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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求人生真谛的熊伟

        ▌吴霖

        上篇

        “我是清朝人!”

        熊伟先生出语惊人,然后话锋一转,说:“但我不是遗老,我是遗婴。”确乎,当中华民国的旗帜升上天空的时候,熊先生已是半岁多的人了。如今的熊先生,业已进入老境,视觉、听觉和记忆力均有所衰退。但他仍充满信心地每天出外散步两次,步行三四公里。他的观点很简单:“既然是人生,就要有人生内容。”他极赞赏他的恩师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自由地走到死中去。”熊先生认为,此话与中国的成语“视死如归”有异曲同工之妙,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尚健在的早期学生之一,熊先生现在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海氏门生中的大师兄。故此,“北美海德格尔协会”每年来函,邀请他出席年会,德国方面也数度请他访德。熊先生朴实地说:在早年留德之前,他是学哲学的,但是却连海德格尔的名字都未听说过。但一旦聆听之后,便一发不可收,自1933年起,连续三年,听了海德格尔的课。而海氏对他的影响,至今犹存。

        或许一开始,熊先生并未能领悟海氏哲学的奥义。张岱年先生曾向我转述过一则趣闻:熊伟先生始听海氏课,课毕,师生俱散。熊氏面有惭色,语德籍同学:未懂海先生上课内容也。未想,同学哈哈大笑,答曰:“吾亦听不懂也。”熊氏遂释然。此故事确否,未经考证。但熊先生初抵德国,德文既未精致,海氏哲学又博大精深,一时难懂是可以理解的。

        熊先生于1939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为《论不可说》。未几,他穿过硝烟弥漫的欧亚战场,回国。故此,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用西方哲学的舟楫,穷究于人生与哲学的真谛。

        熊先生淡泊名利,他的观点是:“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质量。”他还说:“我就不相信倒退几年,让我去学万元户的那一套会困难?!”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自明:非不能也,实乃不屑为之。

        熊先生于几年前翻译了海氏的著作《形而上学道论》,计十多万字。先交至甲出版社,甲称可以出。但著作中海氏引用的希腊文无法排出,故只好……熊先生识趣,赶紧取回,送至乙出版社。乙很痛快,说可以马上出,但需熊先生交5000元钱,熊先生道无钱可交。故尔,马上可以出的书,只好慢慢出,且遥遥无期了。又荏苒两年,有丙出版社侠肝义胆说可以出,但按正常程序,大约在两年后方可面世。熊先生一听,虽然得在七百多天后才能出版,但总比判无期的好,故将稿子从乙处转到了丙处。熊先生一向对版权和稿费之类不感兴趣。最关键的,是要把书出版。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人生的内容之一。

        这件事到此,原可画上句号的,但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使得一向豁达的熊先生也不免感慨良多。

        却道某日,台湾一出版人慕名会晤熊先生,席间听说熊先生有译著某某,马上索要原稿,次日即飞回台湾。以后又来数信,称此书年内即可出版云云。连熊先生早几年在全德哲学大会上用德语所做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论文,也不知通过何途径,被有心人找去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发表了。

        熊先生的译著,终于不必等两年就能与读者见面了,熊先生很高兴,他说:两岸是一家人。

        熊先生的家,非常整洁。家里的钢琴和电视机,都罩着布罩。阳台上,有鲜花若干盆,他说他很喜欢在空气流畅的阳台上伫立。满头银发的熊先生穿着整齐,几可说是一丝不苟,甚至,风纪扣也系着。他的眼神,真诚而智慧,像是在问人,又像是在自问:“哲学是干什么的?”

        下篇

        1933年9月12日,熊伟在上海乘坐Conte Verde船赴欧洲,住在二等经济舱49号房,“共四榻位,左右各二,分上下。”同舱中,有清华大学的浦江清(1904—1957),从浦氏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得知除了熊、浦外,另两人为清华大学的蔡可选和同济大学赴德学医的黄君。同船者中,还有清华教授冯友兰(1895—1990)和浦薛凤。从日记中看,西行途中浦江清与熊伟互动较多。

        9月24日日记:“与熊伟君散步,入头等舱小坐。见Catholic(天主教徒)做礼拜,同舱中有数人乃Catholic教徒。昼夜打牌之一邓某,乃独越诸座而前,随一牧师,诵赞文,执烛甚虔。熊君言,彼手执烛,口念经文,但心中恐念念不忘红中白板耳。”

        关于此行,熊伟曾在当年11月31日的莱茵河畔写过《Conte Verde的伙伴》一文,对船上众生相有过神肖的速写:“海程无聊,船上的中国人,无论学生,教授,都常是摆到三桌麻将之多大都是为消遣时日。只有五位教徒中的一位,是由湖北的教堂派来的,不但每场必在,而且认认真真地呼卢喝雉,打错一块牌,便拍桌打板,脸红脖子粗。我也不知道天主教中有没有‘十戒’,如果有又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赌戒。如其无之,这位教徒或者也可以美其名曰赌徒。”这位让熊伟心生厌恶的“湖北教堂派来的”赌徒某某,或许就是浦江清笔下的“邓某”。

        浦江清日记9月26日至10月4日有缺。10月5日复有记录:“上午九时,船抵意大利的Brindish(布林迪西)。”浦江清与冯友兰在此下船,结伴从布林迪西往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而去。至于熊伟,与浦江清等在何时、何处分手,日记未著。最后,还是在几年后(1939年)熊伟致冯友兰的一封信中,才有了答案。

        我初次知道熊伟先生大名,是朋友老董向我力荐的。他对我介绍说,熊先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萨特的同学。老董是北大78级哲学系研究生,学数理逻辑,师从王宪钧(1910-1993)。

        查阅当年日记,发现老董不仅向我推荐了熊伟,而且还在1993年10月16日上午亲自陪我一起去了熊家。关于此一关节,当我在微信上告诉老董时,他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熊先生家住中关园,位置在北大东门的东侧。另一个大师级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也住在这里。就在我采访熊先生后未及一年,1994年7月30日,熊伟先生去世了。据他的学生记载,熊先生临终前曾有遗言,云:“人类史与自然史是一致的,不可分的。人与自然,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是为天命。”以此盖棺,作为定论,熊伟先生无愧是一个哲学家。

        虽然有着足可矜夸的资历,但熊先生似乎依然是籍籍无名的。仔细想想,原因大约可以推论出来,比如,他毕生所学、身所专长的,基本上在革故鼎新之后,被天翻地覆了一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他的大半生),很多西方哲学,有侥幸之幸的,可以成为似有若无的背景,被偶尔提及;堕为不幸的,则一概成为主流哲学的对立面,或被奚落,或被批判。

        据熊先生当年学生回忆,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熊先生曾自我批判,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说成是“戴着口罩掏垃圾箱”。此言一出,斯成一时之名言。熊先生一生求道的学问被自己如此自毁和丑化,其内心想必是五味杂陈吧?!熊先生晚年得以枯木逢春,完全得益于一九八零年代“存在主义”在大陆的一纸风行以及海德格尔的被重新发现。熊伟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标签,始终是海氏的亲炙弟子和海氏学术在大陆最早的传播者。

        作为民国时代赴西方的取经者,熊伟这一代学人的价值在一九八零年代、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刻闪耀出了意外的光芒。与他相仿佛的,还有老董的导师王宪钧。王宪钧,山东福山人,为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裔孙。1933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是从金岳霖读研究生,1936年赴奥地利和德国进修,师从数理逻辑大师哥德尔。1938年回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查看王宪钧学成归来后,除了著有一本薄薄的《数理逻辑引论》,似乎别无所成。究其原因,也大致如熊伟。

        缘何当年老董向我推荐了熊伟却没有推荐自己的导师,问了老董,老董想了想说,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但王宪钧是1993年11月19日病逝的。我自己推测,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当年根本不知晓王先生的大名,对其事迹完全茫然。我只依稀记得,王先生也是住在燕南园的,是林庚先生最近的邻居。

        熊伟先生1933年10月入德国弗赖堡大学,海德格尔正是该校校长。熊先生在弗赖堡学习了三年,但最后他却是在波恩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记得曾就此事问过熊先生,他如何回答的,我忘记了。另外,我似乎也问过他与萨特的关系,也应该是没有答案的。所谓的同学关系,当系误传。从熊先生和萨特各自的年表上,看不出两人曾有过交集。

        我在2004年夏天曾去过波恩,并在波恩大学附近短租过一间斗室,住了有近半个月。每天以波恩为原点,坐火车去往四周的德国城市和小镇游玩。波恩大学则是黄昏后经常散步的地方。

        熊伟与浦江清,可以确定相识在1933年赴欧的Conte Verde号船上。熊伟认识冯友兰,如果没有更早的记录,那么也可以具体定位在此时。这一年,熊22岁、浦29岁、冯38岁。1949年后,他们三人都在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服务,直至各自的生命终点。三人相互交集的后续故事,似乎少见。

        熊伟有一封写给冯友兰的信,被保存了下来。信写于柏林,时为民廿八年(1939)5月。缘起是王宪钧给柏林的熊伟寄去了冯友兰的著作《新理学》(石印本)。熊伟阅读后不仅著文回应,还在致冯的信中说:“柏林同好皆大欢喜。”另,此信还揭示了浦江清日记遗缺的部分,即熊伟与浦江清、冯友兰是何时、何地分手的。信中说:“Brindish一别,倏逾五载。”原来,他们正是在1933年10月5日上午,在意大利的海港城市Brindish(布林迪西)分手的。

        熊伟此信的最后几句是:“长夜漫漫,欲闻鸡声,云山在望,不禁依依。”怀人的文字,是如此情真、意切,是那么词雅、字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