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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学期,乘着书本飞翔

        编者按

        新学期,新征程。度过了丰富多彩的寒假,同学们又回到熟悉的校园。

        开学第一课,不妨从最简单又最复杂的“阅读”开始。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冒险”,在书页间,我们可以寻得遗落的历史,与那些非凡的人物对话,获取无穷无尽的知识,而阅读之后的思考,更是最珍贵的宝藏……

  • 我读《四世同堂》

        甘之源(17岁)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高三(6)班

        在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我读出了一种愤慨,一种鄙夷,一种讽刺。但《四世同堂》却不一样,里面虽有一些激烈的文字,但更多的却是从他细腻的文字中流露出一种悲悯、怜爱的情感。他的怜爱让他笔下的每一个形象都无比动人,且无一例外地透露出时代悲剧的色彩。他的怜爱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对官家、百姓,还是对车夫、商人、卖国者、抗日者、外国人。然而,我认为,将他的悲悯之心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还是他所塑造的那些汉奸形象。

        《四世同堂》里有不少的汉奸,他们无恶不作,他们坏得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为什么我说老舍先生对他们心怀怜悯?因为在老舍笔下,这些汉奸在出卖国家、曲意逢迎之时,骨子里总还残存着一丝人性。那一丝人性让他们也并不那么单薄,而是坏得有血有肉,坏得触目惊心。这样的坏,既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却也避免了过于平面的人物形象使读者产生腻烦单调的心理。文中有一段对妞妞的描写就折射出了这样的人性:“妞妞眼中带点儿得意与狡猾的神情,对爸爸说:‘哥,挨打!妞妞,藏!藏花盆后头!’……她的油滑不是天生的,而是好几代的聪明交给她的。这好几代的聪明宁可失去她的北平,也不肯教他们的小儿女受一巴掌的苦痛。”老舍的这段文字透着难以言喻的悲哀,也透露出来了那些汉奸们软弱油滑的原因——这个需要搏命的时代扭曲了他们的性格。这种处境使人在那个时代变得愚昧无能,患上祁瑞丰那样的“软骨病”。

        老舍将“汉奸”写得生动的第二点原因,就是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四世同堂》通过大量的笔墨去描写钱、祁、冠三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压迫和欺凌时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更加赤裸地暴露了人的劣根性,也就更加凸显了汉奸们各自不同的生存法则。祁瑞丰和冠晓荷,同样是汉奸,但是其形象却截然不同,这就体现出了老舍先生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细腻。比起冠晓荷那些崇洋媚外、追求国外物质享受的汉奸,祁瑞丰更像一个“旧式”的汉奸,他愚昧、怕事、世故、油嘴滑舌,拥有这样形象的人物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了当时部分国人自我救赎的“灵丹妙药”。对于这样一个纯粹的小人,他的人情味儿却也如点睛一般恰到好处。例如,在老三祁瑞全给家里人来信的时候,老二虽然怕他逃出北平参加抗日的事情被日本人发现,于是劝老大赶紧烧掉这封信,不要“拉着他老二陪绑”。但是,他再怎么想与祁家这些迂腐老旧的人脱开干系,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姓祁,因此他没有效仿冠晓荷那样,靠出卖自己的亲弟弟去谋得一官半职,而是仍想着法子去保护这个家。

        老舍先生往往在描写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介绍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存在的社会环境等,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汉奸的可恶之外流露出的可悲。在钱大少爷的事情被冠晓荷告发给日本人、钱先生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晚上,大赤包在家却是格外的嚣张得意,对大家宣布:“这总算是立了头一功!”甚至摆好了桌子预备着“打八圈儿或者喝两盅”。但当大赤包因家中琐事想大吵一阵时、听到招弟提醒说钱太太在哭泣后,就“也不敢出声了”。面对这样背弃民族情感的汉奸,老舍的文字温柔却让人心里发颤,隔着一堵土墙,一家哭一家笑,如果这里没有钱太太的哭,倒也不觉得两家对比之强烈,如果大赤包没有不再出声,那也只是觉得善恶之分明,一个可悲一个可恶。但这里,大赤包却不再出声,她熄灭了她的嚣张气焰,就一下子透出点儿人味来,忽然间觉得人心好像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让人发觉是时代将人捏造成各式的样子,让他们互相之间撕扯争斗,而不是他们本身就没有感情的。

        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乃至整个时代的这种又爱又恨的缠绵情绪,既是对旧中国旧社会的悲哀叹惜,又是对新秩序新风尚的呼号呐喊。

  • “杀死”薛宝钗

        刘齐(16岁)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二(12)班

        通常人说起薛宝钗,不管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态度里都多少有一些不中意,说她是“世俗”甚至是“庸俗”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说宝钗的不好呢?众口铄金啊。

        我喜欢木心先生的一个说法,他说宝钗是“实用”的。“实用”这个词好,它没有褒贬的意思,非常客观。宝钗是个美人,曹先生写宝钗,和黛玉不是一个写法。黛玉像烟,嗔痴悲喜跟真的一样,伸手一抓,却抓不到实处,人们也想象不到她应该是什么样子。薛宝钗不一样,曹先生写宝钗,一笔一笔都很实,因为她是老老实实活在尘世里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们在红楼里欣赏黛玉,生活中却要多亲近宝钗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如果有谁的性格像林黛玉,大家很可能会说她“矫情”。一年前,我尚且对这种“表里不一”百般看不上眼,但我现在理解了——道理很简单,“欣赏”这个词,本身就带了距离感,不可亲近和亵玩。举一个例子,你对着照片欣赏的女神,和真正想要娶回家的人,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同一个。问题是,即使她不是你的女神,你一边想娶她回家,一边在嘴上骂她,这太不合适了。很多人众口一词地贬低她。薛宝钗这么一个姑娘,《红楼梦》这么一本大书的主角之一,关于她的评价逐渐变得单一,我们把一个活生生的薛宝钗拍扁了,变成扁平的概念,然后指着她对别人说:她就是这样的。

        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不应该妄加定论,作者想要传达的、作品显示出的和读者所接收到的,大部分时候并不完全同步。正是这种不同步,使文学娇娆可爱起来,好的作品是读者和作者共同来完成的。宝钗这个人物形象太丰满,她留给读者的、让他们自行理解补全的部分太丰富,以至于“宝钗”这个人有成千上万个维度,究竟是“世故”还是“情商高”,着实难以定论。

        《红楼梦》里有畸笏叟的批注,说宝钗“为人浑厚,比之颦卿奈何”,说李嬷嬷“大家仆下应如此”,我们指着它笑,这种价值观真老套。但现在我们反过来,说黛玉比宝钗好,褒黛贬钗,也是基于现代的普遍价值观,不是在做同样片面、单薄的事情吗?我们又凭什么用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好恶,就去给一个人物定性?

        我们在缓慢地“杀死”薛宝钗,而定性使人害怕。“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火锅里黄喉和牛肉都有,才会翻滚不息,文学更是这样:千奇百怪的“坏”比从模子里刻出来的“好”要有价值。真希望大家在做语文卷子的时候,不要再统一写“薛宝钗大方稳重、心机深沉”了!

  • 护生者,护心也

        张欣然 (16岁)

        北京市第五中学高二(6)班

        寥寥几笔画出世间百态,无过多的铺陈,亦无过分的渲染,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祥和,却不停地抓住人的眼球。

        丰子恺先生是极其慈悲、仁爱的人,《护生画集》足以充分展现他的怜悯之心。“小松植广原,意思欲参天,移来小盆中,此志永弃捐。矫揉又造作,屈曲复摧残,此形甚丑恶,画成不忍看。”子恺先生对盆栽的遭遇充满了同情和歉意,因为每一株小苗的梦想都是长成参天大树,在辽阔的原野上尽显威严;但现在,这株小苗却成了“笼中鸟”,永不能再野性地自由生长。在子恺先生眼中,美一定是自然的、真实的,是于平凡的生命中发现的不凡,而不是人对生命“重造”后的产物;那么孩子呢,这群最天真无邪、充满童趣的人,又有多少天马行空的创意被否定,多少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被扼杀?子恺先生用温热的讽刺向世人抛出这个疑问,同时更是对我们的警醒——孩子应有自由的灵魂!

        “勾吴孙方伯藩家,畜一犬,闻弦歌声,辄摇尾至。侧耳倾听,声哑哑然,似相应和状。叱之不去,曲终自退。闻声则又来。家人呼之为‘知音犬’。” 子恺先生捕捉到了人与动物跨种族的“灵魂交流”一刻,即使语言不通,四目相对时,所有的话便已了然。以天地作舞台,音乐架桥梁,纵然少有人愿驻足倾听,但有你这个知己,已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快乐。一曲起,你应声而来,卧坐相和;曲终了,你念声而去,步步回首;我没有什么好送你,千言万语就留在下一曲中吧。此时,子恺先生或许也痴痴地沉溺在这安谧静好的时光里,他的思绪中,想必也有一幅美好得让人不忍打扰的画面……

        《护生画集》是他和恩师弘一的多年约定,不论经受了怎样的磨难,他都没有辜负那“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这样的赤诚之心,又怎么会描摹不出世间的万千纯真与美好呢?

  • 《出发》

        鲜安安(9岁)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三年级(5)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