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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燕九节”怎么没了?

        ▌呼延云

        世事沧桑,并无定数,宫阙万间,难免作土。汉唐风物,宋元难寻,明清遗迹,迄今稀睹。许多曾经走马博塞、游事繁盛的节日,今天已经彻底被人们遗忘,正月十九日的“燕九节”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吏部尚书吴宽有诗云:“京师胜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其盛况可见一斑,而这一节日由盛转衰乃至突然消失,也有历史的因缘。

        一

        “燕九”出处说纷纭

        说起“燕九节”,先要提及两个与这一节日有着特殊关系的群体。

        其一是妇女。春节前后,是旧时妇女比较遭罪的一段时间,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就出现各种对女性的排斥与歧视,不但要忙活年夜饭、扫房、裁剪新衣等等繁重的家务,还不准到祭神拜祖的供桌前做主祭,若是守寡者连供桌都不能接近,而除夕夜“诸神下凡”,妇女还要以禁足的形式“回避”。这样一直要在家中待到灯节过后的正月十六才可以光明正大地外出,名曰“走百病”,意思是出去散散心可以走掉各种疾病,但这时属于所谓的“残灯末庙”之期。厂甸、东岳庙、隆福寺、财神庙、城隍庙等地的庙会或灯会相继结束或接近尾声,正所谓“京师正月灯市,例以十八日收灯,城中游冶顿寂”。只有白云观庙会一直会延长到正月十九,而白云观供奉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又有却病延年的“法力”,所以走百病的妇女们竞相来此,联袂嬉游,席地布饮。正如《万历野获编》中所云:“都中士女,倾国出城西郊所谓白云观者,都人名为‘耍烟九’。”

        火树星桥,从年三十至此甫收声采,又是正月十九,遂名“烟九”,但也有一说,指其正确名称应为“阉九”,亦与丘处机有关。

        大部分人对丘处机的印象都停留在《射雕英雄传》的塑造上,金庸笔下的他,武功不高,架子很大,在宋元鼎革的群雄并起之际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丘处机不仅是使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而且还因74岁“赴元太祖召,拳拳以止杀为戒”而名震天下。这一点在《帝京岁时纪胜》、《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录:成吉思汗要西征,丘处机说真正得天下的人不嗜杀生;成吉思汗要打猎,丘处机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成吉思汗希望长生不老,丘处机说清心寡欲就是最好的长寿药……总之在丘处机的努力下,“全活不下三万人”,令后世感念不已。而成吉思汗也下诏,将金代建于北京的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让丘处机在此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羽化后,遗骨就葬于此地,明代正统年间重修长春宫后又更名为白云观至今。

        《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初……上以二宫人赐之,邱度不能辞,遂自宫。”而自宫之日就是正月十九,这个记载肯定是错误的,丘处机去世于正大四年(1227年),而朱元璋以“洪武”为年号是1368年的事情,前后差了一百多年。但这个传说导致笔者要说的第二个群体对丘处机尊崇备至,那就是明清两朝的太监。古时各个行业都有供奉的神祇,否则便似无根之木,心中不甚踏实:木匠有鲁班、医生有孙思邈和华佗、梨园行有唐玄宗,而太监以无根之身而对根的渴望尤深,寻来觅去,惨惨戚戚,只好拿假说当真章了,而且心虚的缘故,场面要铺得更大。明代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一书中说:每年正月十九,“内臣”都要游白云观,清代学者震钧在《天咫偶闻》中亦记载“(白云观)游人不绝,士女昌丰,群阉尤趋附”,加之《帝京景物略》中记载丘处机是正月十九日出生, 故人们将此日命名为“阉九”,后来嫌其不雅,又改成“燕九”。

        虽然对“燕九节”的得名,各种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节日与白云观关系重大。

        二

        白云观里会神仙

        老年间,“燕九节”与元旦逛厂甸、上元之观灯并称“上林盛举”,文人墨客,留下相关的诗篇极多,除了本文开头那首匏庵先生的诗句外,《燕京岁时杂咏》中亦有诗云:“灵观争开燕九筵,丛坛无复遇神仙。平沙十里松千尺,怒马雕鞍几少年”,“白云观里会神仙,万古长春额上悬。三五黄冠廊下坐,私期鹤驭降乔佺”。

        后一首似有讽意,王子乔、偓佺两位仙人好像早高峰叫滴滴快车一样等着仙鹤,否则乘风不能,着实尴尬得紧。不过两首诗中都提到了“神仙”二字,这是指“燕九节”中最重要的一项节目乃是“会神仙”。

        《帝京景物略》中记载,正月十九日“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冠绅,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春明采风录》中亦记“会神仙,游赏白云观之谓,相传十八日夜必有仙真下降,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却病延年”。既然有机会遇到丘处机或其他神仙,那么就一定要来碰碰运气,所以从正月十八日夜里开始,善男信女们就来到白云观争相布施,到处游逛,彻夜不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又使得衣衫褴褛、疮背断肢的乞丐成为人们心中最有可能是仙人化身的“追捧对象”,孔尚任有诗“金桥玉洞隔凡尘,藏得乞儿疥懒身。绝粒三旬无处诉,被人指作邱长春”,即言此种荒谬。据翁偶虹先生回忆其时异状:“有人发现了一个肮脏出奇的乞丐,认为是天上的铁拐李下界,拜倒叩首,口求神仙慈悲。乞丐也很聪明,顺着他的口风,说了些不明不白的半截话,骗了他十几块钱,识者谓‘神仙未赐慈悲,反慈悲了神仙’。”清人得硕亭有一首竹枝词说得更直白:“绕过年宵十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

        “燕九节”当然不仅仅“会神仙”这么单调,正月十九的上午,白云观内要举行宴丘会和盛大法会,香火极盛。而在白云观外的广场上则举办庙会,赛马、射箭、竞技、耍龙狮、跑旱船、踩高跷等竞相上演,车马喧阗、游人络绎,而卖北京风味小吃、玩具、日杂的席棚前也万头攒动,交易不绝,其中卖得最火的是一种小漆佛,“游者多乐购之,籍留游观纪念”。至于年轻人,“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亦有很多趁机幽会的青年男女,将一座梵王宫当成了楚阳台,这么一直玩儿到夕阳在山,“归许多烂醉之神仙矣”。

        三

        木板桥上格棱声

        民国肇始,“燕九节”便不复旧时的热闹,这与清朝的覆亡和太监退出历史舞台密切相关,亦因妇女权益逐渐增强,正月不必坐困家中,非要十六以后才有得逛。既然两个主要“受众群体”一以消失,一以稀释,遂盛况不再。事实上,除了“燕九节”,白云观平日里只是个幽邃的所在,除了山门右上方传说摸之可消灾的石猴、以碎瓷堆成的“小灵山”,以及观后老人堂里许多“自称年逾百岁”的老道,委实也没有什么吸引大众的景致。日本学者丸山昏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来白云观游览时,除了道观正面乾隆御笔的“洞天胜地”的大牌楼外,印象最深的就是“石桥下东西两侧道士修行寂然静坐的身影”,在他看来,这是道士们在追求无我的境界。

        丸山昏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据陈莲痕撰《京华春梦录》所载,这座名为“窝风桥”的白石桥下别有玄机:“桥下无水,得石室二,东西对向,两老道服蓝布裳,各据其一,不食不饮,闭目枯坐,前悬一钟,钟前一布帷,帷前一木钱,谓能以钱币击中木钱之方孔,可博一岁之吉利。实则老道藉此敛钱,愚者不察,适中其计耳。”陈莲痕的话未免苛刻,毕竟道士修行乃是一年到头,而游人打“金钱眼”只是“燕九节”的娱乐或迷信,两者并无相干,实在没必要冠以欺诈之名,况且随着岁月流逝,很多曾经在窝风桥上打过“金钱眼”的老人回忆起此情此景,多以“引人入胜庆吉祥”怀念之。

        学者刘叶秋先生少年时曾在正月游白云观,时值上世纪三十年代,他记忆中,窝风桥下石洞里的两位老道只剩下一位,闭目合睛地盘腿坐在蒲垫上,石洞前悬挂的木钱已经变成“直径足有三尺多的大铜钱”,游人可用随身携带的通用货币在桥上换好硬币小铜钱,朝方孔掷去,如果能打入方孔,尤其要能打中方孔里的老道,就预兆着交好运,大吉大利,但游人们怎么掷法,也只能打到大铜钱上,听到清脆的打击声,很难打入方孔。刘叶秋观察良久,发现其奥妙就在从桥上向下投掷,角度刁钻。但游人们不减其兴,凛冽的寒风中,小铜钱打在大铜钱上的铿锵有力的清脆声音,连续不断地回荡在白云观里,极是悦耳。

        1949年白云观庙会被停办,其后直到1981年,修葺一新的白云观重新对外开放,并于1987年开始举办“民俗迎春庙会”。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正上初中,过年和老妈骑车从白堆子到位于育新街的二舅家做客。晚上回家时,常走的一段路是沿护城河绕西二环,然后穿白云路往北。路过白云观时,只见一些举着糖葫芦和风车的小贩在马路上零散叫卖,甚是冷清。给我印象深刻的,反倒是附近一座北京罕见的木板桥,桥两端的路灯不甚明亮,反而使桥上笼罩的一层朦朦胧胧的昏黄光芒富有诗意,仿佛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是从历史的尘霾中穿梭来复。推着自行车走在上面,由于木板老旧且缝隙宽大的缘故,格棱格棱的声音特别响亮,是以许多辆自行车碾轧其上时,竟有九衢车马又纷沓的恍惚。

        后来木板桥拆了,重修了一座宽敞通畅的石桥。“燕九节”虽然无人再提,白云观却是越来越热闹,元辰殿外的十二生肖浮雕墙上,每年相对应的动物都会得到游人们的“热摸”,打“金钱眼”、摸石猴等活动也重新恢复,只是窝风桥下已不见石室和盘坐其中的老道……一座白云观,终究摆脱不了白云苍狗的变幻,长春去后年年客,驻马郊西梦茫茫,残雪寒云遮不住,草芽初碧柳芽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