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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建议仅三天 保住纪晓岚故居

        真正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实施整体保护的正确认识,实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2000年,市政府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状况,决定拓宽两广路。在这条横贯东西的城市干线之上,有着许多体现南城历史文化特色的文物,其中纪晓岚故居最具代表性。有关纪晓岚故居的保护,我作为当事者之一,至今记忆犹新。

        纪晓岚故居位于珠市口西大街路北,自1959年以来一直由晋阳饭庄占用,一般不容易被注意,所以就面临着被拆毁的规划。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市政府领导写信反映此事。没出三天,市长非常重视我的建议,当即批示“此处文物需要妥善保护,道路不必求直,能让则让。”

        5月30日那天我又应邀参加了市政协组织委员视察两广路文物保护情况。著名画家李燕先生在开明影剧院门口向我引见了时任首规划委主任的单霁翔同志,他一见到我就谦虚地表示:“纪先生,我们一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视察车队下一站到了纪晓岚故居,刚一下车,带队的陈广文主席就拉着我的手说:“清远,这儿给保住了啊。”一听这句话,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从内心非常感谢市领导从柬如流,在我写信仅仅三天就批示保护,说明市领导特别关注重视文物保护。上午视察过后,许多高龄的专家学者中午也不休息,大家吃完午饭接着参加下午的会议。首规委向全体参与视察的委员和专家在南礼士路二机部礼堂开会汇报工作。当时单主任在会上宣布了市长在我的信上的批示之后,全场掌声一片。当时我看到小礼堂一侧挂满了两广路道路规划的图纸。单主任全面地向委员、专家学者们通报了根据委员和专家学者的建议,修改两广路的工程规划。他传达了市领导的指示精神,即“保护文物古迹要从规划入手”。我觉得这一精神既新颖,又对如何解决城市建设、改造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没有认识到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性,而是赋予了过多的城市功能。由于认识问题,留下了历史的遗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协调各方面关系,除了保护抢救现有文物之外,又逐步复建了一些古迹。通过纪晓岚故居的保护,更使我看到了这一点。

        本文作者,北京市统战系统市政府参事室。

  • 我的提案促成什刹海水系整治

        从小长在北京的人,对老北京的情怀与生俱来。虽然北京越来越现代,有了环路、有了地铁、有了中国尊、有了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地……可无论怎么变,它依然是活在我们心中的那座充满厚重古韵的城。自从改革开放,这京城的文脉又随时代有力地跳动起来。就说保护文物,维护古都生态吧,就足可见证四十年来北京继承与发展文化事业的新气象。

        提案促成什刹海水系整治

        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信步在什刹海河沿,晚霞为明镜般的湖面、绿柳、小桥、木船、房瓦披上了金黄色的光。我正沉醉在这春风美景之时,忽然嗅到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我仔细观察,发现这臭味来自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片片冒着泡、夹杂着塑料袋的绿油油的水华。这极不协调的现象使我不安起来。不远处,一条船上有个五十来岁的清洁工正在清捞。待他划到岸边,我大声问道:“师傅,这水华臭烘烘的怎么办呀?”他说:“水华不好办,是淤泥太多,水质出了问题。”那时,我是西城区政协委员,就把看到的这一幕在讨论会上说了。委员们鼓励我写一份“要重视北海水域水质问题”的提案。没想到,一个月后我就接到了园林局的回复。他们说很重视这一提案,正在论证如何整治什刹海水质的办法。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有了答复,心中半信半疑。然而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政协就接到了园林局的邀请,请我和其他委员去视察什刹海。园林部门的领导和什刹海整治小组向我们做了整顿、修缮什刹海水系计划的报告,并一起察看了沿河一带的不良情况。年底,我惊喜地看到一部分河道被拦截,挖土机在隆隆轰鸣,清淤工作终于启动。

        我参与布展炎黄艺术馆

        改革开放要说的新气象很多,有件事还真是可圈可点。北京作为文化名城,有了传承还不够,在如何发扬的问题上,在全国率先走出了一条创新的路。市政府鼓励文化界和企业家踊跃投资兴建文化事业。在京北靠近亚运村的一条街上,有座大屋顶式的建筑,那是由著名画家黄胄先生倡议,由他联络海内外著名画家、鉴定家、收藏家共同筹办、并得到政府支持的京城乃至全国第一座民办公助艺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大事件。

        1991年春,黄先生与我母亲见面商量如何充实藏品的事宜,并约我到他家一起商讨如何布展、陈设、准备开馆。黄老是个急性子,图纸一摞摞折叠着,很厚,他一页一页地给我讲,甚至连大门的构造、从哪里运来的诸多细节都讲得很详细。从黄先生的眼神里,我看到他对我能协助展陈工作充满期待。

        黄胄先生把自己珍藏的历代书画精品和自己最好的作品捐给艺术馆作为基础收藏。为了缓解建馆资金不足,他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克服各种困难建设了这项服务于民众的公益事业,翻开了北京文化的新篇章。我们全家被黄先生的这一壮举感动了。全家人决定将我父亲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作品《轰炸之后》,赠与炎黄艺术馆,并配合黄先生的提议,展出《流民图》,作为开馆的重头戏。

        9月中旬,我带着几个年轻的助手,协助布展。开馆的那一天,风和日丽,中央、北京市、美术界、文物界的领导和各界名流云集在这前所未有的私立艺术博物馆里。黄胄因腿疾拄着拐杖登台演讲,我看到他精神矍铄,让我想起那天当我要走出他家门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说道:“我只想为你们、为我们的古都多留下灿烂的文化。”

        而今,北京的人文环境日新月异,多样化的文化事业亦如火如荼,这一代接一代的挥之不去的情怀,但见改革开放在继续,不忘使命在途中。

        本文作者,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蒋兆和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