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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酒、菊花、糕和螃蟹的聚会

        周文翰

        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谷熟果繁,秋高气爽,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以前的人讲究在这一天喝菊花酒、吃重阳糕,可是如今菊花酒已经很少见,只能以黄酒、白酒、红酒暂代,各种高糖糕点似乎也不再流行,倒是吃螃蟹成了一大讲究。少有人知的是,吃螃蟹可谓最晚汇入重阳节的一种食俗:螃蟹在今天的东西南北大小城市都可以买到,尽可以满足大家饮食所需,可是在古代,螃蟹是临海、临河地方才出产的,只能就近食用,诸如西北、华北内陆地区很多地方的人从来没有机会见识这种动物,自然也没有吃螃蟹的风俗。直到南宋,江南一些地区才形成了在重阳节吃螃蟹的讲究。

        像重阳节这样的传统民俗节日有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往往汇集了南北各地不同的文化元素,其中的食物风俗也和南北的差异、物产成熟的季候等因素密切相关。

        重阳节和吃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这一节日的起源之一就是先秦时代中原地区九月为庆祝粮食丰收而举办的祭典,《吕氏春秋》记载霜降前后“季秋之月”,菊花盛开的时节,人们要把收获的五种谷物种子进献神灵,这既是庆祝丰收,也是开始狩猎、训练军备的重要日子。这一天君主、官员、长老要举办祭祀仪式,可能仪式中涉及以酒进献神灵先祖的行为,所以之后演变成在这一天宴饮喝酒的习俗。

        到了东汉,《四民月令》记载九月九日有采菊花、收枳实的民俗,并和敬老联系在一起。从采菊、吃橘子看,当时这一节日可能已经受到道教方士的影响,他们认为九是至阳之数,重九则寓意长长久久,而菊花被道士们当作延年益寿的神奇药物,在这一天服食菊花也就有了特殊意义,之后就成了流行风尚,如汉末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云:“辅体延年,莫斯(指菊)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至少在南北朝时已经有了“菊酒”。

        葛洪所著《西京杂记》中说汉代首都长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饵”指大米或者黍捣碎以后捏成长条状用油脂煎熟,《楚辞·招魂》中记载的“蜜饵”指加入了蜂蜜的煎米团。《礼记》中也记载了将牛、羊、猪肉切碎后与稻米混合做成饵状然后煎熟的食物,这在当时都是祭祀祖先和贵族享用的美食。而葛洪记载的“蓬饵”可能已经改油煎为蒸,基本做法是以米粉为原料加糖后蒸制而成,所以形体才会更加膨大,并且似乎已经变成了平民化的食品。

        从以大米粉为原料,可以推测这种食物可能源自以种植稻米为特色的长江流域。事实上,诸如在野外登高,佩戴或者食用菊花、茱萸的重阳节习俗都和长江中下游的楚地风俗有关。楚国曾经控制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他们的传统节日之一就是在九月祭祀神灵。周、秦两代文化都曾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而西汉的开创者刘邦和一众功臣更是出自楚地,或许他们也把楚国在重阳祭祀神灵、攘除灾害的一些习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和中原之前在九月举办的一系列节庆逐渐融合成了一个节日。到了南北朝乃至唐代,楚地仍然以重视重阳节著称,如僧人皎然曾经在九月九日陪同湖州刺史颜真卿一起登水楼过重阳,并提及:

        重阳荆楚尚,高会此难陪。

        偶见登龙客,同游戏马台。

        风文向水叠,云态拥歌回。

        持菊烦相问,扪襟愧不才。

        隋代民间把“蓬饵”称之为“糕”,可能是谐音重阳节登“高”的意思,吃这种糕点可以代替登高望远,驱邪迎祥,因此很快就在各大都会流行开来。唐代时候重阳节已经完全世俗化,变成了亲友登高游赏、饮酒作乐的节日。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多层的重阳糕,少则两层,多则九层,还有人在糕点上面插上小彩旗并饰有两只小羊,寓意“重阳”之意。

        到宋代重阳糕成了集市上常见的节庆食品,人们会在米粉、糖做的发糕中点缀枣、栗等果馕或者肉丁。北宋首都开封在重阳节讲究互相赠送蒸糕,每年重阳节前一两天人们互相“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

        在江南地区,螃蟹在九月繁殖季节开始变得肥美,和中秋节、重阳节在时间上有交集,可是人们并不把它当作专门的节庆食品。事实上,唐代之前很少有人把螃蟹当作美味,也很少给予歌咏赞美。唐代开始江南经济和文化繁荣,江南文人皮日休、陆龟蒙等才开始宣扬螃蟹这一江南地方物产的美味,而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楚地人甚至还不把螃蟹当吃食。当时江南人也只是写到秋天吃蟹是美味,可是并不特别强调它和节日的关系,仅有嘉兴诗人殷尧藩曾经写过在中秋节吃蟹的诗歌。

        到了南宋,因为首都在杭州,这类河鲜更是在江南文人的笔下频频露面,他们盛赞螃蟹是中秋节、重阳节的时令美食,形成了一种新时尚,比如南宋诗人陈造就曾在邀请朋友在重阳节那天到自己家吃吃喝喝:

        重阳佳辰可虚辱,橙香蟹肥家酿熟。

        相过一醉犹待速,为君已约东篱菊。

  • 九月九的菊酒

        柳树下

        今人最熟知的关于重阳节的诗词莫过于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古人过重阳节的习俗——“登高”和“插茱萸”。还有很多有关重阳的诗句,诸如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苏轼的“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香”。诗中或悲或喜,皆以菊咏志。在古代,重阳节就像大型嘉年华,人们秉着娱乐与风雅,从菊花中延伸出诸如赏菊、咏菊、饮菊花酒等项目,也因此,重阳节常被人称为菊花节。

        古时文人好饮酒作诗,重阳节怎么能缺了酒?汉代刘歆所著《西京杂记》中“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篇提道:“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饼,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可以看出,菊花那时就已作为国人的桌上菜,而把采下的菊花茎叶和黍米一起蒸酿、发酵出的菊酒,那更是人间极品,有“菊花神”之称的陶渊明就称赞道:“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令”。每到重阳时菊花的香气飘满了街头巷尾,连孩童都想沾上一指尝尝,取个好兆头。“菊酒”同“九九”谐音,与九月九日重阳之意不谋而合。可以说喝菊酒无论从精神还是身体上,都符合中国人对于传统节日娱乐项目的定义。

        重阳节的习俗自汉代传入民间,经过数朝演化,加入了诸多汉民族独特的习俗。自古文人雅士皆推崇魏晋士人的豁达自在、傲世不羁的真性情,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理想样本。重阳赏菊、品菊这项习俗,在魏晋时代也因陶渊明的名望而远播大江南北。菊花大多生长在偏僻的地方,与世无争,被称为花中隐士,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即写道:“菊,花之隐逸者也”。陶渊明早年就有那么个“归园田居”的梦,却无奈身在仕途,他便把这份情怀寄托在了菊花上。之后陶渊明狠下心来再不入仕,找了个远离尘嚣的地方隐居,此时菊花的含义恰恰符合他当时的心境,他便在自家院内种满了菊花,终日与菊花为伴。陶渊明对菊花有着特殊的好感,因此也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与惬意。

        在《九日闲居》的序言中陶渊明写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据《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院中菊花盛开,却因家贫买不起酒,独自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在惆怅感伤之际,忽然做江州刺史的朋友王宏派人送来了酒,渊明喜出望外,直接大口喝了起来,醉倒在一片菊花地中,他感觉自己和菊花融为一体,从未感受过如此的自在随性。之后陶渊明每年重阳都要邀请自己的朋友们来自家院里品菊、饮酒,久而久之,当时的文坛皆以赴陶渊明的重阳菊宴为荣,人们纷纷效仿陶渊明在重阳赏菊,一时赏菊之风风靡东晋。身在江湖外不问世事的陶渊明无形之中成为了重阳赏菊的代言人。

        到了唐宋,重阳赏菊已被官方定性,唐诗中关于重阳菊花的诗句比比皆是。诸如李白的“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白居易的“有恨头还白,无情菊自黄。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还有唐末起义军领袖黄巢的名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到了宋代,赏菊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文化产业。宋代重阳节的菊花项目从早玩到晚,白天赏菊花、咏菊词、戴菊囊,晚上亲朋共聚畅饮菊花酒。在《东京梦华录》中讲道:“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重阳节期间北宋首都开封俨然成了座“菊花之都”。至今开封仍保有菊花节,并以菊花作为开封的市花。当时最为脍炙人口的词是李清照的《醉花阴》:“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虽说重阳诗词大多有怀念亲朋、思念故乡的哀伤之意,但加入菊花后,就像开了扇窗,可如李清照般伤感,也可如李白般自在,更可如黄巢般霸气。皆因多了这小小的一朵菊花。

        菊花开放于丰收之际,经历风吹雨打,独自绽放的傲然令人折服。古人视赏菊、颂菊、饮菊花酒为一种娱乐方式。虽说现今赏菊饮酒已不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习俗,然而这种习俗会让重阳节从如今大小节日中脱颖而出,让我们通过形式去贴近并体会古时文人雅士的心境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