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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北京老“账本”

        年关将至,很多家庭有“算账”的习惯,通过账目,就能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如果这些账本能够保存下来,若干年后,它将是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生活史的绝佳资料。受此启发,有人会想,能否通过若干年前的“账本”,探究老北京的生活状况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并非易事。幸运的是,如今人们能够查阅到不少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生活片段的资料。通过梳理当时的衣食住行,人们可以从“切片式”的图景中,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在经济、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的风貌。

        背景介绍

        银元换铜元有“汇率” 出入北京要换零钱

        说起老北京的账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字:钱!提到钱,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国的货币非常多,有银元,有铜板,还有纸币,五花八门。的确,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一个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这也导致当时的货币制度非常混乱。

        要想了解那时的“钱”,首先要清楚一点:银元与银两(白银)不是同一个概念。银元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是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常见的银元是西班牙“本洋”。而银两(白银),在中国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古代典籍以及明清小说中提到的银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指的就是白银。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墨西哥银元成为在华主要流通银币。墨西哥银元上面有一只“鹰”,又被人们称为“鹰洋”。

        清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始铸造银元,他制作了“库平七钱三分”的银元样币。第二年,他又将重量改为七钱二分,此后,库平七钱二分成为一元银元的重量标准。当时,库平一两为37.3克,库平七钱二分为26.5克,也就是说,一元银元的重量,并不足一两,通过换算可知,一两银可换1.4银元。

        虽然制定了银元的标准,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既有银元,又有银两。民国时期,1914年,袁世凯在北京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一圆银币的重量为七钱二分。12月,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袁大头”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所说的大洋,指的就是银元。几块大洋,就是指几银元。当时钱币的换算关系和现在一样,以十进位,一元等于十角,一角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

        不过,虽然有了银元,但是银两(白银)在人们生活中还是没有完全废止。1933年4月5日,国民政府规定: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从此完全废止了银两流通。这便是民国货币史上的“废两改元”。

        此后,国民政府统一铸成币值为壹元的新版银币,俗称“船洋”。持有银两的人,可以把银两交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者在当地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兑换成银币。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又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法币一元等于原银元一元,银元作为合法的中国货币的历史,从此结束。从这之后,人们所说的“元”就是指纸币的“元”(按,1935年前,提到“元”多指银元,1935年后,提到“元”多指法币)。当然,因为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白银意识”,再加上社会动荡,人们对纸币天然不信任,私下使用银元的仍不在少数。

        虽然是以银元为本位币,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还有相当数量的铜元,俗称铜板。老百姓在购买小东西时,多使用铜板。铜元的价值与银元挂钩,但不是采取十进制的换算方法。它与银元存在一定的换算比例,这个换算比例一直在变动,甚至各地都不一样不同。民国初年,在北京,一银元能换130枚至140枚铜币,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个银元能换三百枚甚至四百枚。铜板也有“当十”、“当二十”等区别,即这一枚铜板相当于十文、二十文。

        除了银元、铜元,当时还有数量巨大的纸币。辛亥革命后,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地方军阀把发行纸币作为筹款方式,任意滥发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些纸币虽然面额上与银元等值,但实际购买力则并不能得到保障。

        具体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有哪些流通货币呢?

        1935年马芷庠编写、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记载,当时北京城有现货与纸币两种。现货就是银元、铜元等,银元有袁大头、总理纪念币以及各种外洋。不过,当时正值推行法币期间,银元在市面上基本绝迹。而且铜元更不值钱,每银元可换四千六百文至五千文铜元,即“当二十”的铜元二百五十枚。

        当时常见的纸币有中央、农工、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另外也有一些流通的小额角票,比如一角、二角等面额的纸币。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还有大量不同面额的铜元票,比如当二十枚、当三十枚、当四十枚甚至当百枚等,可与铜元通用,这些铜元票多为河北银钱局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农工银行发行。不过,这些铜元票只能在北京一带通用,过了天津再往南就不通用了。

        而且当时法币的五种辅币(20分、10分、5分的镍币以及1分、半分的铜币),在北京还不能使用。所以从外地来北京,如果要使用小额的辅币,需要先换成北京通用的辅币,比如铜元或者铜元票,在离开时,如果没有用完,需要将剩下的钱换成法币的辅币。

        春节

        初一至初五饭馆营业 小孩压岁钱多为一元

        如今,每到春节前,北京城里就洋溢着浓郁的过年氛围。传统的农历新年,已有数千年历史,在古时,这一天常称之为“元旦”,而用“春节”来指代传统新年,正是始于民国时期。

        不管通过老照片,还是通过文人雅士的日记,都能发现,老北京的很多过年习俗如今还在延续:贴春联、逛庙会、祭祖……不过在《北平旅行指南》中,提到了当时一个鲜为人知的习俗:农历正月的一整个月,妇女禁止针线缝纫,因此,正月又有“妇女节”之称。当过了正月初五之后(初一至初五,女性多不让出门拜年),妇女便可以出门贺岁,此时,不论大家小户,妇女结伴到热闹的地方游玩。

        岁末除夕夜,人们焚香祭神,彻夜不眠,俗云“守岁”。当天夜里,大部分商铺通宵营业直至东方破晓,然后闭门休息,从正月初一一直到正月初五,“破五”之后才开始营业。因此,清末民初,在北平生活的人,要在岁末储备这五天的“干粮”,否则,这五天就有无处吃饭的可能。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除了一些大的餐饮商号外,一些饭馆在这五天照常营业。

        除了吃喝玩乐,对于小孩子来说,春节的诱人之处,还在于能拿到压岁钱。上世纪三十年代,家境好一点的,给孩子的压岁钱是一银元,这不是一笔小钱。如果是一般家庭,会给孩子包上一百个铜板,寓意“长命百岁”。在1935年银元废止后,很多人给孩子们送的是钞票,当时市面上流行各种压岁钱封袋,将纸币装在里面,非常美观。

        住房

        房价最高每平方米三十四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房价并不算贵。1924年,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买下一座小型四合院,占地四百平方米,大小房屋共十间,当时总价八百大洋(八百银元)。与同时期上海的房价相比,简直亲和太多。上海著名中医陈存仁(1908-1990)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他在上海老城区看中一幢两层小楼,卖方喊价为两万五千银元,可见房价之高。

        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因为上海房价太高,鲁迅买不起,只能租房。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提道,当时的房租加水电以及“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

        当时的北京城,因为区域的不同,房价也有区别。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人流渐多,而且大栅栏、煤市街一带,饭肆栉比,戏院林立。因此这些区域的房价自然很高。以瓦房为例,单价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等区域,每平方丈(每平方丈大约十一平方米)能卖到三百七十元(合每平方米三十四元);其次是西长安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等区域,每平方丈能卖到三百一十元。

        房价高的地方,租金也高。1930年,北京房租最高的地段是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正阳门大街,平均每间月租十五元,其次,宣武门内大街、崇文门内大街、菜市口大街等,平房每间每月七元。

        中国历史学家谭其骧在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文章《一草一木总关情》中谈道,他单身时,房租每月五元左右,结婚后每月十几元。当时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租房花费在六七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