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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清京城主妇们的日常

        ▌李 哲

        在古代,人们并不是特别重视妇女的权益。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城市,境况不一样。从很多史料中的记载来看,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有一些“家庭主妇”的生活还是非常滋润,她们不需要做太多的家务活,想要吃饭还可以叫“外卖”。当然,这并不代表当时全体女性的生活状况,不过通过这些记载,人们能了解当时的市井生活。

        明代史弦的《旧京遗事》和清代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将明清两代京城主妇们的生活做派做了对比,可知当年京城主妇们的不同凡响处,是一脉相承,她们所做不可思议之事,也绝非凭空而生。

        先说主妇做派以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不一般。《旧京遗事》为明末人史玄所记,上面说了诸多明代时北京人的特色,男女老幼,皆有可观。单说主妇做饭、做家务,就能让人意想不到。

        明代京城里的妇人,在家那是管老公的,书里这样描述,“家家御夫严整”,而且还“不治女红中馈”,不做针线,甚至连饭也不好好做。那干什么呢?“夫出,妇人坐火炕上煤炉边,弓足盘盘,便可竟日”。也就是说丈夫出门后,就坐在煤炉旁边,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做,这可是“姑奶奶”做派呀。清代旗人的姑奶奶做派,或许在明代就已经有雏形了。而且这里还有个重要信息,明代京城就开始用煤了,还有煤炉子。根据一些史料分析,煤应是京西煤,炉子应是跟炕一体的。

        这些主妇们整天不做什么事,饭怎么办?“炉边置牛肉馍馍等诸食馔,助以果物,依食下飱(sūn)”。这就更有意思了,炉边放着肉和馍馍,它们是成品或者半成品,热一下就吃。这简直就是如今便利店的“盒饭”,只不过当时的“微波炉”是煤炉子。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京城的饮食,承袭了元大都遗风。不惟饮食有蒙古游牧特色,明代北京的一些服饰亦然,比如军中所戴火帽,就是承袭元旧。

        清代的京城主妇在做饭时更省事儿,《顺天府志》里是这样记载的,“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临街开窗,正是为了不下炕就能吃上好吃的。怎么吃呢?“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入”。卖小吃的到饭点就来了,主妇们不用出院门,就直接隔着窗户送进来。这跟现在外卖没啥区别,只不过那时的窗口就是如今的电脑屏幕,那时还有“环绕立体”的吆喝声,这些主妇们眯瞪着就把吃饭的事解决了。

        夏仁虎在《旧京琐记》对此评价曰:“懒惰之习,亦所不免。”他又追诉道:“人家妇女,非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这意思是说,京城人家,妇女不光不做饭,还可以赖床,起床了也不下炕。

        当然,明清京城的妇女也并非全是“慵懒之辈”。“与阑稍弄脂粉针线,或料理行躔(chán)”。这是在明代,这里女子们还是有事儿做的,比如打扮打扮,稍微做点针线活,再就是照顾家务。清代和民国也类似,旗人有条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旗人家里的妇女也并非完全封闭。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女主人和男主人可以一起见客人,这在南方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清代的一些贵族之家,夫妻之间还能真正做到“相敬如宾,文胜于情”,礼数虚套,两口子之间一点不少,且看人家怎么给媳妇儿过生日的。乾隆裔孙,循郡王府溥颋(tǐng),曾任度支部和农工商部尚书,每逢夫人生日,都要“恭具冠服,童仆持礼品先之。至夫人许,高唱曰:老爷来拜寿。夫人出迎,互请安道谢,肃坐进茗,寒暄而退。”真可谓礼貌甚隆,到了溥颋过生日,夫人礼亦如之,遇年节亦然。虽然这样多少有一点点奇怪,但这份尊重和敬意,放在如今,也值得不少夫妻学习。

        明清时期,如果家里没什么钱,主妇们也不会让自己显得寒碜。明代京城内,“兵民之家,内无甔(dān,坛子)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安稳骑驴,候问亲戚,自衫襦(rú短衣)、中单(裹衣)、鞾(xuē同靴)袴皆有店家可赁”。家徒四壁,也要衣着光鲜出门,没有还可以租。而那些专门出租的,从里到外全都有。遇到有宴席盛会,就更夸张,“或有吉庆之会,妇人乘坐大轿,穿服大红蟒衣,意气奢溢”。这就不是一般讲究了。不过其实好区分,轿子边上没跟着家人丫鬟,一看可知都是租来充门面的。

        主妇们平日里如此讲究穿戴,年节就更不会放过,“都中妇人尚弦服之饰,如元旦、端午,各有纱纻(zhù)新衣,以夸其令节。”不同节日,有不同的材质款式,而且不光讲究新做,还要新潮,这跟如今的时尚界可以“无缝衔接”了。过时的衣物还可以拿去抵押换钱,再到第二年,就干脆换新的。

        明末京城所以有这样的风尚,其实还是受当时宫廷、达官贵人家等女子装束的影响,那些人本来是取悦他人的装扮,却成为市井时尚,难怪《旧京遗事》的作者史弦老夫子要大发感慨,“士女不识所由,争为东家之效,既已习惯,亦且为寻常衣服之事,不顾断尽苏州刺史之肠矣。”“断尽苏州刺史肠”是一句典故,说的是富贵人家流行“高髻云鬟宫样妆”,老百姓不管不顾地开始效仿,虽然有很多人习惯了,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有“断肠”之感。

        清代,京城之人“喜游览,妇女尤甚”。就拿正月里说,“正月最繁,所谓六部灯也,厂甸也,火神庙、白云观也,按时必至。”灯会、庙会,士女丛集,摩肩接踵,没别的,就喜欢逛。出了正月十五了,还是闲不住,“春初则出郊外,曰看青”,到了六月里,就是参加各种香会。这些香会都在郊外,妇人们小毛驴一骑,到了还有各种“团队”提供休息饮食服务,烧香许愿外加娱乐休闲,可谓身心舒泰。“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总之就是闲不着。

        这些内容都是夏仁虎老先生在《旧京琐记》里讲的,对此,他在最后评价道:“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

        不惟明代,到了清代,乃至民国,作为富人云集的都城,北京城容易育出这种风气。明清时的京城市井中,家庭主妇就是有这样的小日子,坦然自若,倒也挺好。

  • 古代女子如何打扮

        ▌李学朴

        女人天性爱美,古代女子更是如此。尽管当时的社会思潮对她们有诸多限制,但整装修容、追求外貌的姣好,一直是女性生活中的重要环节。

        古代的服饰、首饰与化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原始的服装仅仅是蔽身御寒的工具,那么,增饰了的衣装与头饰的衣服,便是服饰文明的美学体现。

        商周时期的女性服装已经开始讲究色样和纹式,当时人们常穿的礼服,用黑色丝帛制成,上面缀饰了厚绢制成的五彩翠鸟形状的老纹。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刺绣达到极高的水平,刺绣成为衣饰的一个重要部分。《国语》记载,齐襄公时,后宫已是“陈妾数百,衣必文绣”。当时各诸侯国的妇女都在衣服上刺绣花纹图案,增强了衣料的美感程度。

        到汉代时,刺绣在服饰中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班固诗曰:“刺绣被百领”,这也反映了刺绣在装饰上的普及性。王充在《论衡》中说,齐都临淄有刺绣的传统,凡是妇女都会刺绣。再贫寒的女性也能在衣服上绣上一点花色。

        唐宋时期,刺绣仍为衣饰的首选方法,那时,除了传统的丝绣之外,人们又开始使用珍珠绣、金银线绣的手段,让衣料上产生珠光宝气的效果,其风格更显富丽堂皇。在唐代的诗歌中,有很多刺绣的吟咏,如罗隐有“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的诗句;章孝标有“宝髻巧梳金翡翠,罗裙宜著绣鸳鸯”之句。这些都是女性衣绣的生动描述。

        宋朝时,珍珠绣缀衣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有的衣服能缀上几百颗小珍珠,就连纽扣也用宝石打制而成。

        说完服饰,对于古代女子来说,发型也是非常重要的装饰。这里的发型指的是发髻的形状,因为古代妇女很少有短发一说,而如果留长发,就要梳拢成髻,不可披头散发,尤其是端庄稳重的大家闺秀更应如此。那时的女子以长发为美,将长发梳成各种各样的发髻。唐代诗人常常在诗句中描述女子发型,“峨峨秦氏髻”(韦庄),“时世高梳髻”(白居易),都是在夸咏高髻式样。

        宋代妇女比较喜欢高髻,有的髻高得出奇,如南宋的宋理宗时期,有一种叫“不走落”的高髻,又称“朝天髻”,特别受欢迎。当时也有不少人喜欢盘髻,这一类的髻式是大而扁,因为髻扁,对睡眠不妨碍,所以盘此髻者甚多。在宋代,未出嫁的少女,以梳双髻者为多。双髻是指在头上或额旁梳成两个中空如环形的发髻,看起来活泼可爱。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厚的长发,头发往往不够用,当时,假髻也就应运而生。

        古代妇女的化妆是与衣饰不可分割的一种衬托,随着时代的发展,化妆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古代的化妆,最常见的就是调脂、弄粉、画眉、点唇等。

        从汉代著名的民歌《匈奴歌》所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来分析,涂胭脂的习俗可能是起自匈奴人,匈奴单于之妻称为“阏氏”,而“阏氏”的意思正是燕支。

        三国时期,胭脂便开始在汉族妇女中流行了。古籍《采兰杂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侍女初入魏宫(曹丕的行宫)。一天晚上,曹丕在灯下看书,屋内有一水晶七尺屏风。那个侍女便在屏风外等候。不知不觉,侍女睡着了,她的脸碰到了屏风上被划伤,一时伤处如晓霞将散。未曾想,这位侍女更加动人,从此之后,宫里的女子多用胭脂仿画,名“晓霞妆”。

        三国以后,胭脂又由宫中和贵族之家向民间普及,成了妇女们的普遍流行的一种化妆品。唐代诗文中有不少提到胭脂,一些仕女画中的妇女面部和嘴唇也常涂有胭脂。宋元以后,胭脂便成为妇女使用最多的一种红色化妆品了。《红楼梦》一书,就有十多处提到胭脂。

        据古籍《妆台记》一书记载,胭脂有石榴娇、大红眷、小红眷、万金红、淡心红等品种。正是因为有了这众多的胭脂品种,才使古代妇女打扮得更加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