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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钓鱼城下的世界战局

        明代文人杨慎有诗云:“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气犹生。睢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九守无降兵。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钓鱼城王张二忠臣祠》)此处的“王张”所指便是南宋抗蒙的将军王坚和张珏。今位于重庆合川的钓鱼城被后世称为“上帝折鞭处”,是因为此处拦住了蒙古大军的南下之路,一代枭雄蒙哥大汗也在钓鱼城下身死。

        按照《元史·本纪卷三》的说法,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他继承了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大汗的刚勇强悍,却有更加冷静和执着的意志,蒙哥继承汗位,能得到蒙古各部族的认可,他也继续拓展着蒙古帝国的版图。但就是钓鱼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挡住了他原本势不可挡的锐气,也让东西方的世界局势发生变化。

        弹丸之地阻挡蒙哥大汗

        蒙哥曾率军转战南北,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攻打钓鱼城前,“蒙古兵破利州、隆庆、顺庆诸郡,阆、蓬、广安守将相继降”(《续资治通鉴》),很多城池相继落入蒙古军之手,由于蒙古军常采取屠城的残暴策略,很多抗蒙守军不得不开城投降,以免屠戮之祸。蒙哥希望劝降钓鱼城守将王坚,便派出之前投降的宋将晋国宝前去游说,却不料王坚痛斥他的叛国行为,并杀之祭旗,史书上有言“蒙古主命降人晋国宝招谕合州,守臣王贤(坚)执之,杀于阅武场”。蒙哥的愤怒是不难想象的,但不可一世的他的确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劲敌,似乎命运都在跟他开玩笑,雄霸东西方的帝国统帅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山城拦住了步伐。

        《元史》上有记载:“二月丙子(注:公元1259年),帝悉率诸兵渡鸡爪滩,至石子山。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夏四月丙子,大雷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兵甚众。五月,屡攻不克。六月丁巳,汪田哥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是月,帝不豫。秋七月辛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追谥桓肃皇帝,庙号宪宗。”

        因为地势险要,加上顽强的抵抗与科学的战术,使蒙哥统帅的蒙古大军在钓鱼城前久攻不下。熟悉蒙古军事策略的人都知道,蒙古军队极其擅长在开阔原野上纵马驰骋,大规模的骑兵战斗是蒙古军最拿手的,而清凉的气候也会帮助他们保持强悍的战斗力。但在钓鱼城下,蒙古骑兵的优势全然发挥不出来,崇山峻岭的地形只允许蒙哥率领军队从艰险山路行进,而居高临下的钓鱼城守军可以以逸待劳,潮湿炎热的气候不仅让蒙古士兵战斗意志下降,还让军中疫病流行。有关蒙哥的死因在历史上有不少争议,疫病说和炮击说各有道理,还有不少人认为蒙哥是被飞石或流矢击中,或当场阵亡,或病重不治。但不管怎么说,蒙哥大汗的死跟钓鱼城久攻不下的形势有直接关联,也有不少蒙古将士在攻城中阵亡,可谓损失惨重。

        如果蒙哥的殒命是一个孤立事件,钓鱼城之战或许并不会成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转折点。但是,历史往往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最吊诡的变化,蒙哥的死打乱了在万里之外正在进行的蒙古第三次西征的计划,其统帅、也是蒙哥弟弟的旭烈兀不得不从遥远的西亚战场向东回撤,来帮助忽必烈谋取大汗之位。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分裂局面下的选择

        众所周知,自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的汗位都在黄金家族一系传承,继承人问题搞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帝国权力的分崩离析。所以,历代大汗都非常注重对继承人的指定和培养,但仍有很多现实因素会干扰预先的安排。成吉思汗死前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受到蒙古勋贵各派势力的干扰,只得让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暂时监国,两年后才在库里台大会上真正确认了窝阔台的大汗地位,而且这还是经过相对温和争执后的结果。在窝阔台之后的大汗是贵由,再之后便是蒙哥,但在此中间,还出现过乃马真后和海迷失后短暂的称制时期。可见,蒙古帝国每次新任大汗登基,都要面对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形势。蒙哥大汗身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自然也会引得野心勃勃的年轻贵族们的目光。

        此时的蒙古帝国正面临分裂的局面。坚守在塞北草原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决定和四哥忽必烈一决胜负,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继承了汗位。他们俩和蒙哥、旭烈兀都是拖雷的儿子,作为拖雷系里最有实力的继承人,两人之间的争斗直接决定了蒙古帝国未来的命运。此时的蒙古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从当时来看,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巨大的帝国,东亚和中西亚的大量土地空前地被一个国家连接在一起,塞北草原、青藏高原和云南的广阔土地也首次融为一个国家的领土。

        但是,阿里不哥与忽必烈长达四年的内战导致了蒙古帝国权力的分崩离析,因为这不只是两个大汗的争斗,其他黄金家族的成员和蒙古帝国的勋贵也必须在这场争斗中站队。当时,金帐汗国(术赤系)与察合台汗国(察合台系)都支持阿里不哥,可以看出,他的支持者都是蒙古的旧派势力,反对忽必烈的汉化思想。但有一派力量对忽必烈的支持至关重要,便是旭烈兀,他早年随拔都参与了蒙古的第二次西征,戎马生涯遍及中亚草原和西亚山地,在黄金家族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军事力量。旭烈兀似乎在多个历史关头都喜欢做“成人之美”的事情,当年曾帮助大哥蒙哥争夺汗位,而自己并没有表现出争夺大汗的意图。旭烈兀的抉择可谓精明,他自己不争夺汗位,或者说没有实力争夺汗位,其实也就避免了一旦失败所带来的巨大的风险,而旭烈兀在西征中也发现,遥远的西方有大片土地等待自己去征服,水草丰美的蒙古草原对他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旭烈兀原本并没必要在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做出站队的抉择,因为没人能想到,蒙哥大汗会在南征的途中意外身亡。回溯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些吊诡的细节:蒙哥1259年8月死在钓鱼城下,但旭烈兀率大军回撤,最早是1260年2月的事情。而且,旭烈兀几乎是在得到蒙哥死讯后的同时,就做出了主力军撤退的决定。换言之,从蒙哥殒命到旭烈兀明确得知此事,至少过了半年的时间。在今日看来,如此缓慢的讯息传播速度,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也大致符合当时的讯息传播能力和现实状况。这里所谓的“现实”,指的是传递讯息的兵士很可能在东方向西方的奔走中,需要向沿途的各个权力据点通报,而此时并不能排除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尤其是前者,它恰好处在连接蒙古帝国东部和旭烈兀掌控区域的连接地带)刻意拦下讯息的可能。虽然史书上对此并无详细记录,但旭烈兀如此急促地作出回撤的决定,或许暗示了这段非常时期里更复杂的可能性。

        蒙古大军西征步伐的终结

        旭烈兀自在蒙哥大汗的谋划下发起西征后,已经攻灭了多个政权,西亚的广袤土地已经落入蒙古的势力范围。几乎就在蒙哥在钓鱼城下殒命的时候,旭烈兀正在分兵向地中海东岸进军。后来伊利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对这段历史有相对详细的记载,根据相关史料,1259年9月,旭烈兀大军渡过额弗刺特河,命大将怯的不花为先锋,直奔叙利亚的阿勒颇城。1260年1月,旭烈兀与叙利亚军队在阿勒颇城展开激战,守城将军木阿匝木王顽强抵抗,但最终不敌蒙古铁骑的攻势。

        旭烈兀攻下阿勒颇城后,兵锋直指大马士革,国王纳昔儿只好向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求援,但当时马穆鲁克内部不稳定,无法派出援兵。不久后,旭烈兀的先锋怯的不花攻占了大马士革,强大的叙利亚也没有抵挡住蒙古西征大军。与此同时,旭烈兀派出的另一支由郭侃率领的军队攻占了富浪国(史学家多认为此地即塞浦路斯岛),地中海沿岸国家一时极度警惕旭烈兀的进攻。但就在此时,便发生了上文所说的蒙哥死讯传来的事情,旭烈兀在震惊之余立刻作出了回撤的选择,其中隐微的问题不难想象:既然第三次西征的命令都来自蒙古大汗,如今大汗之位空缺,还有什么比稳固内政更重要的事情呢?

        旭烈兀几乎撤出了西征大军的全部主力,只留下怯的不花率领少量兵士继续进攻马穆鲁克王朝。此时,非洲的门户就在蒙古军队眼前。1260年9月,艾因扎鲁特之战爆发,怯的不花的蒙古军队与忽都斯·贝尔巴斯率领的马穆鲁克军队展开殊死战斗。面对紧急的形势,擅长骑射的马穆鲁克将士展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寡不敌众的蒙古大军陷入重围,最终兵败,几乎全军覆没,怯的不花也被俘身死。由于主力撤退,大将败亡,旭烈兀西征也宣告结束。马穆鲁克苏丹忽都斯·贝尔巴斯一时名声大噪,却因为封赏没得到部下的满意,竟被大将拜伯尔斯暗杀。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艾因扎鲁特之战成为钓鱼城之战后又一个决定东西方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它不只终结了旭烈兀西征的步伐,此后蒙古的势力范围也再也无力进入地中海东岸,至于攻打非洲,就更不可能了。而在另一边,旭烈兀在帮助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虽然制止了蒙古内部出现南北对峙的政权,但横跨东西亚的蒙古帝国在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就在忽必烈即位后不久,窝阔台之孙海都终于叛乱,这不仅是因为他依附的阿里不哥已经争权失败,更在于统治中亚许久的窝阔台系势力早有独立建国之心。之后,忽必烈所统治的元朝与旭烈兀所统治的伊利汗国还一度保持了较为紧密的关系,但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与它们却关系日渐疏远,甚至相互用兵,再也没有哪个大汗能掌控此前那般辽阔的疆域了。

        由此不难看出,要从世界眼光来解读钓鱼城之战的转折意义,一个意外的事件导致了整个世界战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这或许是偶然的。但是,盛极而衰的规律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无法改变的,蒙古帝国此前经过急速的扩张,在内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隙,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13世纪,没有哪个政权的统治者可以忽视本地的历史文化与国民风俗。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和规章,成为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无法逃避的选择。也正因此,忽必烈在中原王朝选择汉化政策,既是其个人思想和旨趣的体现,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然而,汉化并不彻底的元朝并没有摆脱“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说法,或许其宿命早在政权之处的诸多细节里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