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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文化交际

        东方文

        人是群体动物,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交际。社会早期,人的交际范围很窄,只限于族群内部;民族国家形成以后,人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由以族群内部交际为主转变为国家范围内的交际,因此也就形成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交际规约。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便利,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确实使我们居住的地球成为“地球村”。相距数万公里的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了,随之出现频繁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中,首要的当然是懂得交际对象国的语言,但懂得语言并不够,还要知道他们的体态语与我们有何不同。想获得交际的成功,便要懂得交际对象国的文化习俗和交际规约;违反了交际对象国的文化习俗和交际规约,就会造成交际的失败。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老百姓没有机会接触外国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人才纷纷走出国门。长期不与外国人交往,国人对外国人的生活习惯、日常礼仪了解得很少,由此产生一些交际障碍,是可以理解的事。不妨列举几个因不懂得交际对象国的文化习俗和交际规约而造成的交际不成功的例子。

        最让欧美人不快的,就是国人爱打听别人每月收入多少。我校一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教师,教学水平很高,跟学生的关系也很好,一次同学生闲聊,他问一个年纪较大、在国内已经工作的学生:“你在美国一个月挣多少钱?”那个学生听后一脸茫然,说:“这个问题我不愿意回答,但你是我的老师,我告诉你吧!”直到这时,我们这位年轻教师也不知道他犯了跨文化交际的一忌。

        问女性年龄,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年龄,在西方世界也是被禁止的。国门初开时,国人不知道这方面的禁忌,造成了不少交际上的尴尬。张占一教授曾在谈交际文化的文章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人不懂得西方文化的这个禁忌,问一位少妇今年多大了,那位少妇非常气愤地回答:“不知道!”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国人在这方面出现的错误已经越来越少,可与西方世界一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我们还是掌握得很不够。不要小瞧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它照样可以造成交际的不成功。

        我的一位朋友已经出国任教两次了,按说是见多识广,可他第三次出国任教时,还是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际上的错误。有一天,一位同事对他说:“李老师,明天星期六,我请你们几位吃饭!”身在异国他乡,形单影只,有人请吃饭,几个人聚会聊天,当然高兴。第二天他如约准时到达饭店,饭罢买单时,出现了尴尬:原来是AA制。人家请吃饭是把大家召集起来,不像我们,请别人吃饭就是要做东买单。他一分钱没带,只好临时跟别人借钱,弄得好难为情!

        我的另一位朋友也不是第一次出国任教了,但去欧洲任教还是头一次。有一次他去主任家研究工作,进门后主妇问他:“您喝茶还是咖啡,或者其他饮料?”他说:“我不渴!”到了主人喝咖啡的时间了,主妇又说:“您吃点儿点心吧!”他回答:“我不饿!”半天的工作结束,当他回到寓所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口干舌燥,饥肠辘辘。过后他跟自己的同胞抱怨说:“欧洲人真实诚,我说不渴,就连杯水都不给我倒。真是杀鸡问客啊!”不懂所在国的交际规约,是他交际不成功的原因所在。

        欧美人来中国,也常常遇到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交际上的问题。中国人见面常问:“吃了吗?”当用这样的话问欧美人时,他们常常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他们不了解这句话大致相当于英语国家的问候语“How are you?”以至于有人认真细致地回答:“吃了。早饭我吃了一个火烧,一个鸡蛋,还喝了一杯牛奶。”听到这样的问话,也曾有来华的外国人反问:“你要请我吃饭?”国人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根本达不到。

        两位受话人之所以犯了如上错误,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吃了吗”的通常意义,而不知道它带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另一重意义——用于见面时的招呼语、问候语。

        国人还爱问“干吗去啊”、“到哪儿去啊”,也常常使来华的欧美人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头脑中马上会想到的是:“我干吗去,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是我的隐私啊!”甚至有外国学生跟老师开玩笑:“好多人都像‘间谍’似的,碰到你总是问‘干吗去’、‘到哪儿去’。”

        有一次我的一位外国学生跟我抱怨说:“我给中国朋友送礼物,他们经常是接过来就放在旁边,什么话也不说,也不知道是不喜欢我的礼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告诉她,这是由于双方文化习俗、交际规约的不同造成的:“中国人接到礼物马上就看,怕被认为是太小气,太看重财物,不重视人情。而你们接到礼物后习惯说声‘非常感谢,我非常喜欢’之类的话语,才算得体。这就是双方文化上的差异。”听了我的话,这位外国姑娘心里的结,才算是解开了。

        还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餐馆用餐,一个外国模样的姑娘对旁边的一位用餐者说:“劳驾!请递我一双筷子!”旁边那个用餐者不情愿地递给她一双。那个姑娘走后,帮忙者说:“真没礼貌,素不相识,让我递筷子!”在旁的一位就餐者大概有跟欧美人交往的经验,笑了笑说:“她的做法符合英语国家人的礼仪。如果隔着其他用餐者自己够筷子,倒常常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在国内,学术报告主讲人常常用这样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本人水平有限,又缺乏准备,啰里啰唆耽误了大家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们的学者专家去国外做学术报告,说这种客套话就不相宜。听众会想:“你水平低,又没准备好,来讲什么?”因为他们习惯主讲人讲完,留给听众一段提问时间,然后给主讲人献花、鼓掌,表示感谢,学术报告才算结束。

        国人与欧美人的交际,欧美人与国人的交际,不成功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因为各自最熟悉的,还是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交际规约。要完好地实现不同文化系统的交际,无论哪一方,对对方的文化习俗和交际规约都应该下一番功夫,有一个清楚、深入的了解,并且尊重对方的这些习俗和规约,否则,就别想获得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 人头马与“人头马”

        岳 强

        在胡杨林酒吧邂逅小茶时,她刚好“摊上事儿”了。惹事的是她那件宽大的苏格兰披肩和踉踉跄跄的脚步——她从洗手间走回自己的座位时,一不留神把桌边的一瓶人头马蹭倒了。惊魂甫定,她手忙脚乱地去抢救,但已经来不及:酒瓶在桌上滚了几下,接着是一个潇洒的自由落体动作,“砰——”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爆炸。“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但这次来的似乎不是好运,而是厄运。

        人头马是一个中年壮汉的,他穿着一件范思哲的绛紫色衬衫,肩膀宽阔。用豪华面料以及斜裁方式,在生硬的几何线条与柔和的身体曲线间巧妙过渡,是范思哲的惯常风格,这种风格与人头马壮汉的气质刚好契合。他坐在靠墙的地方,不动声色地看着手足无措的小茶。

        我掏出银行卡,让服务员算酒钱。“人头马”站起来,漫不经心地阻止了我。小茶说:“这是我哥,我碰碎了你的酒,应该赔偿。”“人头马”的脸上露出蒙娜丽莎般神秘的笑意。他坐下,也招呼我和小茶坐下,然后慢条斯理地对小茶说:“你说这话,等于打我的脸。”小茶一怔,我也一怔。打脸?我从不打人,小茶更不。“人头马”一招手,对服务员说:“再开一瓶,还记在我的账上。”

        在酒吧暧昧的灯影里,我仿佛成了坎黛丝·布姝乃尔的小说《欲望城市》里的一个角色,喝着莫名其妙的酒,在莫名其妙的故事情节里随波逐流。“人头马”毫不掩饰地注视着小茶,眼睛放光,似乎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小茶穿一身黑色裸肩裙,也许是醉了,那件惹事的披肩从肩头滑落,搭在结实性感的大腿上,裸露的肩白皙细腻,与脸上的肤色形成鲜明的反差。小茶曾说,她的皮肤长颠倒了;刘基《卖柑者言》里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句子,小茶的皮肤刚好相反,“败絮其外,金玉其中”。我夸她低调,她就撇着嘴说:“哥,不能这样挖苦人啊。”

        金玉示人,便掺杂了一点轻佻的意味,也许这正是第二瓶人头马被打开的原因。小茶躲闪着“人头马”的目光,不时端起酒杯与他碰一下,莺声燕语地说几句漂亮话。“人头马”说:“你长得像一个人。”小茶问:“谁呀?”“人头马”说:“伏明霞。”小茶像唱昆曲一样绵软悠长地“啊呀”了一声,“是吗,我哥也这么说。”“没错,我确实说过,不仅模样像,身材也像。尽管她不会跳水,连游泳也不会。”她那结实健壮的身材不是在游泳池里练出来的,而是在乡下干农活儿时练出来的。“人头马”不问来路,只看结果,小茶的长相和身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梦中情人。

        在酒精的作用下,小茶脸色红润,泛着迷人的光泽。据说,杨贵妃喝高时婀娜多姿,楚楚可人,所以才有了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小茶喝高了也好看,眉眼比平时生动得多;“人头马”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看着小茶,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这时,他的手机惊天动地地响起来——好好,我马上回去。挂了电话,他苦着脸一笑:“我夫人叫我回去。”之后又对小茶说:“我的公司需要一个保健品的代言人,如果你愿意,薪酬不是问题。”

        顿时,我对“人头马”刮目相看,他太有眼光了。小茶代言保健品再合适不过,甚至不需要台词,她那运动员一般的身材便有足够的说服力。而此时的小茶也正面临着经济危机,她曾给一家时尚杂志撰写了五万多字的稿件,绘制了几十幅彩色插图,因为那家杂志突然停刊,稿酬颗粒无收。如此一想,“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代言保健品,还薪酬优渥,果然是好运。

  • 杨延文:长舸依云 海阔天高

        张逸良

        翻开《长舸依云——杨延文谈艺录》,犹如展开杨延文先生以毕生之力创作的画卷,落墨不多,却得真知。作为吴冠中、赵域等先生的高徒,他继承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执着求索和不懈钻研,与此同时,他依托时代,在舍弃、获得与坚持中做有自我属性的表达,敢于向成规挑战。令人遗憾的是,2019年1月,杨延文先生离开了我们,扉页上的签名,永远停留在2019年元月……

        有思想的大白话、大实话——通读《长舸依云——杨延文谈艺录》里收录的文章,这种感觉跃然出现。笔墨与文字虽然都能承载思想,但相较而言,文字的呈现更直观,也更深刻。不同于不少从艺者的“高大上”,杨延文先生用平实的白话、实话道出精微而深邃的道理,以让更多人通晓,见大功力,有大智慧。

        杨延文看艺术创作,有一份“通透”。他认为“选择比用功更重要”,个人绘画语言的表达,首先要做的是选择,明白自己擅长什么,要把别人不能的变成自己所能的。而后,还要选择好题材,选择与众不同的语言、切入点与发展取向,如此才能在创作中有开阔的视野与空间。选择错了,即使再努力,也是徒劳。

        杨延文看艺术创作,有一份“实在”。他认为写生的要义是观察、取舍与提炼,一定要抓住本质、抓住新鲜的感觉,多余的东西全都可以不要;也不必把写生当成作品来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观察、描写得多了,便能在无意中形成创作脉络。再比如他坦陈书法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并不大,毕竟书体已经被古人开掘出来,历史上存留的好作品太多,今人练习书法的机会亦太过局限。现实情况摆在面前,不摆架子、冷静地去看问题,才能真实面对当下,面对自己。

        杨延文看艺术创作,有一份“创新”。他认为艺术不能滞后,应当紧随时代的步伐,创作者应该对新文化、新知识不排斥、不拒绝,能吸收多少吸收多少。唯有跟上时代的节奏,才能找出艺术的新思维,有新思维就会有新追求,用以指导当下的实践。正因为坚持这样的理念,杨延文的创作才能一直出新,一直是“活的”。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一个艺术家没有创造,就不会流传很久。只有融入生活,具有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语言,符合了时代的要求,你所表现出的生活和激情才能给人启迪。”

        杨延文看艺术创作,有一份“责任”。他毫不避讳时下艺术教育的沉疴,主张从教学机制和方法上进行改革,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他鼓励年轻人要多出去走走看看,不必纠结于一时的得失,需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脚踏实地的静气、突破自我的灵气,既要坚持也要坚强。看起来,这有些放任自流的意味,但对年轻人来说,空间与时间的给予,才是最大的鼓励与恩赐,这才是真正的“负责”。

        面向生活、面向时代、面向自我,杨延文先生以毕生的实践闯出一条艺路,告诉所有人:唯有“长舸依云”,才能海阔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