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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井喷”之年

        ▌陈梦溪

        从文学的定义上讲,2018年是特殊的一年,不少文学评论家称其为“新时期文学四十周年”。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用“井喷”一词来概括去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情况。去年末,文学评论家白烨从新闻出版局书号中心得到的数字是7800部,加上岁末年初时段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他估计去年长篇小说从创作数量上应该在8000到10000部之间。从数量上看,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表与2017年持平,但白烨看来,从“质”的方面看,“井喷”更多地表现在小说在多种题材的尝试和现实题材力作云集,此外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棒的、过去很少见的创新。

        2018年不但是长篇小说的大年,且越到年末越“热闹”:李洱的《应物兄》成了人人谈论的焦点,几乎所有的文学评奖都必提其人其名,上周还在评论家、媒体和10万名读者的投票中以最高票获得“《当代》·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刘亮程的《捎话》、范小青的《灭籍记》都是岁末年初出版的佳作,其中不乏惊喜。

        这一年的长篇小说中,绝大部分是立足当下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不少描述了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新变化和人与人面临的新困惑,如张炜的《艾约堡秘史》聚焦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的尖锐现实,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一批成名已久的作家也纷纷交出了颇有分量的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以三卷115万字的体量,史诗般地以家乡哈尔滨为背景,刻画了从这里走出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王安忆的《考工记》用男性视角书写了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下的上海工商业者的命运,是她继《长恨歌》后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山本》则回溯历史,描写了秦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地方,在军阀混战的乱世里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故事。

        77岁的冯骥才重返长篇小说创作,多年未有长篇小说作品问世的他关注历史,用《单筒望远镜》写出了百年前天津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人和事。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作为中国首部关注老龄化社会的长篇小说,一出版就引发了广泛地关于养老现状的讨论,小说反映了中国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养老、就医、再婚、儿女等等,既写出了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同时更写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张平的反贪小说《重新生活》结合当下时事涵盖了反腐斗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改造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小说不再聚焦于官场宏大的反腐败斗争场面,而是将叙事重点逐步向与腐败者有关联的社会平民阶层深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跃然纸上。

        这些长篇小说描述了中国广大地域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城市的故事。叶辛的《上海·恋》描述了一段改革开放时期上海滩的往事。肖克凡的《旧租界》记述了天津旧租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里,租界内各色人物的命运和心态,既有那个时代天津的风土人情,又有新社会的时代气息,语言也富有天津人的独特韵味。虽是都市小人物的故事,却折射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爱情观、婚姻家庭观和价值观的骤变。肖亦农的《穹庐》以晚清时期蒙古人的迁徙、斗争与回归为线索,写作了近代以来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大变局,是一首爱国主义之歌,也是一部恢弘辽阔的英雄史诗。叶兆言的《刻骨铭心》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为背景,展现了在军阀混战、日军侵华的历史时刻,各路人物在这里经历的刻骨铭心的人生,表现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2018年2月24日,陕西作家红柯溘然长逝,其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于去年出版。小说讲述了渭北大学徐济云教授和新疆姑娘吴丽梅年轻时的浪漫爱情故事,体现了陕西关中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两种文化在碰撞中相互借鉴和补充,促进了民族间的进一步交融与发展。红柯曾漫游天山10年,新疆的生活给了他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从创作者的年龄分布看,从90岁高龄的徐怀中到“80后”、“90后”作家的加入,作家年龄横跨七十年,尤其是一批“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从尝试到趋近成熟,尤为可喜。徐则臣的《北上》从南到北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大运河历史,是他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部;石一枫的《借命而生》讲述了北京南郊一所看守所的故事,借助犯罪题材透视京郊工业和工人的生活变迁。田耳的爱情悬疑小说《洞中人》则通过四位年轻人的际遇写出了这一代人渴望彼此抵达的内心而又充满孤独的状态。篇幅所限,还有多位“70后”作家的作品不能一一介绍。从整体创作风格来看,近两年是“70后”作家从中短篇小说创作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转折点,无论是从技巧和形式,还是素材累积和人生阅历,“70后”作家都到了可担长篇小说大梁的阶段。

        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复苏与喧嚣,先锋文学异军突起,到九十年代一批优秀的小说家创作出了获得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再到千禧年后类型文学和流行小说占据市场,“80后”作家崭露头角,网络文学方兴未艾,文学评价体系转变,影视改编热对小说创作风格的改变、短阅读的兴起等现象,令长篇小说一度承受质疑,甚至引发“严肃文学是否走进死胡同”等对于文学出路的探讨。

        “过去我们常把文学按类别划分,无论是题材、体裁,创作的方式,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要么是余华,要么是路遥;要么是张承志,要么是王朔。但今天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中国作家正在走一条相通的道路。”在阎晶明看来,以往的创作中有些作家偏向现实主义,有些作家喜好先锋文学,两种创作甚至两类作家相互格格不入,201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两种创作的融合。很多过去以中短篇小说见长、立名、扬名的作家也开始把创作主力用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用白烨的话说,过去很难用长篇小说作为年度文学评价的指标,但从2018年起,长篇小说或许成为我们衡量年度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

  • 名家推荐

        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陈彦的《主角》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其间各色人等于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无不跃然纸上。小说写的是梨园行,更是四十年来的世风世情,是一部“新世情小说”。忆秦娥11岁到51岁,也就是1976年到2016年这四十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基本相契合。小说呈现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鸣冤沉浮不定的命运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它既是小说,也是大说,既是正史之余,也是正史之佐证。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后土寺》是作家陈仓的作品。陈仓是陕西人,现在上海居住。这部作品是他的精神自传,通过父子两人进城、出城、留守、出走和回归,记录人在时代变迁中的两难处境和无措选择。欲望与亲情之战,涌动的推进,繁华与静守,冲突下人心的动荡,城与乡之间寻找故乡的理想者,他们的选择映出了时代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变动中人心的准备不足。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贺绍俊:韩少功是一位有影响的知青作家,《修改过程》写的是他本人的经历。这次他写的是1977级的学者们的似水年华。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韩少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第一批大学生的人生经历富有戏剧性,他们面对改革开放前后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开创了各不相同的人生。小说通过对77级这些学子的变化的描写,揭示出一个真理,那就是历史在修改过程中,人们的生命基因也在修改过程中,小说延伸了后知青文学的边界和内涵。韩少功是一位尊重历史,也珍惜历史的作家,他将一代人的青春情怀都寄寓其中。

        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葛水平的《活水》呈现出穷乡僻壤的山神凹的群像,并用纡徐的叙事留存民间的手艺、技术、婚丧嫁娶、节庆习俗和观念世界。山水空气喂养灵魂,河中流水启发灵性,苦难生活也隐藏着幸福。二十年间,从闭塞的死水到开阔的活水,由蒙昧地挣扎地活着到自明地开发家乡,小说不仅是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的精神状况的改造,是一幅乡土变迁和城乡变革的写意画。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王松的《寻爱记》在知青生活中透视中打开观照历史和时代的一扇窗口,将近百年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景象呈现出来,反映中医世家齐家的医术无人继承之难题,作品深入透视民间传统技艺的当下境遇及其传承发展,以血脉亲情、民间医道和知青记忆为作品内容框架,将家族历史、传统技艺、知青叙事、岭南气质熔为一炉,把技艺和小说人物、情节、场景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作者独特的个人记忆和强烈的个人色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刘醒龙的《黄冈秘卷》起因是因为一位考生被高考的黄冈试题触怒了,扬言要杀掉出题人,将所有的黄冈秘卷老巢搅乱,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最终指向人性和历史更悠深的地方。《黄冈秘卷》探讨的是历史必然性,把黄冈的文化、传统,黄冈精神,还有革命的传播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历史事件穿插在揭秘过程中,这种写作方式是一种值得探讨的方式,这种高雅写法和通俗写法之间边界的打乱,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边界打乱的探索,在长篇小说文体里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