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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元夕风月谈

        ▌李楚翘

        上接34版

        以“情”抗“理”的宋代元夕

        纵观两宋三百年的词坛,名家们在元夕夜题咏和感叹爱情的作品不胜枚举。欧阳修憧憬“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佳境,柳永捕捉到“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的幽欢,辛弃疾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惊艳瞬间击节而叹,孀居的李清照自认中年多难的自己无有那些有着生命热情和欢爱渴望的少男少女的逸兴,只好“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些著名辞章中闪烁出的华美情思,与人们印象中宋代理学盛行、礼法森严的生活氛围似乎有所出入,难道那时的才子佳人真可以在月下自由相约、掷果定情?

        这与当时的社会心态以及元夕独特的民俗有关。在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富足的生活滋养了人们性情中的浪漫一面,使宋代的市民阶层有精神余力去追求世俗之乐。宋代笔记小说中多见对城市生活与享乐之风的记载,“游湖”、“纳凉”、“开炉”、“赏雪”等休闲趣目穿插于频繁的节庆中,丰富着人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体验。宋人所追求的现世幸福,自然也包括美满婚姻与真挚爱情。在宋词创作中,正是以相思欢爱为主题的作品数量最多而成就最高,它们的作者从公卿到庶民,折射着普遍存于宋人意识中的肯定真我、渴望真情的心态。华灯达旦不设宵禁的元夕佳节,正是这种心态集中释放的出口。

        元夕行乐的习俗兴于隋代,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三夜”而欢闹升温。至宋时,因“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之屡丰,宜士民之纵乐”,宋太祖下令将元宵节又增设两夜,由朝廷主持都城汴京的灯会与庆典,鼓励男女老少、官民僧俗皆来玩赏。这种全民狂欢的情调使得宋人对于元夕有着别样的期盼,特别是对于久居深闺的女子们而言。正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游园时春心萌动,璀璨的花灯和欢腾的气氛为女儿家带来一种心照不宣的诱惑,她们在这晚盛妆出行,头戴蛾儿雪柳,足踩俗称“错到底”的时尚凤头鞋,让自己成为灯火之中的一道丽景,也牵动着四周翩翩少年的目光。南宋词人刘辰翁一语道破了宋代男士们元夕之夜的心态:“不是重看灯,重看河边女。”

        元夕弛禁为原本授受不亲的世俗男女创造了自由接触的空间,浪漫的灯夜更是营造出一见钟情的如梦佳氛。嬉笑冶游之际,礼法禁律退居其次,从眉目传情到私换信物,宋代城市青年男女们将平日压抑的内在热情于元夕狂欢夜大胆释放。

        他们明知此举不容于伦常家规,五夜灯节一过,宵禁重启,那森严的礼教又将凌驾于情感之上,扼杀这番未经媒聘的恋爱。游戏感情的人会把元夕艳遇当作人生旅途中一个甜蜜片段,但对于痴情者而言,为了这一份人月双圆的相知相恋,或许要付出多年乃至一生的等待与寻盼,这就使得情人私奔成为宋代元夕之夜的常见行为。

        宋人罗烨笔记小说《醉翁谈录》中记载了一对青年男女私奔的故事:元夕夜,张生路过慈孝寺殿前,拾得一方裹着香囊的红绡手帕,上有女子笔迹写着“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来年上元夜请于某处相待,车前有双鸳鸯灯者是也”。

        第二年元夕夜,张生如约而至,“认得双鸯灯,果得之”,与帕子的主人、某太尉家中偏室李娘成功会面。二人互诉衷肠,并于次夜私奔出城,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宋代,有不少像李娘这样对婚姻不满的女子趁元夕夜出游另觅佳偶,虽然并非人人都能如愿收获美满新缘,但她们勇敢追求爱情的行为冲击着封闭的社会心理,为文人墨客所感所传,从而启蒙了更多青年男女以“情”抗“理”,光彩灼灼地彰显出内在生命的本真。从这个意义上,沉淀下无数温馨花絮的宋代元夕无愧于“情人节”之名。人生有限,王朝有终,那承载着一段段不了真情的宋代元夕词,却穿越时空感动后人,成为人们文化心灵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