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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位摄影记者眼中的改革开放

        ▌王文澜

        中国画报出版社策划了一系列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其中著名摄影家王文澜的画册《观澜:一位摄影记者眼中的改革开放》,已入选中宣部对外出版项目(任务类),为中宣部评出的全国52项任务类出版物之一。

        王文澜,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中国摄影家》《人民摄影》《爱乐》编委,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助理、高级记者。他善于用平民视觉反映时代变迁,在读者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画册以图片的形式记录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依据“大视角、小切口”的原则,从衣、食、住、行4个方面入手,在王文澜老师的海量作品中精选出150余对图片,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视。

        我从出生之日,就和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满月到周岁,从上学到工作,从结婚到生子,生活的轮回与生命的延续,都在镜头前真实生动地呈现着。从拿起相机开始,我又用镜头去拍摄人:人的心态、人的精神、人的处境、人的一切;变的与不变的,内在的和外部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有了活生生的人,有了酸甜苦辣的味道,有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照片就有了灵魂。

        四十年一瞬间,中国像一个沸腾的大工地,在这个传统的国度里,正在进行着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实验。我们用高速发展取得了发达国家百年发展的文明成果,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正是摄影人大显身手之时。

        摄影器材的日新月异给拍摄带来随心所欲的惊喜,这让摄影变得太容易,然而摄影难就难在太容易了。容易掌握的东西,也容易最终失去它,只有把镜头对准身边瞬息即逝的日子,即保存了珍贵的记忆,才能留住人类的历史。

        在中国有上亿人的拍摄群体,每天都在产生着无数的照片。拍照如此有魅力,在拍别人之前,你就已经成为别人照片里的角色,所以每个人都是摄影师,都是在照片里长大的,照片可以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留下令人难忘的日子。

        从胶片年代迈入数码时代,我们按下快门,得到的是触摸不到的一个个数据,唯一不变的是拿在手中的照片,瞬间凝固了千变万化的时空。一张照片是一句话,两张照片就是一个对话:对照变化、对照生活、对照情感、对照历史、对照世纪间。长年累月的相对性瞬间,就是一个人的影像史记。

        当我举起相机时,就开始用照片说话,就像作家用笔,画家用颜料,作曲家用音符,舞蹈家用形体一样。不同的是,摄影作为瞬间语言,是区别其他艺术的重要特性,也是摄影价值的最终体现。好照片是来之不易的,用照片说话,说得明白,说得幽默,说得有分量,就要下功夫了。拍不出好片子,是摄影者经常面临的处境,这恰恰是产生好照片的土壤。关键在于取景框后面的头脑,这比手中的相机更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手握机器的机器。

        好照片是千载难逢的,有价值的景象每分每秒都在消失,到了下个世纪回头看,人们可以写、可以画、可以演,唯独摄影过期作废,一不留神,我们只能留下空白。一张照片放在那里,像一幅画、一首诗、一支歌;或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张照片。

        好照片是不言自明的,摄影是门技术,也是一种精神。所有的智慧都在“咔嚓”之中了。瞬间千变万化,在一生拍摄中,好照片只是凤毛麟角。照片好坏之间只差一点,早点晚点都会与好照片无缘。我的照片几乎每张都差一点,我这辈子就是为了这一点点。

        生活之广,历史之厚,一个瞬间只是一个碎片,我力求给变化的历程留下一些痕迹。摄影早已不是一种仪式,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按动快门,日子的节奏有如呼吸一样,呼是抒发,吸是充实,偶然之中包含着积蓄的必然,按下快门就是释放,我想说的也都在这些照片里了。

  • 金耀基的师长追忆与现代化研究

        ▌张弘

        2018年12月22日至27日,金耀基教授书法及文献收藏展在北京荣宝斋大厦二层举行。借此机会,我采访了这位闻名已久的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此次展览不仅包括了金先生的书法作品,更有金耀基先生多年来的著作以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学者和文化名人写给他的书信,其中包括历史学家钱穆、社会学家费孝通、著名学者梁漱溟、台湾自由主义代表殷海光、哲学家汤一介等。这些书信,正好与金耀基的著作《有缘有幸同斯世》相互参照。

        金耀基先生是浙江省天台县人,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毕业,是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他从1970年8月起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校长。并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

        在学术研究上,金耀基的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他在1966年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是中文学界最早的现代化研究著作。此后数十年,他一直从事现代化研究,并有《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转向》等多部著作面世,以及《大学之理念》等著作。《有缘有幸同斯世》是他缅怀长辈师友的著作,其中,一些人不为年轻读者熟悉,但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这些名字却是不可磨灭的。

        《有缘有幸同斯世》开篇金耀基即写到了恩师王云五。在民国期间,王云五可谓大名鼎鼎。他1888年7月生于上海,1979年8月在台湾去世。王云五只读过五年私塾,曾在五金店里当过学徒,他17岁到同文馆学英语,任助教,19岁按揭购买了35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并用3年时间全部读完,其后又修完一些理工科课程,并且懂得德语、法语。他曾说:“中文,我想老翰林也没有我读的古书多;英文,博士和专家也没有我看的书广!”王云五一生写了一百多种书,指导撰写32篇博士、硕士论文,是“博士之父”,也是《纽约时报》尊称的“活的百科全书”。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适改荐王云五。1921年9月,王云五上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之后又任所长、总经理。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曾出版多种词典(1925年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百科全书和丛书文库。在这里,他创造了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为中国出版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1947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并参与了金圆券货币改革。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金耀基在台湾政治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59年6月,王云五主持了金耀基的毕业论文答辩,金耀基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大陆版以《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为书名出版。1967年5月,王云五邀请金耀基做台湾商务印书馆经理兼总编辑。此时,金耀基正准备留学美国,于是回信一封,详述五点理由,既表敬谢,又婉言谢绝。1976年,金耀基在剑桥工作,依旧与王云五信件往来密切。王云五谈及吴讷孙《未央歌》普及本出版半年即销售7万册,并约请金耀基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剑桥文集》。金耀基回信提到一些出版的具体事宜及要求,王云五全部答应。

        《有缘有幸同斯世》也写到了金耀基与历史学家钱穆的交往。在他眼里,钱穆“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由于“一生为国故招魂”,“从结识钱先生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应该说自五四以来的学术大气候流行后,钱先生在心灵上已是一位流亡的文化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他对自己有些著作之传世,极有自信。”对于自己的著作在大陆出版,钱穆颇感欣慰。经由金耀基的细心观察和记录,晚年钱穆的心绪跃然纸上。此外,书中还写到了费孝通、李约瑟、朱光潜等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金耀基先生的现代化研究。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迈开了追赶现代化的脚步。迄今为止,仍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

        在金耀基先生这里,现代化和现代性显然是“正在进行时”。现代化在经济上意味着工业化、自由市场等,在社会上意味着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各种民间组织……这些要素,与中国秦代之后两千多年的君主制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之下的“三纲五常”已经不适应于现代社会。而金耀基先生也曾说过,传统文化里面,颇有一些与现代性无法相容的内容。遗憾的是,有些学人对现代化缺乏了解,对于传统也缺乏深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