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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史的激进与渐进之争

        ▌嘉禾

        改良还是革命,渐进还是激进,是中国近现代史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议题。时至今日,人们对这场维新运动的本质、过程、结果都有了更复杂的思索和众说纷纭的阐释。譬如历史学者萧功秦在上世纪90年代就撰文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人的激进。也有人认为,如果戊戌变法不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导,而是由一些更加中立、渐进的人物如张之洞来主导,或许能将改革推进下去。

        但,站在历史后设立场上的假设,只能是假设。而青年历史学者羽戈认为,即便是这种假设,在当时的时势下,也不可能成功。羽戈在其新作《激进之踵》一书中,即借由戊戌维新一案,对所谓“激进”的说法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现在人们更多把革命与改良视作二元对立的关系,然而一旦进入到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相互交织的一面。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而言,他们选择“激进”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甚至他们的这一选择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只能“激进”下去。羽戈认为,这种现实感可以视作激进主义在中国的起源。

        在这本书中,羽戈试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康有为、谭嗣同、光绪等为什么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他归结为三点原因,其一是时势,戊戌变法前夕,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次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清政府面临的危机总体上属于经济危机,在此之后,则演变为政治危机,整个中国变成被列强瓜分之势,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有识之士来说,“亡国灭种”的危机开始日益严重地笼罩在头顶,变革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其二是当时各方力量对比,今人常把“维新派”看做铁板一块,与所谓“守旧派”对立,实则维新派内部也有激进和渐进两派分歧。羽戈统计了一些数据,指出当时庙堂和民间十之七八都是守旧派,余下十之二三中又多是主张慢慢来,真正的激进人士如康有为、谭嗣同等只占很小一部分,没有力量与守旧、渐进派长期博弈,遂选择了铤而走险、垂死一搏的政治道路;其三是人的因素。作者在书中用很长的篇幅分析了康有为其人的性格,认为他本身是一个急躁、褊狭、狂放的人。通过分析这些具体原因,作者实则想探讨的观点是,批判前人“激进”的同时,可否用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而不是一味地给予指责。

        其实,即便在当时,围绕激进和渐进这个话题的争论也从未止息,严复、康有为、张元济、王照、孙中山等皆有过思考和辩论。甚至李鸿章也甚明此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建议李鸿章说,建议中国从教育改革入手,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作为“种子钱”,二十年后现代教育必带来百倍收益。李鸿章答复说,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支,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回到开头那个激进和渐进的二元对立,以及对于渐进的假设,羽戈认为,激进的失败未必是渐进的胜利。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说,“戊戌变法”其实是激进与渐进的“双输”。之所以这样说,在他看来,无论是激进还是渐进,只要是有“变革”,就势必会触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更是有其统治的底线所在,在这个底线之外可以容忍,超过这个底线势必一定要反对,也就是说,改革改到这一步便难以推进。这是根本的问题,故而只要有清政府在,无论是谁来主导,都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不仅康有为的激烈变法不可能,翁同龢、张之洞等温和派所鼓吹的有限改革也不可能。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味区别渐进与激进之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今日对历史上的“激进派”常有一种妖魔化倾向,但若换一种立场来看,历史的许多结果却其实都是以“激进”作为推动力的。“激进”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才是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必须要看到的是,1895年以后,中国走向维新,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性报纸(譬如《国闻报》《时务报》等)、建成了全国性的铁路网、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业化开始成型,尤其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开启了现代教育的改革。

        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是因1898年光绪颁布的变法诏书所列改革举措太多太激进而招致剧烈反对,但历史学者马勇认为,从今天更多史料来看,这份变法诏书并没有问题,那些措施其实是没办法执行、来不及执行,但“来不及执行,不能说明这个政策是错误的”。重要的是,看到激进本身作为一个议题,如何导致一系列的冲突,将中国历史一而再地改写。(《激进之踵》,羽戈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 你只管做事

        ▌阿耐

        雷东宝脖子一梗,怒道:“谁告?名单给我,我明天就把他们的承包合同撕了,有屁当面放,背后放暗箭算什么鸟。”

        老书记沉默了会儿,才道:“你看,你这一说就火上了。人家告的不是承包,都巴不得这样承包呢,人家告的就是你态度粗暴,像个南霸天。公社一上班就赶着把我叫去问,没事儿,我都替你兜着了,但你还是改改的好,做事情得注意方式方法,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跟你干。就像这次烧砖窑,你当初在晒场怎么骂的?”

        雷东宝更怒:“为他们好知不知道?我免了大队干部一只猪头肉他们怎么不去公社表扬我?不是我骂着赶着,他们能那么顺利签承包书?砖窑能那么快烧起来?这帮人又懒又贪,天上会掉大团结吗?”

        老书记暂时不语,听着寂静暗夜中雷东宝呼哧呼哧的怒气稍微缓和了,才继续不紧不慢地道:“社员思想当然简单落后一点,需要你大队干部起带头模范作用,你做事前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有人思想扭不过来的,你单独做他们思想工作。人都是讲道理的,你把工作做全面了,就……”

        “就啥?我把时间都花在给笨蛋开窍上,我还要不要做事?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村里也该学我们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你看着,等他们赚够钱尝足甜头,回头怎么来谢我们大队领导。”

        老书记见话不投机,只能不说。因为他自己也在感慨地想着,如果不是东宝态度粗暴,承包哪会那么顺利得到落实,砖窑又哪会那么容易烧起来。的确,东宝的作为与他平时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可明显东宝的工作方法比他的效率高。书记取舍之下,还是作了决断:“东宝啊,叔不劝你了,以后还是这样,你只管做事,叔来跟他们讲道理。叔只要求你一样,别动不动瞪起眼睛骂人动手。”

        雷东宝对于这个分工很欢迎:“行,我以后一生气先把手背身后去。往后我打先锋,叔你押着大部队。”

        老书记听了,笑得挺开心:“好,一步步来吧。去信用社借钱的事,我明天下午去找人,你不行,那单主任……”老书记伸出一只手,在半空虚刨几下,“手指甲长得很,你会气得当场掀桌子。”

        雷东宝奇道:“都知道单主任贪,他怎么还坐得稳稳当当?四只眼也跟我说起过。”

        “他上面有人。”老书记不再说下去。

        “我们啥都没有,你明天上去找单主任,有什么用?”

        老书记无语。现在大队一穷二白,自己都吃不饱,拿什么送人?春节才过,连瘦鸡都找不出一只。一老一少两个都愁眉苦脸。山上吹来的风“嘘嘘”地叫,叫得愁眉苦脸的两个人更添苦恼。          (32)

  • 再遇小波罗

        ▌徐则臣

        下午再遇到小波罗,是在泰伯桥边的茶馆。

        吃面的洋人斜倚着美人靠,正端着盖碗茶杯在喝茶,喝一口闭上眼,摇头晃脑地品味。这种装模作样的动作谢平遥不喜欢。这些年见了不少洋鬼子,真傻的有,大智若愚的有,懵懵懂懂的有,这些都不讨厌,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装模作样的:要么刻意做出亲民的姿态,谦卑地与中国人同欢笑,骨子里头却傲慢和偏见得令人发指;要么特地模仿中国人的趣味和陋习,把自己当成一面镜子,让你在他的模仿中照见自己,曲折地鄙视和取笑你;还有就是小波罗这号人,一个观众没有,也一脸入戏的销魂表情。因为看不上眼,反倒多看了一会儿。河道里船只往来如梭,卖布的,运丝的,贩菜的,拉砖的,赶路的,送客的;还有一支送亲归来的船队,每一支橹上都系着红绸布,喝红了脸的男人跟水边洗衣的妇人唱酸曲,被泼了一脖子水。小波罗看着运河里的热闹咧开嘴大笑,笑完了继续喝茶。茶水喝光后,他把茶叶一片片捞出来,摊在美人靠上数。

        在后来沿运河北上的时光里,谢平遥发现小波罗一直保持着数茶叶的习惯:要么是喝的时候数,看茶叶缓慢舒展开来,最后沉下去;要么喝过后捞出来数。他喜欢喝中国茶的感觉,茶叶在碗里飘飘悠悠,那感觉差不多就是地老天荒吧。但这个细节在当时,被谢平遥归为了外国人的矫情。李赞奇问他对小波罗的感觉,他的回答已经相当节制了:人不坏,有点没正形。

        李赞奇表示同意。这家伙的确跟别的洋人不一样,中国人都未必能跟他吃到一个锅里。一个意大利人,吃点面就行了,他不,非要吃中国米饭和烧饼,还得顿顿辣椒。筷子都夹不稳,但坚持不用刀叉,说中国人才文明,吃饭用的是竹木,不像他们欧美人,上饭桌就手持一堆凶器。

        “忍忍吧,”李赞奇说,“总比天天逼着你跟他一块儿吃西餐好吧。”

        “你们在说啥?”小波罗用意大利语问李赞奇,“是中国的悄悄话吗?”

        “我们在说你的衣服很好看。”李赞奇说,“迪马克先生,从今天起,你得说英语了。”

        “不好意思,谢先生,这就改。”小波罗改成了英语,“谢谢你们夸我衣服好看,我的辫子不好看吗?”

        “好看好看,”谢平遥说,“比我们的好看多了。”

        “那当然。假的再做得不如真的好看,那作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小波罗把假辫子揪下来,捧在手里给他们俩看。油黑挺拔,比谢平遥和李赞奇两个人的辫子捆在一起还粗壮。

        谢平遥撇撇嘴,用汉语对李赞奇说:“这么饶舌,真怕受不了。”

        “若是不痛快,”李赞奇压低声音,也用汉语说,“价就往高里要。他们喜欢一锤子买卖。”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