”的生存向来不易,现在全民都能写作并在媒体平台上发表,一方面读者的注意力容易被分散,但另一方面这也给更多潜在的好作者提供了机遇。作为编辑,挑战和机会更在于,“如何从良莠不齐的海量作品中甄别和挑选出好的作品,抵达需要它的读者们”。

        中国当代文学不低于西方

        作为文学出版机构,中信大方有两条线,在原创文学出版之外,也出版了众多翻译文学作品。从数字来看,外国文学还是占多数,种类能占到全部出版的三分之二。这个比例十分正常,毕竟外国文学出版面向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作品。且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外版书的版权推荐机制十分健全。王苏辛介绍说,对于外国作品,编辑不需要外出约稿,也不需要亲自见作者,只用查邮件,就能看到版权机构推荐来的全世界的选题库。相比之下,做本土原创文学,从0到1发掘作者,显得难度更大。

        相比之下,另一重挑战在于,对于年轻的阅读市场来说,读者的阅读口味已经大大西化了。拜改革开放和物质水平提高所赐,“80后”、“90后”的读者从小就能接触到全世界的文学作品,普遍的文学欣赏水平也强于前辈,但对于中国本土文学,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进而难免有偏见,觉得本土文学“不好看”,不如外国文学。

        对于这个问题,王苏辛认为,在“外国文学”上还须加一个定语,即“欧美文学”。欧美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的中心”,成为最被广泛引进和阅读的部分。但世界文学是有多样性的,欧美文学未必是最好的,对其过分的推重还会遮蔽其他地区的文学。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学。“很多人诟病中国文学过于陈旧陈腐,但所指的那些作品可能是二三十年前发表的,并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套。我做编辑,看多了就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作家和外国同代作家、甚至更早些作家的作品相比,质量相差不是很大。得了诺奖的外国作家当然好,但是比整个世界的文学好,而不是只比中国当代的文学好。”王苏辛说,她想做的一件事情,便是通过当代小说出版,让人意识到当代中国也有很多作家可以选择,有很多作品可以看,而不是盲目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弱于西方文学的。这当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引导过程,但是有意义的。

        不过在她看来,中国整体的文学出版环境还未见得理想。横向对比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其中的差距:或如欧美,有完善的创意写作专业和良好的经纪机制,作家在很年轻时就能写作、推荐发表;或如日本,有芥川奖这样主要颁发给新人的重量级文学奖项,一旦得奖就前途无忧。此外,国外文学在题材上更加扁平化,没有所谓“严肃”或“通俗”的严格界限。但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显然是缺失的,无论是文学奖还是出版机构,还是更多局限于主流文学界视野,很难广泛吸纳民间力量,网络上的写作者就算写得很好,也很难在期刊上发表。这种状况虽然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王苏辛寄托于一个更好机制的诞生,通过一些有良好判断力的文学从业者,包括编辑、评论家、观察者等去选出好作品。

        近些年来,像中信大方这样,国内新锐的机构品牌在扶植本土文学写作上呈多点开花,如豆瓣阅读每年举办的文学奖已成为草根“文青”的重要试练场,还正式进入了出版序列,又如“理想国”,今年举办了“匿名写作计划”,让参与者抹去名字参赛,试图选拔出新作者。这些项目皆令人看到“引导”的必要性和意义——好的创作环境、出版环境需要培养,也需要时间去完善,但至少从现在起,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努力。          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