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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子》的作者是老子吗

        李之柔

        古人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大意为,一是树立德行,二是建立功业,三是著书立说,能让后人永远记住的,就是这三件事。

        文人“立功”不易,“立德”更难,符合一时的皇家道德,未必是千秋大义,于是只能在“立言”上面做文章了。以至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业,是足以流传后世的不朽盛事。写文章如此了不起,自古至今,又有几个文人能做到“不朽”?在我看来,司马迁肯定算得上一位。作为臣子、文人,司马迁不阿谀逢迎,敢于直言,即便他没有完成《史记》,都应该名标青史,因为他有德、有行。唯有“德”者所言才更可信、更可贵,太史公让后人看到了文人的本分,何尝不是一大功劳?

        后人知道老子,是因为他写了《老子》,区区五千言,还不够填满一个报纸版面,居然能“圈粉”无数,影响深远。太史公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对后人了解老子,功不可没。

        司马迁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明确指出庄子、韩非子之学皆出自老子。

        笔者曾粗略统计,《庄子》一书引“老子曰”十五处,“老聃”、“老子”为一人,共出现五十余处,还借子路之口说出“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韩非子》一书中除《解老》、《喻老》篇,《存韩》、《说林上》等十七篇也涉及老子学说,有些地方直接提及“老聃”或“老子”。先秦诸子中,这两位算是老子学说最具代表性的“粉丝”了。从中可以看出,秦汉时,老聃就是老子,不仅庄子、韩非子受到他的影响,就连圣人孔夫子也曾虚心地向老子请教问题,这在《礼记》、《孔子家语》中有相关记载,老子早于孔子,是毫无疑问的。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中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还有《史记·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可见在西汉初期,从帝王之母到当朝丞相都是老子的追随者,到了汉桓帝刘志,发展到给老子盖庙,亲自前去祭祀。

        对此,后世某些文人视而不见,大胆“质疑”,标新立异,包括近现代的梁启超、钱穆等名家,或不认可司马迁《史记》中的老子的真实性,或不同意他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起因之一是传记中有“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的记载;再就是司马迁说“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却没有写清“老子乃著《老子》”或“老子乃著《道德经》”;还有人提出,从《老子》一书中可见先秦各种思想的端倪,而《论语》、《孟子》却没有明确引用老子学说,因此断言老子生在孔子、庄子之后。这样定论,未免过于大胆,尤其是最后一条,更是想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孟子》没有引用《易经》,就认定《易经》出现在《孟子》之后,也不能因为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的诗中都能见到杜甫的影子,就把“诗圣”放到唐宋之后。更有好事者,将《老子》一书的文体以及个别措辞加以演义,以偏概全,“刷存在感”,岂不谬哉?

        《史记》一书中,“周太史儋”出现了四次,除《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一文,其他篇章与“老子”没有丝毫瓜葛;在《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中记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则再一次说明“老子”与“老莱子”不是同一个人。而“老子”一词,出现了三十余次,如《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引老子之说“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与今日所传《老子》(《道德经》)相同,也与《韩非子·解老第二十》所引相同。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引用《战国策》、《说苑》等其他典籍中的例子了。

        以此来看,《史记》中所说的老子,至少在司马迁心中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这是千真万确的。作者如实反映了汉代初期,人们神话、完善老子的一个过程,“或曰……或曰”只是作者表述的手法而已。倘若以此坐实是司马迁心中没谱,将其作为他口是心非的依据,根本用不着后世文人学者批判揭发,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当年就会被有司请去问责——看你还敢信口雌黄?

        随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本《老子》被科学测定出现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前,也就是战国时期,历史上的相关争议逐渐得以烟消云散。一个忍辱负重也要完成史册的文人,他笔下所言的真实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老子》的作者,当然是老子!

  • 用篆刻呈现百家姓

        张曙光

        我和袁松风相识是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那会儿。时光荏苒,如今的他中等个儿,圆脸庞,给人的印象是谦和中带点儒雅,配上一身合体的军装,于洒脱中又带着一丝英武。

        从初中开始,袁松风就痴迷于书画篆刻。1991年12月他入伍至湖南怀化,曾在驻地师范学院美术系研学工笔花鸟,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1995年9月,他在长沙政治学院文化管理专业学习三年,毕业后分配到豫西山区某部工作。2002年起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两年,这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专业素质更加坚实。

        袁松风学书法自乙瑛碑入手,行书学米芾,小楷习《灵飞经》,后在邓石如和王福庵两家上用功最勤,小篆功力也最扎实。入中国篆刻院学习后,转修吴昌硕、吴大澂和金文,他喜用清雅的粉彩纸作书,配以静穆爽健的篆字,促成二者的完美契合。

        在篆刻方面,前期他徘徊于当代平正一路的印风之中,韩天衡与李刚田两位先生的印风兼有涉猎。此后他买来《中国玺印类编》、《古文字类编》等古玺篆刻类书籍,系统学习篆刻知识,坚持临摹,对古玺印的章法、字法熟记于心,进而在创作中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袁松风治印极注重章法的正大静穆和清雅空灵,治印前一定要翻阅各类古玺印字典,搜集大量素材,而后布置章法,精心留白,文字组合或章法不佳者,不厌数次磨掉重刻。看他2010年获奖的“人家住在潮烟里”,到后来的“独善其身”,再到近期创作的“清虚高朗之怀”等古玺风格作品,证实袁松风已走出流行印风的笼罩,打通了“印从书出”的通道,形成独特的风格。

        华夏姓氏,包含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学者任见先生据可靠资料考证,汉族80%的姓氏产生于河洛地区,故而人们常说的“老家河南”和“根在河洛”是可靠的。袁松风曾在广州、洛阳举办“印证百家姓”、“根在河洛”两个百家姓系列篆刻展览,这样的展览是非常有意义的。

        2013年国庆节,袁松风的军校同学李荣坤提出篆刻百家姓的构想。经过三年多的资料收集、酝酿、构思等准备工作,袁松风在2016年5月20日开始一百方印的紧张创作,历经两个多月的昼夜奋战,于8月1日建军节完成。

        百家姓的排序,依据的是2015年中国科学院公布的人口数前一百位,成了“李王张刘,陈杨赵黄”,覆盖我国总人口的90%以上,遵循了时代性和科学性。经典蒙学《百家姓》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始于宋代,它的排序只是因为赵家为当朝皇帝就排到第一,为了方便识读又编成韵文,在顺序上并没有科学依据。

        从这一百方百家姓印的整体上来看,单纯去表现一个字,印势必定非常单调,袁松风采用四种方法增强其艺术性,在“清”的治印格调下,使每方印都紧贴经典:这批印广泛借鉴了古玺宽边印、秦代四格印、铸印和明清民国流派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的众多经典之作,取材甲骨文、金文、小篆和缪篆等文字,看似是经典印,实际上是经过巧思再创作的百家姓印,百印百变,达到了“似曾相识,不可名状”的效果;古代玺印中有一大批肖形印,袁松风在百家姓印创作中也进行广泛借鉴,配上了传统的吉祥图案;根据具体内容组成如“长宜子孙”、“金石寿”、“易得千金”等耳熟能详的吉祥语;综合多种百家姓研究资料,为每方印编纂近百字的长边款,介绍了该姓的属地、出处、源流等内容,洋洋万言,蔚为大观。观此种种,旨在使读者欣赏精美的篆刻和边款的同时,了解到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

  • “有为青年”

        闫 政

        “大懒虫,快起床,太阳晒到屁股啦……”半上午的时候,邻家小孩趴在屋外的窗台上敲玻璃,嘻嘻哈哈地叫小丁起床。小丁不以为忤,先伸个懒腰再嘿嘿一笑,算是认可了“好朋友”对他的忠告。小丁常说自己很“寂寞”,村里没有同龄人,老一辈儿又太笨,和他聊不来,只有这小孩算半个朋友。

        在村里,小丁最“年轻有为”:懂电脑,会修手机,能调试卫星电视,能开挖掘机和铲车,比起父辈们,文化程度也算高。他还会不少农业知识的顺口溜呢——“犁地深一寸,等于上层粪”、“麦锄三遍一包面”、“胡麻五年别重茬”、“淹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稠好看,稀吃饭,间苗定苗是关键”……这是爷爷在世时的一片苦心!小丁打小木讷,常被小伙伴们欺负,尽管学习成绩不佳,但被家里人逼着读完了高中。爷爷担心他长大没有饭吃,教给他自己仅有的这些知识。

        小丁自认为是见过世面的,毕业后学本事跑过各种工地,听了天南地北的不少故事。他干装修嫌脏,开车嫌累,在饭馆学徒嫌工资少、下班晚,全是半途而废。家里心疼这棵独苗,就由着他的性子乱来。后来亲戚家开网吧,叫他去帮忙,这下不脏不累了,结果他每天就坐着玩游戏,用亲戚的话说是“请回个大爷”,便开车把他送回了家。最后,小丁的父亲给亲戚家送上面、油,并说工资自己发,这才让小丁继续“工作”——父亲有自己的考虑。

        可能,农村也就这点东西能吸引人了。我们这里,面粉是拉着自家麦子去镇上的小加工厂磨的,城里人不知道也买不到。现在,人们喜种经济作物,小麦几乎是自给自足,村里又都是老人,一袋麦子一百多斤,搬着太费力,所以“农村面”不会轻易送人。尽管如此,小丁又一次被送了回来,至此一直待业家中。

        农人的辛劳在小丁身上看不到半丁,城里人的享乐他倒是学会了。游戏、零食、睡懒觉,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三件事,唯一算正事的大概是修手机,邻居们的手机一有问题就拿来让他瞧瞧。其实往往没什么大问题,老年人对新科技的接受能力低,手机静音了、字体变小了、屏幕变暗不会调回去了就找小丁帮忙;如果真坏了就扔给他,反正也是孩子们用过不要的。这点小技能已经让父亲自豪不已,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日本作家太宰治曾说:“我假装是个懒汉,人人就谣传我是懒惰虫。”小丁也说出了类似有点高深的话:“你认为我懒惰,我就是懒惰的。”他爷爷曾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人都有帝王相,人稠地窄没赶上。”有了此类逻辑,小丁的父母渐渐接受了现实,或是真的认为儿子怀才不遇,或是用来麻痹自己。

        小丁心安理得地待在家里。每当遇到邻里的忠告抑或是不怀好意地挖苦时,父母总是袒护:“他还是个孩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更担心小丁的婚姻。要知道,周边的村里几乎没有年轻女孩了,有也不愿意嫁到农村。父亲想学从前的样子,多花点彩礼娶个外地媳妇,可在通讯和交通都如此发达的年代,终究是难以实现。男孩子都已“五谷不分”,女孩子更是满身娇气,一心想脱离黄土。这块沃野千里的平原,因上世纪两次饥荒都没有饿死人而积累下的富裕美名,也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村庄就是村庄,没有柏油路,没有霓虹灯,没有五颜六色的商品,就连手机信号也不好,怎么能吸引一颗颗浮躁的心?

        父母降低了要求,但依然没有适合的女子。小丁不急,他在等外出打工的小敏,就是邻家小孩的妈妈,小时候他们也算青梅竹马,现在小敏离婚两年了。

        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