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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纳博科夫的强势与“毒舌”

        纳博科夫是公认的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文体家之一。读他的代表作《洛丽塔》、《微暗的火》、《爱达或爱欲》等,无疑是感受其文学魅力的最好途径;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他的创作和生活,了解他的艺术观,《独抒己见》一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全书收录了纳博科夫的22篇访谈录、11封致杂志编辑的信、14篇文论。与纳博科夫细腻隐晦,互文、戏仿与隐喻意味浓厚的小说有所不同,他在《独抒己见》中呈现了一种强硬、强势的个人风格,就像该书的英文书名Strong Opinions所体现的那样,纳博科夫谈文学、谈生活、谈创作,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刻薄而又迷人,绝不媚俗又让人忍俊不禁。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却无法否认阅读这些文字时所带来的酣畅淋漓的快意。

        纳博科夫的强势自有其底气。他出身于一个贵族世家,一位直系祖先是维罗纳的王子,曾庇护过流亡中的大诗人但丁;祖父在两任沙皇手下当过八年的司法大臣;父亲是个自由派政治家,第一届俄国杜马(注:俄罗斯议会机构)的议员、司法部长。优渥的家庭环境使纳博科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很小就会说俄语和英语,5岁时又学会了法语,以至于他后来在回答哪种语言最美时诙谐而又骄傲地表示:“我的头脑说是英语,我的心灵说是俄语,我的耳朵说是法语。”

        十四五岁时,纳博科夫已经用俄语通读了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用英语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用法语读了福楼拜的全部作品,还有大量其他文学作品。然而,纳博科夫最初的志向并不是当一名作家,他自小喜欢和迷恋蝴蝶,12岁时,曾梦想去咖喇昆仑山寻找蝴蝶。他说:“如果没有俄国革命,我很可能完全投身于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根本不会去写什么小说。”移居美国后,夫人薇拉曾开车15万英里,陪伴他游遍了北美,为的就是寻找和捕捉蝴蝶。对蝴蝶和昆虫学的深入研究,赋予了纳博科夫学者的严谨和细致,这些体现在了他在美国斯坦福、康奈尔、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涯中,也体现在了他的小说创作中。

        优越的家庭教育环境,十月革命后漂迫异乡的经历,父亲被法西斯暴徒暗杀的悲剧,加之移居欧美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洗礼,形成了纳博科夫热爱自由、憎恶专制、独立不屈的个性。他反对文学的流派、团体等观念,崇尚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劳动:“我对文坛上诸如团体、运动、流派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我只对个体的艺术感兴趣。”他否定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和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我的写作没有什么社会目的,也不传递道德信息,我没有一般观念需要阐述,我就是喜欢编造带有优雅谜底的谜语。”他对取悦大众的写作不屑一顾,直白地表明:“我的写作只取悦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这些,都显示了纳博科夫的清高与特立独行。

        纳博科夫自嘲是缺乏大众魅力的人。他在美国的大学授课,都是事先认认真真写好讲义,上课时照本宣科,绝无那些有如簧之舌、可以颠倒众生的教师的感染力。他也厌恶靠谈论作家的八卦新闻来推销作品的手段,“我真正喜欢的更好的公开谈话是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公众面前建立可信的作家形象,而不是暴露负面的品行。”他对在他的《洛丽塔》中寻找性的人嗤之以鼻。

        为了将普希金长达5500行的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翻译成英语,纳博科夫整整花了十年时间,仅索引卡片就做了500张,放满了三只长条鞋盒;他坚持用散文体忠实地翻译这部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之作,坚决反对损害原著的意译,坦承自己的译本不好读,但却是“可靠的、笨拙的、沉重的、奴隶一般忠诚的”。在执拗地主张并践行文学的直译这一点上,纳博科夫与鲁迅先生坚持的“硬译”,有相通之处。

        在评点同代或已故的知名作家时,纳博科夫不仅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而且火力全开,毫不留情。比如,他为自己在课堂上将《堂吉诃德》批驳得体无完肤而自豪;嘲笑艾略特“算不上一流”,庞德的诗歌“肯定是二流”;讥讽高尔斯华绥、德莱赛、泰戈尔、高尔基、罗曼·罗兰是庸才,宣称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绝对算不了什么”;直斥萨特的《恶心》是结构松散的二流作品。他推崇的作家是莎士比亚、博尔赫斯、乔伊斯、罗伯-格里耶,但即便如此,依然直言,“莎士比亚的语言比他的戏剧结构更胜一筹”,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写得好,但《芬尼根守灵夜》“只是没有形式、枯燥乏味的一堆伪民俗、一盘冷布丁、隔壁房间的不息的鼾声,令我难以入眠,苦恼不堪”。对于风靡欧美的弗洛伊德的学说,纳博科夫更是深恶痛绝,斥其为“不学无术、邪恶的胡说八道”。纳博科夫的犀利尖刻,也许让人不习惯,但至少要比表面上温良恭俭让、暗地里扒人祖坟的口是心非来得光明正大,何况他的不少点评的确直击要害、入木三分。就像郑板桥所言:“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纳博科夫坚持将“毒舌”进行到底,也难免有荒腔走板之时。比如,他承认自己不太懂音乐,却又说看不出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有什么真正直率的东西”,这多少就有些无知者无畏了。不过,纳博科夫毕竟是纳博科夫,他不从众,不媚俗,我手写我心,尽显高韬狂狷之士的本色。“事实上,我也像是任何界限分明的大陆。我是大西洋上空的一片羽毛,我的天空多么明亮和湛蓝,远离了鸽舍和那些泥鸽”。纳博科夫的这段话正是他为自己画的最好的自画像。

  • 我们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

        “我来自非洲。也许你们期待我利用这次讲演来诉苦、指责别人或是推卸我身边人的责任。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我想说的是,某种进程造成了非洲的贫困,如今,它也正在以同样的方式阉割我们作为故事创造者的普遍与普世的条件。”

        以上这段话,引自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2008年在斯德哥尔摩国际作家与翻译大会上的发言,译者是闵雪飞。就在同一年,莫桑比克北部一个叫帕尔玛的沿海村镇发生了狮子袭击人类的事件。作为生物学家的科托当时正在这里考察,他被当地人带领着看到了部分尸体,之后吓得跑回帐篷,在惶惶不安中,科托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作,直至天明。

        十年后的今天,当《母狮的忏悔》一书的中文版来到中国时,科托在给中国读者的序言里写到,十年前躲在帐篷中的那一夜,他已经开始了这本书的创作,只是自己后知后觉,久久之后才意识到。

        《母狮的忏悔》虽然只有十二万字,但其中涵盖和想要表达的内容之丰富,让这本书显得异常饱满。小说采用双螺旋叙事结构,以两位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视角交替叙述,带出各色人物。这两位主人公,一男一女,女性是想要逃离村庄、姐姐刚被狮子咬死的马里阿玛,男性是被村长邀请前去库鲁马尼猎杀狮子的猎人阿尔坎如,他称自己是最后的一个猎人,而这亦将是他最后一次打猎。

        伤人的母狮是贯穿小说的主线,但米亚·科托想要说的远比这条主线多得多。从主线引申开的是一张大网,这里面讨论了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讨论了后殖民时代非洲人的处境,讨论了外来观光者如何带着猎奇心态走近非洲,最重要的则是这里的女性所承受的多重剥削与压迫,这里既有来自外部的压迫,也有来自内部的抑制。他希望人们可以更立体地看待今天非洲的现实处境,不是简单化、单线条地把事情仅仅归于某一个原因。

        狮子伤人事件的发生,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人类打破了大自然的平衡。曾经,狮子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生活在从未安静过的世界,那里即便是草木生长、花瓣凋零,对动物们来说也是巨大的噪音,他们依赖听觉在野外生存。但是,“假猎人们连幼崽和怀孕的雌性都不放过,不顾及禁猎期,甚至入侵野生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权贵给他们提供枪支等一切物资,让这些杀手活在武器、金钱和权力的三角阵中”。阿尔坎如在阐述自己是最后一个猎人时,说了这样的话。是的,在他眼中,其他依然拿起枪狩猎的都是“假猎人”。

        在阿尔坎如看来,狮子伤人的原因显而易见——农民们把小型动物都解决了,那可是大型食肉动物的饲料,饲料没有了,绝望的动物们就来袭击村民。不论是大型动物还是小型动物,人类都不愿意放过,最终,自己成为了大型动物的口粮。

        和猎人阿尔坎如一起来到村庄的还有作家,他代表的是外来猎奇者的视角,他来到村庄,满足自己的窥视需求,同时希望用“新鲜的”素材,完成一部巨著。但讽刺的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城市作家在村庄里举步维艰,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脚下的土地,就连行走这样的小事,他也需要猎人做他的导师。

        一方面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陌生和不适,另一方面,作家也带着外来者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在和猎人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对打猎这件事提出了异议:“我其实持反对意见,希望这不会冒犯到你。”“反对什么?”“猎杀行为,尤其目标还是狮子。”“亲爱的作家,问题是你还没有见过狮子。”“我怎么会没见过?”“你只见过野生动物图册里的狮子,并不知道狮子到底是什么。它们只在自己的领地显露真面目,在那里它就是王。你跟着我到野外丛林,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狮子。”

        在前往村庄的路上,猎人建议作家尽快适应这片土地,习惯做个属于大地的人,作家辩解自己本来就属于这片土地,猎人丢下一句“这点只能由大地来确认”后转身离开。

        村民们因为同样脆弱的命运被困居在一起,千百年来存活在世界的边缘。因此,当突然有外来人对其苦难生活感兴趣的时候,他们感到很疑惑。“你们想知道这里的人是怎么死的?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是怎么活的。”

        比起狮子吃人这条故事主线,非洲女性所受到的多重压迫是科托在书中从头到尾的另一条暗藏的主线,也是他最想要讨论的话题。村庄里的每个女性,都有着她们各自的不幸。

        “女人在屋里忙活,没有身体,没有声音,也没有存在感。”“女人每天一大早起床,便如同睡眼蒙眬的战士出征。白天,我们作战,生活本身便是故人。每晚当我们从战场归来,无法从任何人任何事物那里得到安慰。”“你说了和平,什么和平?也许对于男人来说是到了和平年代,但咱们女人每天早上一睁眼,依旧要面对始终没有尽头的战争。”

        当又有一名女性被狮子袭击,死无全尸地下葬时,区长夫人终于忍不住发出声音——“狮子就在村子附近转,男人却依然命令女人去看守菜园,命令女儿和妻子在天刚亮的时候出去拾柴、担水。我们什么时候能拒绝?等到一个女人都不剩的时候吗?”

        她希望在场的女人都能同她一起反抗。但除了她,其他的女人们只是缩着肩膀,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女性无声无息地身披枷锁,艰难前行,马里阿玛的母亲说这里的女人早就在土里了,“你阿爸埋了我。你阿婆、太婆,所有女人都是被活埋的。”但当马里阿玛曾经有机会离开的时候,她却化身为一个阻拦者。“令她痛苦的并不是我会离开,而是没有人会带她走”,马里阿玛在自述中说道。女人们被压迫,同时也接受被压迫。

        “我们同时既是牺牲品又是加害人。”就像科托的演讲发言里所说的,他拒绝只是简单地诉苦和指责,而是希望同胞们能够完成自身的觉醒。殖民者、父权制都对这里的女性身心进行残害,多少女人在沉默中死去,即便在活着时,也不说话,不思考,不去爱,不去梦想。“如果根本不能幸福,还值得活着吗?”马里阿玛在书的末端发出这样的疑问。她拿起笔,用书写来完成一次“对抗”,在由男人和猎人住在的世界里,文字变成她的第一件武器。

        科托用他的笔,记录下非洲女性的不幸,为马里阿玛构建了一个庇护所。而他又何尝不期待着,在现实生活里,有更多的马里阿玛完成自我觉醒,用知识和行动,真正地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