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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家驷遥念二月庐

        ▌吴霖

        上篇

        闻家驷教授认为自己受四哥闻一多的影响实在很大。当初选择念文科,就是闻一多的主意。选择念法文,乃至赴法留学,也是四哥的建议。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开明的绅士,他能够接受新事物,也希望自己的五个儿子,能在这新世界中强大。他们的家,是在远离都市的乡村。闻一多在清华上学时,每每回老家度暑假。其时,假期有两个月之长,他将自己晨诵夜读之处,起名为“二月庐”。而此时尚在家乡的闻家驷,则每日与兄长朝夕相伴,在此读书。并听闻一多讲许多家乡以外的新鲜事情。

        与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闻一多先生不同的是,闻家驷先生内敛一些。从法国回国以后,他似乎又步闻一多先生的后尘,在西南联大当了一名教授。就在乃兄拍案而起,挥斥方遒的时候,他也曾是民盟最早的盟员之一。作为民主教授,他也颇受学生的拥戴。他对选择当清贫的教授,从来无悔。直至今日,闻先生仍认为自己在本质上,还是书生一个。虽然,他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现在仍任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明令可以享受副部级的待遇等等。

        闻先生的家,早先住在朗润园一个独立的小院里,大约有十几间房,花草树木很多。“史无前例”时,为安全计搬进楼房,与季羡林先生成了对门紧邻。那时,他虽然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给予保护,但在“文革”中,终究是提心吊胆的。闻先生回想那时,最心疼的,是自己推着小车,将多年积存的藏书,以几分钱一公斤的价格,送去当废纸给卖了。

        现在,他搬至二楼,成了季先生的“上层建筑”,而他的旧居,则成了季先生的书房。季先生藏书极多,闻先生说,如不是北大第一,至少可算朗润园第一的。言语之中,颇有些羡慕之意。

        他的家,确乎常常是“谈笑有鸿儒”的。上至中央委员,下至布衣百姓,都可以是这里的客人。这里,一共有三间居室,他居一,夫人居一,小儿子居一。他的房间,理所当然是全家的中心,且是多功能的,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书房,同时,还兼会客室和全家的饭厅。每当来客惊诧于卧室的局促,他总会平心静气地解释,是他自己要求留在这里的,一则住熟悉了,二则还有老友为邻。

        近半年来,闻先生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他称自己身体不好,故而想“认真地休息一段时间。”脚力既已不济,他又不愿烦劳家人用轮椅车推他,于是,干脆在家静养。然而,即使在家中漫步,也须借助手杖了。闻先生有好几支拐杖,其中一支是朱光潜先生赠他的。但他似乎更偏爱另一支贵州产的藤制手杖。非常之轻,却又承得住重量。这是洪谦先生于抗战时期在昆明送给他的。那时的他,大约是并不需借助手杖行走的。这支手杖竟然能保存几十年依然无恙,不免是件稀罕事。朱、洪两先生现均已作古,睹物思人,但凡闻先生持杖徐行,念及故人是极自然的。

        闻先生大半生一心教学,并无更多的时间用来著书立说,但他所翻译的法国经典小说《红与黑》,一出版即被认为是汉译本中的翘楚。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的巨著,初版至今不过十年,印数却已近三十万册!此外,他还翻译了雨果的诸多诗歌,在诗界颇有口碑。朋友们都认为,闻先生实在是应该多留下一些达到信、达、雅境界的传世之作的。但他,却矢志不移地把教书当作自己的第一天职。

        所以,在闻家,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儿媳都在学校工作。他的孙女从大学毕业后,又主动去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她认为,当教师是最好的职业。闻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

        闻先生现在是全家名副其实的中心,他和夫人及尚未成家的小儿子一起生活。闻夫人开玩笑地给他定了一条“不许生气”的家规。

        今年,闻先生最高兴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闻一多全集》由武汉大学编就,行将问世;另一件是闻一多纪念馆在故乡湖北浠水县竣工开馆。虽然,他因年事已高,未能成行,但子侄们都去了,带回的实况录像,使他看到了典礼的盛况,他颇感欣慰。

        纪念馆设在浠水县里,并非在闻氏故里。老家当初的房子,于早些年被无故拆毁。最让闻先生痛心疾首的是,“二月庐”也一并被拆去了。虽然这已是多年以前的旧事了,但他一想起,便会长长地叹息。在他记忆的最深处,“二月庐”依然昂然巍立,窗棂里传来的,是四哥闻一多琅琅的读书声……

        下篇

        时隔多年,对闻家驷先生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直到翻看自己当年写的旧文和采访笔记,才能约略想起。比如,我曾在《坐拥书城的季羡林》一文中,写到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后来被北大专门增配了一套房子用以藏书,原来,这套位于朗润园13公寓一楼房子的旧主人就是闻家驷先生。而在让给季羡林先生后,闻先生则搬到了二楼,成了季先生的“上层建筑”。所以,再一次证明,“烂笔头”记下的种种“鸡毛蒜皮”文字细节,往往比记忆更坚强。那一点点历史碎屑,味道是有趣的,仿佛给漫漶的往事加了点盐,不至乏味。所谓“补记”者,就是寻找那一撮盐。至于实际效果是“狗尾续貂”或“画蛇添足”,也暂且顾不上了。

        与访问其他北大老人后,我急于成文不同的是,我在1993年10月6日访问闻先生,却在一周之后的14日才敷衍成篇。我想原因应该是与闻家驷先生当时的交谈中规中矩,彼此没有太多的兴奋点。这大约也是为什么时隔多年后,对闻先生的记忆竟致搜索无效的根源。

        闻家驷先生最早应该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紧踵乃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创始时期的盟员的。兄弟二人,彼时同为西南联大的民主教授,诚可观也。在一多先生罹难后,闻家驷更加积极地参加民盟活动,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渐次成为该组织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闻家驷先生似乎一辈子都笼罩在乃兄闻一多的光环里,甚至在他的简历中,也往往不会漏掉兄弟关系这一条,闻家驷先生幸欤?不幸欤?

        新中国成立后,闻先生虽然仍挂职北大教授,但也一直是民盟的重要干部。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柳鸣九曾撰文回忆过,可备一查。还有一个例子也可说明闻先生对民盟的投入程度,他的长子闻立树,生于1934年,1952年,年仅18岁就担任了民盟另一个重要领导人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秘书,达4年之久。闻立树后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成为党史专家,退休时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2014年去世。

        闻先生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民盟的重要成员,并长期担任人大、政协的重要职务,按有关规定,他也应该也是一个有着高级别的官员。但我从采访笔记上却记下了他当年的表示,他对当官没有兴趣,并再三强调:“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我是一个书生。”或许,对于当年的闻先生而言,在当书生的初心和社会活动家的现实之间,也还一直有着难以言说的纠结和冲突。言不由衷未必有之,身不由己或差堪比拟。

        闻先生坦言,当年加入民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方面是受闻一多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自己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以天下为己任”,我理解,那不仅仅是闻氏兄弟,也是那个时代最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情怀。对于闻氏兄弟而言,由于自己特殊的家族历史,在那民族存亡年代,对“爱国”的形式和内容,会有着更强烈一点的体会。

        闻氏兄弟的家乡是在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村。闻氏族人于1992年在他们编撰的五修《闻氏宗谱》“序二”中记述:“吾族本姓文氏,民居江右吉安之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宋景炎二年(1277年),信国公文天祥溃败后,其后裔良辅公被执送于燕(今河北省),中途逸出,潜逃于蕲之兰清邑(今浠水县),改文为闻,迄今七百余年,已传至二十八世丁两万余人。”算起来,闻一多是这个劫后余生的家庭延续162年(1899年)后的第二十世传人。闻一多在他的《二月庐漫记》中也写到了这一节。

        自己推算了一下,1993年我拜访闻家驷先生的时候,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他,已经是88岁的高龄了。有一则轶事,未经证实,也还有趣,记录于此:当年,张中行先生曾以家属身份寄居于朗润园,他与季羡林先生交好,曾对季先生戏云:朗润园里以齿德序,第一名是状元,为闻家驷先生(1905年),榜眼是邓广铭先生(1907年),自己(1909年)位居第三,是探花。如此,季先生(1911年)只能屈居第四。他对季先生说,“您是二甲第一名,只能算是赐同进士出身了。”

        柳鸣九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到:闻家驷在上课时,基本是照读自己撰写的讲义,从不发挥展开。此说若实,当可说明闻先生的性格。闻家驷对自己的评价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态度总是严肃认真。当然,也有花絮,那天他告诉我,他有时也爱讲些笑话,往往是把大家逗得都笑了,自己一点不笑。他还对我说,他对金钱抱无所谓态度,甚至连工资究竟几何也不知道。大概是工资一发,皆悉数交给夫人的缘故,他的夫人名叫朱环。

        闻先生的晚年因为有夫人照料,起居均有规律。记得家中还有一个未成家的小儿子,我们还交谈了若干。闻先生说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最希望看到国家早一点富强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还没成为健儿。

        他最遗憾和痛惜的,是自己的书散失很多。一是在“文革”中,自己推着小车卖掉了自己珍收多年的藏书;另一就是抗战期间,在湖北老家的书散失了一大批。闻先生是一个爱书的人,所以,也难怪他曾那么羡慕季羡林先生的“书山”了。

        在我当年的笔记本上,我写下了对闻先生的第一印象:满头银发,一双银眉。还写到他也喜欢写古体诗,其中有一首《述怀》他自己也很喜欢。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没有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