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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

        张弘

        傅国涌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在最近新出的《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东方出版社)之前,他曾在三十年前做过中学教师(现在还在身体力行地倡导人文教育、从事第一线的儿童母语教育,不仅有线下的童子班,还有线上的直播课和每天更新的音频节目“少年日知录”),在此之前的12年间,他编了一些跟近现代中国教育有关的书,加起来超过了一百万字。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可谓傅国涌十几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结晶。傅国涌自称,自己没想过专门写一本中国教育史有关的专著,这是他无心插的柳。2007年以后,他想写一本关于《大公报》、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专著。前前后后做的笔记有差不多有七八十万字,到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馆,以及“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都查了一些原始档案,抄回来很多的第一手材料。因为这本书的工程很大,涉及三家机构半个世纪的变迁和中国的文明转型,可能短期内难以完成。但在此过程中,因为给学生上课,有学生比较关心近现代教育,傅国涌就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和2017年的第一天,给学生们讲了12个小时,构成了这本书的原始基础。之后,傅国涌用了10个月的时间修改、增删成22万字,形成了《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即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那套含糊、朦胧的知识系统,转换为合乎普适常识的现代知识系统。这一转型并非人们想象中来得那么容易,其间更经历了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在此之前,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北京三联书店)显示,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因此,左松涛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学校兴起之后,私塾一直顽固地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存续到1950年代;塾师与新式教育的老师因为饭碗而争执不下,部分底层民众仍然迷恋儒家的经史子集……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同样呈现了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转变的复杂性。在傅国涌看来, 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在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里慢慢展开、逐步演变出来的。作者视角并不局限于教育史本身,而是试图在整个文明史的脉络中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由于中国在近代以后屡战屡败,与科举制度相匹配、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传统教育逐渐衰败,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新式学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内容都逐渐为国人所熟悉,而留学潮的渐渐兴起,更让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差距,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教育家群体的涌现,以及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此外,傅国涌还描绘了中国教育地理的分布以及变迁、国人知识系统的重构等。从人到书,从外部变化到心灵革命,比较完整地呈现出一幅现代教育在中国发生、发展的生动画面,由此,他进一步探讨现代教育如何重构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重塑了中国人的心灵。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最重要的是后面三个篇章:再造文明、教育地理、知识重构。私塾、义学、书院、太学遵循的是与农业文明相配套的价值标准,日常生活中一整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和农耕文明相关,而垂之久远的帝皇制度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世袭制、等级制、君权至上渗透在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当中,在传统教育中具有绝对的支配性。而现代教育却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而兴起,它注重的是培养现代人即全面发展的个人这一目的并将它付诸实施。傅国涌揭示,许多先接受过传统教育,之后转向现代教育的“过来人”,对两者的区别有着深刻感受。1891年出生的胡适从小在安徽绩溪接受传统教育,1904年到上海后先进入梅溪学堂,第二年进入澄衷学堂,除了国文、英文、算学,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等课程,他进步最大的是算学和英文。

        起初,教会学校先在通商口岸产生,而京师和一些省会城市也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办起了新式学堂,如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等等。但是,因为一批教育家的出现和其他原因,一些不算中心甚至偏远的地方也在教育史上熠熠生辉。例如,张謇在南通办学;南洋华侨陈嘉庚在集美办学,张伯苓、严修在南开洼兴办南开中学;孔祥熙1909年在山西太谷郊外创办铭贤学校……而抗日战争又使得许多高质量的学校迁往内陆,教育地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西南联大迁到昆明,1938年,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迁到蒙自;西北联合大学迁到陕西汉中城固县;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迁移到成都华西坝南开中学、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等迁到重庆沙坪坝;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同济大学迁往李庄……这些学校的迁移,有力改变了这些内陆地方的教育现状。而当地的乡绅和平民都表示欢迎并提供帮助。

        至于新知识的传播和接受,也带来了话语方式的转变,1911年之后,即便还是用文言文或半文言半白话写作,写作者传递的价值也是新的,并非过去君臣等级秩序下的“旧话”,学者们也不再代圣贤立言。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课本革命,校园革命并非仅仅限于形式改变,而是脱胎换骨、知识翻新。傅国涌梳理了受到现代教育影响的七代人,认为现代教育重构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在此过程中,大量的新词汇通过书籍和媒体进入那几代人的心中,比如社会、个人、女权、进化等等,很多今天仍在使用。当然,有些词汇已经被淘汰。

        在我看来,《新学记》既是一次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寻根溯源,更蕴含着作者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通过本书,人们或许能联想到更多。

  •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姜辉

        新会梁氏,中国极南之岛民,梁启超之前,青史无名。谁也料想不到,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广东新会,会诞生中国近代文化巨子,更意想不到的是,自梁启超始,梁氏人才辈出,声名远播。

        梁启超,维新启蒙思想家,中国近代社会一颗耀眼的辰星,是寻求中国近代变革的先驱和积极参与者,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始终以笔为枪,战斗在第一线;他学贯中西,堪称一代文化宗师,从晚清到民国,无数青年知识分子紧随梁启超开辟的缝隙之光,努力开拓中国变革的光明之路。崛起于五四的知识分子多继承、发展了梁启超的思想,毛泽东、胡适、郭沫若、鲁迅……是明显的例证。

        梁启超深感国家呈颓败之势,毅然怀启蒙之志,常言: “……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梁启超常有“新民之梦”,却未能如愿,但其儿女却大抵成为现代“新民”。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等子女专业不同,成果各异,却殊途同归,梁氏厚重家学让他们厚积薄发,硕果累累。九位子女继承了梁氏家学,开枝散叶,开拓新学,始终践行梁氏的爱国忧国之心,正如梁启超忧愤之言:“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

        梁氏家学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梁启超一生“多变”又“善变”,而爱国之心却未减分毫,这种理念也贯穿于家学之中。其在世时言传身教,每遇国家大事,人生抉择,必做梁家“兄弟姊妹的模范”。抗战期间,梁思顺拒绝出任伪职;梁思成夫妇不畏艰苦和病痛,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梁思礼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均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梁氏将爱国精神融于家学,立足高远,激发子女报国之志。梁启超珍视祖国文化,同时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游回来后,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梁家子女虽然留学海外,却无不热爱中国文化,钻研国学。梁思成、梁思永等人从不同方面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契合了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旋律。

        磨炼人格,是梁启超陶养爱国家学的重心。他欧游归来,感慨:“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他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调和,但又偏重于精神修养的磨炼。梁启超习诵曾国藩家书,深知“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因此,梁启超反复告诫子女:一个人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要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保持寒士家风,拥有自立之道。他教导做领事夫人的梁思顺:你们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以磨炼人格的机会。磨炼人格,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学业上坚韧刻苦,勿急功近利。梁启超开导学业上急躁的梁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磨炼人格,还要有正确方向,善于及时引导。梁启超对子女大到人生道路、婚姻家庭,小到衣食消费、作息养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他一旦发现子女有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就及时引导、帮助,从不拖延。

        磨炼人格,是一种文化的磨合,梁启超始终将中华文化融于磨炼人格之中,而且善于对应中国的实际,看到中国几十年后的实际需要,具有前瞻性。这一点,在帮助孩子选择专业上尤其明显。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聘来华勘探地质,结果发现周口店有古生物化石、石器以及史前遗址仰韶村等,这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梁启超看到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却没有出一个从事现代考古工作的人。他曾对友人说:“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梁启超看到其子梁思永性格沉着稳重,非常适合考古这种枯燥的专业,于是他建议儿子学习考古学,梁思永不负众望考入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成为梁氏三院士之一。后来梁思永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精辟见解对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发现中国古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将爱国心和磨炼人格融为一体,强调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的家学、家风文化韵味十足,他没有引导子女走上追名逐利的道路,也没有刻意去培养一批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军事专家,而是于润物细无声中造就了一批文化巨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爱国情怀和人格精神在梁氏子女身上得到不朽的传承。

  • 英国怪人的解忧书

        张玉瑶

        17世纪的英国作家罗伯特·伯顿是个奇人,梁实秋曾为他撰了一则妙趣横生的介绍:

        是一个学问渊博而性情古怪的人。他于1593年进入牛津,至1602年方得到学位,历时9年,因为自从他进入学校到1599年一直重病缠身,深深体会了忧郁的滋味。他终身留在牛津大学,做导师、做图书馆管理,他一生埋首在图书里。

        他从不旅行,从未结婚,只是博览群籍乐此不疲,以至于死。他死于1640年1月25日,正好和他根据星象学推算出的死期非常接近,有人说他是自杀而死以证明其预言之不虚。

        这位老兄,在牛津读书期间饱受忧郁症折磨,后来离群索居埋首书堆,这看起来有点“不幸”的人生经历却结合起来,催生出一部“忧郁史”上的名作,这便是出版于1621年的奇书《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说它是“奇书”,因为从名字和内容看,这是一部论述忧郁症的专著,伯顿在里面认真探讨了“忧郁”的成因和解决之道,但事实上,涉及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趣味、活动与癖性,成了英语文学作品里一大人气畅销读物,从塞缪尔·约翰逊、查尔斯·兰姆、济慈、博尔赫斯、贝克特等外国文豪到钱锺书、梁实秋、杨周翰等学贯中西的中国学者皆钟爱异常。这一点,不得不说有赖于伯顿本人的博学多识、行文的轻快流畅以及字里行间散发出的幽默慧黠。

        英国已故作家霍尔布鲁克·杰克逊赞叹说,“伯顿堪称精通文字马赛克的艺术家,善于把他人著作中扯下的碎屑纸片拼接成一幅个性鲜明的画作”。诚如斯言,伯顿在书中发挥了他旁征博引的“书蠹”能量,从诸位古希腊罗马先贤,到同世的人文学者,皆引而鉴之,洋洋洒洒,缀玉联珠,而当拼在一起,却挣破了原先的语境,成为只属于他伯顿自己的、面向他内在忧郁性的思考画卷,在灰调的底色上透出五彩斑斓的思想者的光彩。当然,历代也不乏有人难以欣赏这种写作方式,觉得他是“东拼西凑掉书袋”,但各花入各眼,更多嗜书的拥趸们则推崇备至,譬如霍尔布鲁克自己,还模仿这种形式写了一部《藏书癖的解剖》。

        忧郁作为一种医学上的心理病症是近代的产物,但它作为一种心理情绪、一种人格气质,是一直存在也一直受到人们密切关注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芸芸众生在日常生活中皆难避免,如伯顿言,“一品脱的蜂蜜中可能有一加仑的胆汁”,而之于文艺界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脱胎自“忧郁”的情绪。至于写这本书的原因,“奇人”伯顿的想法非同寻常,乃是为了“以毒攻毒”,以写作忧郁来避开忧郁。他在序言中幽默地自命为“德谟克利特二世”,便是因古希腊大贤德谟克利特亦曾矢志于“找到‘忧郁’的方位,看一看忧郁从何而起,又如何在人体内生成。此中用意即在寻得疗法以使自己的忧郁症有所好转,并通过个人的记述和观察所得教他人也学会如何防范、避免此症”。

        何以见得有用呢?伯顿认为,人患忧郁,一大原因就是“懒”。尤其是王公贵族们,生活安逸、不事生产、耽溺游乐、缺乏锻炼,一旦独处或闲散下来,就会被忧郁等情绪攫住(这段描写读来真令懒人、丧人们如挨当头一棒)。所以伯顿宣称他写作此书,也是让自己忙活起来有事做,躲避忧郁。孤独也会催化忧郁,苏格拉底有一次曾突然陷入沉思当中,一动不动立在原地冥想,从早晨至第二天太阳升起,令随行士兵啧啧称奇。这一段哲人佳话,在思路清奇的伯顿看来,却是一种“毁灭性的孤独”,百害无益。除此之外,造成忧郁的还有胡思乱想、恐惧、羞耻、好胜、报复、愤怒、自大、贪于享乐等,简直可以看作是从忧郁视角下对于“七宗罪”的审视。

        尤为有趣的是,伯顿郑重其事地单列出一章,叫作“好学或过度研习,附论学者之苦”。他引用许多前代学者的言论和案例,煞有其事地证明说,治学使人精神低沉衰落,从而生出忧郁来。学者们往往为求学舍其了身体健康与安乐,生活困窘,还不通世故人情,举止怪异,被视作废物和傻瓜。譬如德谟克利特本人,和人在一起总是笑个不停,人们难免以为他是疯了。伯顿长篇大论“讽刺”学者们,但其实也是对他自己的反讽,看似批评,实则透出怜爱之情与自嘲的幽默。他所想哀叹的乃是学者难以为外人道的苦处,皓首穷经、清苦修行却前途暗淡、遭人嘲笑——“世间鲜有人能担学者之名”。

        那么,如何治疗忧郁呢?伯顿也给出了一些疗法。首先是环境,最好搬到空气清新景色宜人的地方去,让自己心情愉快,如果难以实现,就改善自身的居所(伯顿这里甚至给出了详细的房屋装潢建议);其次,要合宜锻炼,不够或过度都不利。在这里,伯顿讨论了行猎、捕鱼、漫游等诸种锻炼方式,最有趣的是,伯顿在最后话锋一转,认为最适合拿来派遣懒散和忧郁的大脑娱乐“莫过于学习”,并津津乐道起研习各科知识的乐趣来,仿佛忘了自己刚刚才叹过学者生涯的痛苦。忍俊不禁之余,我们也彻底明白,学习对伯顿来说,实是“痛并快乐着”。此外,还有一些针对疾病、贫穷、奴役、羞辱等各种负面因素的建议。如此种种,伯顿通篇把忧郁作为治疗对象,然而到了最后,又幽默地表示,忧郁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还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不传染,另一个更妙,“忧郁者多亏患上了忧郁才得以免于许多其他的困扰”。

        至此,不难窥见伯顿本人及《忧郁的解剖》这本奇书的特色。这本书被称作是“外行人写得最好的医学专著”,但其实,许多篇章都能单独拿出来,作为一篇标准的英式散文阅读,漫笔写来,包罗万象,趣味盎然。浩如烟海的精深学问到了伯顿笔下,如同与读者坐在文化的壁炉边对话,絮絮叨叨又亲切耐烦,连令人不快的忧郁病症,也因受了这光照,变得可爱脱俗了起来。

  • 传统,在鲜活的生命中

        王定

        中国现代的散文,也有些很好看的作品,但有的读得有些累,有些又闲适得似乎又与当下快节奏的生活现状不够匹配,只有自称写给中学生看的朱自清,文章才既不累人又有意境,与这回读龚曙光有些相似。

        我感觉,《日子疯长》这本书的好看,主要在于作者格致、格局、格调的不同于他人,这才把一个出身县城、长在小镇、在新闻和出版行业卓有成就的文化人,打造成为一个出色的散文家。

        《日子疯长》的第七篇《少年农事》,写了“捉虫”、“打猪草”、“偷柴火”、“收野粪”之外,还弄了个专节写“弄鱼”。在弄鱼人的眼中,用籇有春夏季节之分,撒网有家塘野水之别,收取有早晚时间节点不同,花篮有堰塘河港放法之异,就是弄脚鱼,也有“放、打、摸、捡、捉、钓”等不同方法手段,作者一一写来,可就充满了生活的趣味。而老农祖父对这些事的态度,一是不贪多,不独享,对弄来的鱼,“祖父接过来掂了掂”,数量大致够一碗能摆出的菜肴,便吩咐今天收工,给别人家机会;二是留天道,行放养,有次作者“钓了十九只半斤大小的脚鱼,祖父说太小了,又提到塘边倒进了水里”。这无关宗教信仰,不是“放生”,这种质朴的生活观念,就这样在弄鱼的过程之中,使后辈孩子获得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传承。

        这才是我们所讲的格致。它源于生活,带有传统的文化意蕴,既有生活的吃喝住穿行为,又在具体的行为之上具有认知特点,有理性概括,有情感吸纳。人的认知与伦理态度,就是在这样的具体事件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这里所讲的认知,也就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而带有形而上的意思。

        格致还有个内容方法、时空、个性问题,即使对外部世界有了认识的主动,着力之后,结果也会不同;再外化为文字,更有可能南辕北辙。这涉及的,是作者的眼界宽窄,一般说,看到的世界越大,可供选择的范围也就越大,其格局也就越大,写出的文章,张力也会越大,内容表达也就越多越深刻。

        比如第一篇《母亲往事》,在述说对母亲生命的体察与理解时,“母亲的人生行止,究竟是在且行且待中坚守,还是在且待且行中彷徨,即使是作为儿子的我们,也有不同的体悟和解读”,谁的解读是正确的呢?实在地说,可能同对,也可能同错;可能现阶段对,也可能谁都可以这么说就是儿子不能这样看;对错,本不能绝对化。自己还没有做父母之前和自己结婚生子之后,对于父母的认识,相差不可以道理计。外祖母那富甲一方的娘家与家道中落的婆家、母亲那黄埔出身而效忠蒋氏的父亲与她中道撒手的娘亲、出身根正苗红的父亲的逃亡与风暴眼中安然被各派革命者延请为座上宾的母亲……“旧俗的废止与新规的张立,故景的消亡与新物的生长,审美的倦怠与求生的决绝,顺命的乖张与抗命的狂悖……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宣言与行为背道而驰,良善和邪恶互为因果,得势和败北殊途同归”(《自序》),如果不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和中国乡土社会民风民俗都有深入的了解与思考,这样的文字,是写不出来的。

        疯长的日子里,在湖湘地域更具体说在醴阳平原的社会中,有深深的良善悲悯和厚厚的质朴醇厚,有一种对安宁守常的向往坚持,有点儿保守,但更多的是审慎稳当。“无论住在哪段街上,居民大体各干各的,并不因眼红他人而改换行当,即使是祖上传下的生意与人重了,亦不会刻意地压价竞争,谁家是谁家的熟客,彼此都守个界限。街市上就这一些居民,只养得活这些商家,大家图个安安稳稳居家过日子,并无发财成贾的梦想”。从这里可以看到雍容有序的揖让进退,看到陶渊明式乌托邦的当代版本,看到儒家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水乳交融。从前留下的原则自在,从前认识到的规律自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儒释道的传统,并不是在某种仪程里表达或学习,而是在乡村生活日子中、在醇厚有序的家庭中、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中、在流淌全身的血液中传承,全融化在乡土文化性格中,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

  • 书荐《智利之夜》

        《智利之夜》是智利诗人、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1953—2003)的中篇小说,西语首版于2000年,曾被作者命名为《屎风暴》(Shit Storm),经出版人的说服改名为《智利之夜》。全书只有9万余字,只分两个自然段,第二段仅一句话。小说讲述的是:发着高烧的神父兼文学评论家、平庸的诗人、天主教主业会成员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在弥留之际,他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回顾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光,以下这些人物与情节依次登场:与智利文学批评界教父费尔韦尔的交往;在巴黎放任自己死于营养不良的危地马拉画家;两位身份暧昧的委托人,一项环游欧洲以寻找教堂建筑保护之法的旅行之邀;一次秘密向皮诺切特将军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不情之请;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在她的那栋郊区豪宅里聚集着智利文学界最杰出的人物,而在它的地下室里却发生着堪比恐怖电影的可怕事件……

        波拉尼奥1953年出生于智利,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他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波拉尼奥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