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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越边界,理解他者

        ■钱冠宇

        倘若评选20世纪关于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无论采用何种标准,相信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于1983年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定榜上有名。安德森这本书的伟大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民族主义解释中的客观要素决定论,认为民族是一种被主观建构出来的政治概念。

        尽管安德森在书中论述中国经验的篇幅甚少,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知识界对于这本书的传播热情,“想象的共同体”一度成为流行于大学文科师生中时髦的学术概念,而安德森本人自然也是备受国内追捧的学术明星。

        2009年,应日本NTT出版公司编辑远藤千惠女士之邀,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以日文版首次面世。2016年,英文版《超越边界的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面世。最近,该书中文版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安德森在书中回顾了自己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经历,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他对大学体制和专业研究的思考。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序言中解读的那样,本书题名中的“椰壳碗”其实就是封闭、逼仄的世界与视野的隐喻。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安德森想要表达的现实关怀在于跳脱现代民族国家和学院学科的藩篱,尽力去关注和理解陌生他者的语言和文化,不断尝试超越种种有形或无形的边界。

        区域研究的兴起

        1936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诞生于爱尔兰一个尊重知识和教育的家庭,他还有一位后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弟弟佩里·安德森。

        “虽然在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我父母是知识分子都是不正确的,但他们携手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我们所居住的镇上无与伦比的家庭图书室。他们也鼓励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中了解说其他语言的、归属不同阶级和地区的、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安德森如此回忆道。

        如母亲所愿,安德森通过努力考入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学习。相比那些有权有势的“富二代”,他把伊顿公学里包括自己在内的出身中产家庭的学生称为“奖学金男孩”。在伊顿,安德森幸运地接受了英国最后的传统精英教育,譬如要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以及阅读、背诵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伊顿中学的教育为安德森今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极为关键的智识基础,但如今他只能在自传中哀婉地追述:“到19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被视为人文教育基础的传统广义的古典学,也让位于通常被认为更有助于事业、职业和现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在剑桥大学,安德森就读于古典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在伊顿同学的介绍下,找到一份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助教的职位。在康奈尔,安德森结识了恩师乔治·卡欣教授,并且很快找到了自己将要投身的学术方向,这就是当时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又译“地区研究”)热潮。

        二战后,美国变为世界霸主和联合国的核心组织者,这让美国的政商精英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对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知之甚少,遑论如何制定相应的对外政策。于是联邦政府、三大私人基金会(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开始动用大量资金支持大学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国家开展研究,继而美国各大高校也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研究专长,而安德森所在的康奈尔大学正是东南亚研究重镇。

        自传中,安德森专辟一章回顾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勃兴与发展,特别对最早开设东南亚专业的耶鲁和康奈尔大学在师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方面进行介绍,反思了美国东南亚研究传统的局限。

        “到1960年代后半段,隐现在越南的灾难,以及对依然有服兵役义务的本科生而言去印度尼西亚作战的可能性,合力导致了声势浩大、以校园为基础的反战运动,引发了对东南亚的极大兴趣。突然间,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重点大学都出现了对于东南亚相关课程的巨大需求,对此大学管理阶层不得不做出回应。教师职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任何获得了东南亚研究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都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好工作。”

        就这样,在无需面试和缺少其他竞争者的情况下,安德森轻松地获得了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的教职。

        田野的教益

        如果说区域研究兴起之前,西方世界了解东方更多依靠的是释读历史文献,即传统东方学的套路模式。那么区域研究获取知识的范式则主要依靠实地的田野工作。

        印度尼西亚是安德森田野调查的“初恋”。1961年12月底,他为了获取研究资料第一次来到印尼,此前他已经在卡欣教授的指导下,将自己的论文题目设定为日据时期印尼的社会和政治。从乘坐出租车时闻到的“气味冲击”开始,安德森接连体验了不同的“文化冲击”。

        譬如对待疯癫的态度。某天,安德森在一个拥挤的市场中碰到一名赤身裸体的疯女子,她正被一群嬉闹的男孩围拢,并遭到嘲笑,而市场上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她。这使安德森感到印尼的疯子要比欧美的疯子生活得更好,因为欧美的疯子会被隔离在疯人院,不可能自由地与社会接触。

        在雅加达期间,安德森体会到做访谈的愉悦。由于他从小生活在英国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根据口音就可以判断某人属于哪个阶级。因而印尼对安德森来说宛如一个天堂式的社会,“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

        1964年安德森结束田野工作后回到美国,随后印尼便爆发了苏哈托军事政变,印尼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安德森和他在康纳尔的同道立即着手进行关于这次政变的研究,随后还创办了一本印度尼西亚研究半年刊,没想到刊物一办就持续了50年。1972年,当安德森想方设法返回印尼后,没过多久又被苏哈托独裁政权驱逐出境。

        于是安德森在1974年到1986年期间被迫转而研究泰国,幸运的是,这次田野工作的转向并没有令安德森一蹶不振,反而促使他写出了蜚声世界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戏称,“我亏欠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我非常感激他迫使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想象的共同体》的。”

        后来在菲律宾的田野工作期间,安德森又结交到当地不少好朋友,他几乎游历了全国,并逐渐总结出田野调查的教益:

        “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喜爱变得更深。这就是当你回归日常时,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者迫使你开始注意到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

        语言与翻译

        纵观安德森的学术生涯,他出生于中国昆明,在爱尔兰和英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并谋得教职,而后又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进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他作为工具的语言学习是贯穿始终的。从伊顿公学时的西方古典语言,再到后来的印度尼西亚语、荷兰语、泰语和他加禄语,安德森充分展现了他对于语言学习的勤奋和热情。

        当然除此之外,安德森还幸运地拥有一位无比智慧的母亲,她帮助安德森在幼年时期正确地选择学习拉丁语(爱尔兰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在爱尔兰语和拉丁语之间任选一门学习),并使他发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

        “后来我问我母亲:‘为什么要选择拉丁语?它甚至比爱尔兰语更为过时。’虽然她本人并不懂拉丁语,但她知道正确答案:‘拉丁语是绝大多数欧洲语言——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之母,因此,如果懂拉丁语,你就会发现掌握所有这些语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语文学相当伟大,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

        语言甚至会影响区域研究者对自己所选择研究国家的民族主义感情。安德森回忆,当他和同学能够用印尼语和当地人畅通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印尼是“我们的国家”,进行产生情感依恋和政治立场的影响。“我和印尼研究同伴普遍在不同程度上偏左,因为那就是后革命时期苏加诺印度尼西亚的风气。”

        关于印尼语,最令安德森感到得意和自矜的事情就是他创造了印尼语中一个指代白人的新词汇——“白化病的”(bulai或bulé),而且竟然成功融入了当地的日常用语。有趣的是,在安德森发明这个词的十多年后,一位澳大利亚的“白人”同事写信向安德森抱怨说印尼人存在种族主义,他非常痛恨自己被称为“白化病的”。安德森向他解释过后,对方仍不相信,直到安德森与其打赌100美元,说他不可能在1963年之前的任何文献中找到“白人”意义上的“白化病的”。那位澳大利亚教授并没有接受这个赌注。

        如前所述,在安德森“被迫”转向泰国研究的时候,对泰语一字不识,而且他已经差不多40岁了,是一个忙碌的教授,而非悠闲的学生。但安德森仍然乐此不疲地每天早晨骑摩托车到曼谷市中心的美国大学校友会上泰语课,后来他不满足于仅仅只是日常口语的教学内容,又通过朋友的帮助自学阅读,最后写出了讨论泰国的第一本书《镜中:美国殖民时代暹罗的文学与政治》。

        在“泰国”国名争论问题上,安德森赞同使用传统名号“暹罗”(Siam)。因为“泰人”(Thai)仅仅是全国50多支族群中占支配地位的的一支,把“泰”用作国名,涉嫌歧视和压制国内其他少数族群。

        作为世界一流学者的自传,安德森在书中除了叙述自己的大致经历外,还毫无保留地为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学经验,诸如建立跨学科视角、学会使用比较方法等,充满真知灼见。当然安德森的左翼批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他提醒我们要区分当今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民族主义和此前自下而上反抗专制王权的民族主义,警惕以谷歌搜索引擎和美式英语出版为代表的美国学术霸权。

        安德森鼓励年轻人从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开始,摆脱“自恋式”的民族主义,通过接触与己不同的文化去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的现代世界:“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

        记住安德森的这段话,相信对于所有人文社科工作者来说都将受益终身,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民族问题愈加困扰人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