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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童年

        何大齐 文并绘

        大糖葫芦

        每逢春节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北京南城琉璃厂就会有厂甸庙会,一年仅有这一次,而且卖的东西很有特色,很多是平日里在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厂甸是老北京人的最爱,尤其是孩子,过年不去厂甸就好像缺了一台大戏一样,会感觉少了很多的年味。孩子们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到十五必定要择日让大人带着逛厂甸。厂甸可看可吃可玩儿的东西多了去了,但又好吃又好玩儿又好看的就得数大糖葫芦。

        说起糖葫芦,现在的孩子大概只知道冰糖葫芦——不到一尺长的竹扦子上穿着十个八个山里红,蘸上用白糖熬制的糖液晶莹剔透。但大糖葫芦与冰糖葫芦不同,首先它特别长,最长的六尺最短的也有三尺。选大个的山里红去核后用长长的荆条穿起来,表面刷上熬化的白饴糖而不是冰糖,这是一种用麦芽糖和小米为原料制成的糖,和关东糖为同一类,制作时用刷子蘸上饴糖刷在山里红上,白里透红,最后还要在顶端粘上粉红色或绿色的三角形小旗子。小贩在大箩筐上支起木架子,上面钻上圆形孔洞,把大糖葫芦插在孔洞里,小旗儿高高地迎风摇摆十分耀眼,成为了厂甸的一大标志。

        大糖葫芦是孩子们的最爱,选一串最长的扛回家,心里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现在一想起来,那场面、那心情还好像就在眼前。

        噗噗噔儿

        噗噗噔儿是老北京春节厂甸庙会上特有的一种玻璃制成的玩具,用嘴一呼一吸即可发出噗噔噗噔的声响。噗噗噔儿用紫红色的玻璃吹制而成,把加热变软的紫红色玻璃料拉成管状,再把前端吹制成一个葫芦形或圆球形,趁玻璃还没冷却变硬时,在葫芦形的前端向下一摁使其凹陷,待冷却后就大功告成了。噗噗噔儿的前端玻璃极薄,在一呼一吸间,前后移动而发出声,随着吹吸的速度和节奏的变化,就能发出有节奏的“乐音”,增添了节日欢快热闹的气氛。由于物美价廉,吹出的声音又轻柔悦耳,因此这种玩具很受大人孩子的喜爱,我记得小时候逛厂甸总会买几个不同大小的带回家。

        噗噗噔儿虽然好玩,但由于玻璃制品极易碎裂,若在吸气时炸裂,就可能把碎片吸入口中、咽喉甚至肺中,十分危险。我记得儿时父母、叔叔、姑姑都会吹,但从不让我们孩子吹。他们吹的时候会在噗噗噔儿的吹口上蒙一块手帕,防止炸裂后发生危险。

        由于安全隐患无法消除,这种玩意儿最终被禁止再生产销售,遂渐渐绝迹了。

  • 寻找迷失的心灵

        ▌陈梦溪

        十年前一部大火的美剧《迷失》(Lost)播出后,可能很多人都设想过,如果自己迷失在荒岛,要如何生存并找到回家的路。迷失荒岛的可能性在真实生活中不大,如今科技发达,罕无人烟的沙漠也覆盖了导航系统,更别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看看手机定位就知道离目标还有多少米。然而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在拥堵的高架桥,还是人贴人的地铁,或是大雨后打不到车的路边,恍惚中忍不住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哪里?

        石一枫的新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就讲了这么一个横跨二三十年,不曾迷路却一直迷失的故事。少年杨麦父母离异,家人将他托付给一位无血缘关系的“大姨妈”来照看。“大姨妈”对杨麦的照顾无微不至,但也向他展开了一个离奇古怪的世界。多年之间,深陷于渴望相信什么但却无可相信的困境之中,“大姨妈”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异于常人,也越来越无法适应令她饱受创痛的现实世界。而杨麦在长大成人之后,虽然选择了主流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真正解决内心深处的精神危机。于是他走上了重新寻找“大姨妈”的旅程……

        在主人公杨麦儿时的视角中,“大姨妈”是古怪的,又是温暖的。杨麦的母亲算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她与杨麦父亲的离异让杨麦从小便缺失了母爱,也让杨麦陷入与母亲的疏离与仇恨中。“大姨妈”的出现填补了杨麦缺失的归属感,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然而因为“大姨妈”并没有受过教育,她的许多举动在杨麦看来带着离奇色彩。

        杨麦从小身体不好,“大姨妈”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孩子看病的责任。她用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一张“大师”的演讲门票,带杨麦坐着绿皮火车去外地追逐“大师”,为的是让“大师”摸一下杨麦的头顶,便能治好这孩子的病。一路上所见所闻,在年幼的杨麦看来,不但不可理解,甚至有些可笑,闹剧的第一次收场,杨麦在“大师”无数疯狂的拥趸者面前轻松而不经意地“揭露”了其骗术。小说中无数看似荒诞,却又似曾相识的场景串联起来,成年人的坚信不疑与小孩子一眼望穿本质的反差有了“皇帝的新衣”式的讽刺效果。但石一枫并没有停留于此,二十年后,杨麦长大了。

        此时的杨麦在北京某知名报纸的社会新闻部门做记者,赶上了纸媒的黄金时期,在都市报市场改革中,他努力工作,几年后不但成了媒体圈的“熟脸”,攒的钱也“踮踮脚尖儿”能凑够一套离市区不太远的小户型老房子的首付。至此,人到中年、三十而立的主人公在每日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渐渐把“大姨妈”忘记了。当然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生活逐渐稳定的当口,杨麦开始思考起“人生价值”这一宏大课题,他感到时而踌躇满志,时而无所适从,用一个时髦词,这可能是“中年危机”的先兆。人生有三步,一是温饱,二是能生活得比较舒服自在,这两个他都达到了。接下来就到了第三步——实现人生理想了。但人的最大困境如杨麦一般,还未探索明确自我需要实现价值的途径,或屡次尝试受挫,便走进人生停滞不前的自我怀疑中,进而产生空虚感和迷失感,陷入“睡前想想千条路,早上醒来走原路”的循环中。这也是表面一帆风顺的成年杨麦开始寻找“大姨妈”的契机。

        寻找的结果依旧让人啼笑皆非:二十年前被“大师”蒙骗的“大姨妈”,如今又被传销组织“洗脑”了。杨麦用记者采访的身份深入传销组织,见证了一幕幕荒诞剧后,协助警察破获了案件,再次“解救”了“大姨妈”。这也让他认真思索,“大姨妈”这位纯朴、热心、真诚的长辈究竟为何会一次又一次“迷失”在谎言与幻想中,而自己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过着富足生活的人,又“迷失”在了哪里呢?这两种“迷失”有本质的差别吗?

        有文学评论称,《心灵外史》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盲信史”,郜元宝看来,石一枫对精神危机的关注,是对鲁迅作品无处不在的呼应。的确,《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长妈妈”与杨麦的“大姨妈”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这部小说表达的不止于此。小说中,种种近在眼前却又光怪陆离的场景仿佛一出荒诞剧,这种荒诞的张力不只是来自小说家语言的张力,而是来自故事结构自身的张力。故事的高潮中有一段充满隐喻的场景:原本一场热烈的宣讲被悬挂的一只巨型蜣螂模型从高空掉落而打断,人们纷纷逃窜。这只巨虫代表了什么?或许是对严肃的解构,又或许是对生活本身的解构。

        在冷眼旁观他人的“迷失”时,我们无法不正视自身的“焦虑症”。时代在变化,不同年代的人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但遭遇的精神困惑却并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减弱,也不分高低贵贱,融入现代生活的杨麦们也需要从“解救”他人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的精神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