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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是无人区政委

        ▌二月河

        我总有一个感觉,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他的虑事之细,洞察世情之密,审时之精,度势之明——回忆起来,我这一生见到的高人多了去,很少有人能在这上头比到他的。

        有人批评《西游记》,说孙悟空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观世音,依靠母亲的力量来除妖降魔,解决问题;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际,而观音也有力量不够时,他就会请“父亲”如来出面力挽狂澜。某一刹那,我也会用悟空来自况。

        父亲是这样的“力度”:

        他站在世界地图两米开外,你用手指指任何一个部位,他立刻便侃侃而言:这是某某地域的国家,国名是某某,人口若干,面积几何,意识形态是甚,当今领袖是谁,经济主脉,气候条件……他不是给你背诵,而是——说家常那样地讲解,很随意地信手拈来,无一滞碍。这一条我们兄妹都抽冷子出题测试过,他竟没有一次稍有犹豫——现在的外交部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都有点不能肯定。

        1942年,反扫荡最艰苦残酷的时期。他是昔西一区政委,也就是区委书记。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昔西一区彼时是“无人区”,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在这里完全彻底地执行了。没死的也逃向洛平榆次这些地方投亲靠友。但我对“无人区”这概念,也许领会有误,因为父亲写了一份回忆录《 1941—1945年太行二分区第一区——网格子的对敌斗争大事记》,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不然就不会有“网格子”(人居的网格子)这一观念。无人区大约指的是扫荡后一个极短暂的真空时期,而且可能特指的抗日根据地。父亲说他们当时人最少时仅有三人。在与敌周旋数年之后,重建了根据地,反将日寇伪皇协军困在马场,直到1945年形势已经翻转,当然有分区、有县委,也有群众共同的领导参与,但父亲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敌周旋,没有智慧恐怕不行。

        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父亲留在河南栾川县做对敌工作,收编散落武装——说白了就是剿匪,收编残匪,支援大军南下。父亲告诉我:“形势极其恶劣凶险。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装,城内的奸细也多如牛毛,战斗力也很强。”就这样,他在进驻时仅有七人,“整整拉出一个团来。经过忆苦诉恶,建立党组织,清除内奸,这支队伍打到广西,无一人离队逃亡。我为此受过黄镇的表扬”。这当然也是各方综合力量的工作结果,但父亲是主要人物之一。有一年,栾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阳来探望,说起当时队伍中内奸密谋暗杀我父亲、反水投匪的事,历历如在眼前。我问父亲:“有没有这回事?”他说:“这种事多了。这一伙原本就是土匪,他们投共,土匪也是不容他的。他们商量杀我之后,用血衣为证,回归土匪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全身出入,工作成就斐然,我以为脑筋必须绝对够用。

        在他眼里,我认为是“没有小事”。在物上说,除了钱,什么都是大事。在人上头,除了相貌,别的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品格。

        父亲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患个头痛脑热的感冒什么的,躺在床上睡觉。他会每隔二十分钟来看你一次。似乎有话要说,却又不说什么,绕室徘徊几遭,不言声又去了。如此几番,躺着的病人自己都有了“有罪”的感觉,坐起,吃饭了,他也就有了笑容,恢复了常态。他自己不闲着,也见不得家中有闲人,大家都生龙活虎忙着去做事,人人“在外头都顺心”,他的失眠症就会大为减轻。

        我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后才去见他。有这样一段对话,他说:“你出书了?好!”

        “爸爸,这很艰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没有告诉过您。”

        “好。你说将来要超过我,我还以为你吹牛。”

        “我在政治上还没有超过您,这是小说,这不算了不起。”

        “我听过冯牧的报告,没想到你当作家。”

        “冯牧是冯牧,我是我。”

        “这件事意义非常大。孔子有什么?不是一部《论语》吗?”

        “那不能比。”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

        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长时间不能明白。因为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乱臣贼子会惧怕我的书。继而我的《雍正皇帝》也写出了。我又去见他,

        又有一番对话:“这套书我想给武汉。”“那就给他们。”“河南会不高兴的,但武汉会在《当代作家》上连载,多登一次影响会大得多。”“河南不能连载? ”“他们没有杂志。但河南出版社是给我出了头一本的。”父亲眯缝着眼躺在椅上豁然开目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爸爸说得好,他们就叫长江文艺出版社。”这件事的决策内幕还有这么一段情节。

        《雍正皇帝》书出后,真的开始“影响全中国”了。北京书评以“横空出世”评价了这部书,甚至有“直追《红楼梦》之说”,出版社开始扰攘我的家门,访问拜会的人也是与日俱增。冷落了多年的父亲,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点: “看——那就是《康熙大帝》他爸!”年节之中,他也成了地方长官和首长的重点看望对象。这时,父亲又一句冒了出来,是西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说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

        这个时候,全国取消了成分,地富反坏一风吹,都成了人民。 

        他时不时就冒出一些令人警醒的言谈。直到有一天,胡富国派昔阳县委书记,南李家庄村村长,带着小米和醋敲开了我的家门,以胡书记尊贵身份盛情邀我还乡,到此,我才恍然有所憬悟“孔子著《春秋》 ”那句话,不必定是要人家“惧”,能获取人多敬,获取一份必要的安全是题中应涵之义。领导这样的关照与弥密友好,情愫公开见于生活,肯定有很强的“辟邪”作用了。

        推荐阅读:《密云不雨》,人民出版社。这本书是二月河早年生活自述,再现小家庭经历的大时代风云。收录了作家二月河记述他的祖辈、父辈及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的文字。凌家世代书香,他的父母又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军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都在这个家庭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大时代风云下他们全家的际遇、选择与心路历程。

  • 花开花落自有时

        ▌杨庆华

        2018年是作家浩然逝世十周年。浩然是北京作家,是扎根泥土的农民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谓家喻户晓。与浩然相识多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堃接受笔者访谈时说:“我和浩然很熟。‘文革’前,我和赵起扬、于是之、丘扬到西山八大处作协招待所写剧本《矿山兄弟》,浩然就住在我们隔壁,为出版社赶稿子。周末进城,浩然有时候搭我们的车。浩然很朴素,有一次,我看见浩然挑着扁担等长途汽车,挑的都是从家里带的日用品。我们住的是一个小院,一个人一屋。浩然白天写,晚上也写,很勤奋。每天晚饭后我和浩然出去散步聊天。浩然是个极热情的人,我家亲戚想买儿童车,浩然给我出了不少主意。”

        1964年9月,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2个月后,梁秉堃参与创作的话剧《矿山兄弟》由北京人艺上演。当时的形势是大写现代戏,北京人艺提出“甩掉现代剧目落后的帽子”。田冲、蓝天野、朱旭写出话剧《艳阳天》的剧本提纲。1965年,田冲执笔将《艳阳天》改编为话剧剧本。1965年12月2日,《艳阳天》剧组演员到顺义县龙湾屯公社焦庄户大队深入生活。1966年2月11日,《艳阳天》全剧联排。演员修宗迪在剧中饰演会计。据修宗迪回忆:“在《艳阳天》里演个小会计,有点儿吊儿郎当,下场时哼哼着小曲,因为荒腔走板倒也给这个人物添了点儿彩儿。”《艳阳天》联排后,没能公演。据话剧《艳阳天》导演蓝天野回忆:“到了1965年‘四清’的时候,中央关于怎么看待农村问题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农村到底该怎么写?领导也心里没底,看了联排后,只能说:‘挺好挺好,剧本再改一改。’就再没有下文了。为什么‘文革’后不演呢?不排除当时对浩然怎样看待的问题。浩然是农村出来的作家,而且坚持生活在农村,他的作品一时影响很大。《艳阳天》的改编、排练过程中,我们合作也很愉快。我们确实花了很大工夫,应该说是一部精彩的戏。没能上演,算是遗憾。”

        就在北京人艺排练《艳阳天》时,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艳阳天》摄制组也到北京顺义焦庄户体验生活。不久,“文革”爆发,《艳阳天》拍摄计划被搁置。1972年,《艳阳天》再次由长影投入拍摄。1974年1月,《艳阳天》拍摄完成,样片送北京审查。根据审查意见,摄制组对影片进行了修改,补了几场戏。2016年,在影片《艳阳天》中饰演萧长春的演员张连文在家中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张连文对补戏的情景印象深刻:“上面认为阶级斗争这条线不突出,要加强。于是,我们补了马小辫加害小石头一场戏。为补拍这场戏,我们苦战了一个星期,吃饭都没有离开摄影棚。”

        《艳阳天》拍摄过程中,浩然不干涉,也不过问。但1974年长影拍摄《金光大道》时,浩然不仅参加剧本的讨论,而且对演员的挑选也发表意见。导演林农想让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马精武饰演村长张金发,遭到了浩然的反对。理由是张金发在旧社会当过长工头,体格应该健壮,而马精武太瘦,看不出有长工头的样子。马精武为了争取到角色,在林农的安排下,专门为浩然表演了一段犁地的戏。2017年,马精武在家中接受笔者访谈,他回忆说:“当时是六月份,骄阳似火。我右手扶着犁铧,左手扬着鞭子。老牛朝前走,土地在犁铧下翻开了花。我走到田地尽头,一个转身,鞭子交到右手,左手扶着犁,翻开了第二道沟壑。我在干校劳动改造三年,什么农活都能拿得起来。”马精武的表演,得到浩然的认可。马精武和张国民、王馥荔、宋晓英等演员因为电影《金光大道》而“一炮走红”。

        1975年12月,《金光大道》上集摄制完成。导演林农和制片主任潘德民带着完成片的拷贝到北京。当时浩然正在河北省蓟县写《金光大道》第三部,12月15日,浩然接到电话,要他回北京看《金光大道》的样片。据潘德民回忆:“我们到浩然家去听他的意见。我带着笔记本准备记他的意见。坐下半天他不讲话,我们就等着他,他怎么不讲话呢?后来他说了,这个片子超乎他的想象,这人物怎么处理成这样呢?我们一听是不满意。他说他就具体讲一点,像老潘(注:潘德民在影片中兼任演员,饰演中农秦富),还有浦克演的一个老人,你们俩服装造型都一样,你说这怎么行呢?反正都不是根本性意见,他讲了不少。林农就不高兴了,他也不看我,我也没记。我们就想,他这些意见,哪儿来的呢?我们俩也不怎么高兴,就回来了。”第二天,潘德民接到浩然的电话,说:“昨天的意见错了,这片子还是很好的。”浩然在电话里向潘德民道歉,说他到文化局去,文化局的人见面都跟他祝贺,说这片子拍得太好了。他一听,就觉得他的意见不太对头。潘德民把浩然道歉的事情讲给林农。林农说:“没意见就更好。”

        1976年元旦,影片《金光大道》上集公映。年底,《金光大道》中集公映。“文革”结束后,拍摄《金光大道》下集的计划被搁置。小说《金光大道》第三部的出版计划也被搁置。那段时间,浩然心里不痛快,情绪低沉。据梁秉堃回忆:“‘文革’后,我去浩然家看他,浩然不在。他爱人看到我很激动,说家里很少来客人了。过了一会儿浩然回来了,握着我的手眼泪汪汪。”

        1994年8月,京华出版社再版《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同时出版第三部、第四部。这是《金光大道》全书首次完整地呈献给读者。浩然晚年在自述中说:“尽管我对《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从人们的反映来看,更喜欢《艳阳天》。我多少有点失望,那时觉得《金光大道》比《艳阳天》要成熟多了。但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受观念和水平的限制,过于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20年后才认识的。但历史就是历史,已经这样了,我不会去改动它。有人问我如果现在再写,会不会不一样?当然会。但这种假设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