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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写给西藏的告白

        (上接34版)

        叁

        央珍198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无性别的神》更像当时流行的先锋派小说,应该说,短篇小说更能体现央珍作为“80年代青年藏族作家”的调性与追求。将这一短篇改写为长篇小说,对于央珍这样讲求文字与文化反思的作者而言,可以说是巨大的挑战(可以参考鲁迅与汪曾祺构思长篇却终于胎死腹中的经历)。但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央珍作为跨文化作者的使命。作家宁肯在年初的纪念会上说: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没有一个重要的叙事作品,人们对这个文化对这个民族的理解,就只能处在两端,政治的、诗歌的、宗教的一端,或者特别世俗的一端。只有巨大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全场景地表现,才能把这个民族的真正的状态呈现给大家。人们对西藏的误读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央珍《无性别的神》这样的文学作品。

        我想,央珍的创作初衷,一定也包含为西藏近代史担任一位书记官的自我期许。她非常聪明地选择了央吉卓玛从孩童成长为少女尼姑的时段,又采用了央吉卓玛的限制视角。这种选择的巧妙之处在于,一个孩童的成长,对成人世界的逐渐理解,与一名外人进入异文化的过程,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由于央吉卓玛是一位衰败的贵族家庭“命运不吉祥”的次女,她也是西藏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两重观察者。于是我们跟随着央吉卓玛的漂泊与游走,在拉萨的府第与街道,庄园的楼宇与田地之间往复察看,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无所不窥,也就慢慢照亮了央珍的西藏世界。

        《无性别的神》经历的年代,最早是1940年前后。央吉卓玛结束在外的漂泊回到拉萨家中,是1947年。而“红汉人”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是在1951年10月。至于央吉卓玛的父亲受十三世达赖活佛派遣往英吉利留学,则是在1919至1933年之前。说《无性别的神》为我展示了一部西藏近代史,亦不为过。

        整部小说描写最着力的两位人物,一是央吉卓玛命运的推动者母亲“太太”,一是没有在小说里真正出场的父亲德康。德康象征着近代西藏变革的力量,留学经历给了他西藏一般人不具备的近代知识,然而近代西藏有着整个近代中国同样的命运:制度性困境让新式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父亲去世后,央吉卓玛的生活中出现过多位替代者,如继父、叔叔,但他们都没有父亲那样的志向与气质。

        同样摧毁央吉卓玛对周边信任的,还包括“信佛的世界,为什么会囚禁并谋害活佛”这种难题,而法师将冰雹灾害归咎于央吉卓玛这个女性的观看与参与,更是让她陷于无助的困苦之中。近代启蒙的“人的解放”“妇女的解放”问题,早在外部的力量真正介入西藏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被称为“太太”的母亲则代表了西藏社会世俗的一面。在德康活着的时候,太太养尊处优,一旦家中没了男人,太太就展现出了过人的精明强干。她招赘了贡觉为夫,为他捐了七品官,又委身于掌握实权的管家罗桑,还生下两人的儿子——在当铺老板娘的眼中,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昭然若揭了。

        近代西藏与佛教的关系,在小说中也十分耐人寻味。我们看到了底层民众的虔信,但同时“出家”也是某种经济性的手段。太太在无法支持家业的时候动过出家的念头,为了节省用度,先是让两个女儿到亲戚家就食,后来又将央吉卓玛送入佛门,图的是省下她的嫁妆。然而你决不能说太太这样的上等人就没有信仰,圣湖观影同样让她经受巨大的精神冲击。但在热振活佛与政府的冲突之中,太太又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世俗政府一边。《无性别的神》写出了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的复杂性,也就改写了读者心目中的西藏刻板印象。

        央吉卓玛的出家是自愿的,她也在规律森严的寺院中获得了灵魂的清净。而另一面,她与同伴并未听从寺院劝导,拒绝与“红汉人”交流,相反,她看到了“红汉人”带来的阶级平等、性别平等这些新气象,于是央吉卓玛告别了师傅,决定返回俗世。只是,这种告别并非决裂,相反,这场告别展现了大智慧的宽容:师父凝视着赤列曲珍(央吉卓玛法名)的眼睛,喃喃说道:“……什么是彻悟,什么是存在的本质,这些是寺院无法传教也无法加以解释的,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实践。所以,对我们来说,宗教不是对真理的陈述,而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要靠自己去寻找。赤列曲珍,我很赞赏你的精神,去吧,你去吧。”

        在修订本中,央珍删去了央吉卓玛参加青年访问内地团、离开西藏的结尾,而让小说定格在这场告别。曾经在写作计划当中的后几十年(央吉卓玛工作、结婚、遭难)也付之阙如。这种删削,反而加强了小说本身的力量,“在曲珍眼中,一切都变得模糊,一切都在消逝”,留下了无尽的思索空间。

        这部长篇小说最终还是以《无性别的神》为名,她在《再版后记》中解释:“西藏山山水水,都是众神所在,许多神山圣湖在自然崇拜里是有阴阳属性的。无性别是对性别的叛逆,这也暗示着主人公对许多传统的叛逆。”而无性别也可以解释为性别的转换,“我以此来表现人类社会的历史无常,表现人的命运”。无性别的神,仍然是神,这或许也就是央珍想说的“从此不再轻易地沉醉于宏大华丽的仪式,不会轻易地相信神奇,但我相信精神的久远,相信藏民族世世代代对宽容和慈悲的追求”。央珍留下的这段对西藏的告白,也启示着我们认知西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