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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家柳青、导演水华和《创业史》

        “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杨庆华

        今年是作家柳青创作的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巨著《创业史》问世60周年。

        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杂志上开始连载。首发时不叫《创业史》,叫《稻地风波》。8月号起小说改名为《创业史》。至11月号《创业史》第一部连载完。正在读初中的陈忠实省下一个礼拜的两毛钱咸菜钱买了一本4月号的《延河》。

        50年后,陈忠实回忆说:“我心里最欣慰的或者说当时觉得最可安息的,是把这两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是大赚了。”陈忠实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路遥读了七遍《创业史》。贾平凹说:“后学的一茬一茬作家都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1 柳青捐出的16000多元稿费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是在1960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原计划在1959年第三季度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柳青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的想法:“故事的第一部,如果草率从事,出版后发现遗憾很多,我如何能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心情如何能好?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不尊重的。至于‘献礼’,在刊物上发表已经够了。我是一个有病的人 ,工作慢,请你们不要试图改变我的想法。作者认真,对出版社绝无坏处,绝不是给出版社为难。请你们从第三季度的计划里抹掉,改在明年第一季度。请原谅,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怪我预见不到。”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前,柳青重写了部分章节。出版后,柳青给当地的人民公社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张支票:

        中共王曲人民公社委员会并转王曲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兹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和第一次印刷十万册的印数稿酬两宗共壹万陆仟零陆拾伍圆,全部交公社管理委员会处理。我希望这批款项用于公社工业,或购买机器,或修建厂房。我希望除了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在群众中宣布,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扬。如果有人这样做,我认为是错误的。请考虑我的意见。取款单附上,请派人到银行转账。

        此致敬礼

        柳青 1960.6.14

        柳青捐出的16000多元稿费,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城镇职工三四十年的工资总和。柳青家中并无积蓄,他和爱人在农村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节选自《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的《梁生宝买稻种》很快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从渭河下游坐了几百里火车,来到这里买稻种的梁生宝,现在碰到一个小小的难题。蛤蟆滩的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住一宿都要几角钱——有的要五角,有的要四角,睡大炕也要两角。他舍不得花这两角钱……”

        柳青原计划在1964年写完《创业史》第二部,到1969年完成全四部。但是1960年代初的运动影响了柳青的写作进度。到1965年,柳青只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初稿。1966年,“文革”开始。柳青完成第二部的计划被迫落空。  

        柳青的《创业史》与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简称“三红一创”——作者注)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谱》、《红日》、《红岩》相继被搬上银幕。1962年夏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水华开始酝酿改编《创业史》。其他电影厂的编导也找过柳青,提出改编《创业史》,柳青没有同意。没有同意的原因,是柳青认为《创业史》全书还没有写完,还看不出人物的完整形象,不适合改编电影。柳青在和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一次对话时,曾经提到改编电影的问题:“他们(指电影厂——作者注)不完全理解我的意图。如果电影上演了,势必变成了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恋爱故事。”

        “文革”结束后,1977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同时重印《创业史》第一部。节选自《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的《梁生宝买稻种》再次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柳青在小说中写的一段话,影响了几代人:“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创业史》第一部第十五章)

        3 未能拍摄的电影《创业史》

        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水华再次酝酿将《创业史》改编成电影。他带着助手马秉煜(马秉煜: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84年与水华联合导演故事片《蓝色的花》,1986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作者注)来到西安,和柳青一起研究改编剧本。马秉煜是水华的大弟子,他和水华情同父子。

        2019年2月12日,马秉煜接受了笔者的访谈,讲述了《创业史》改编电影的点滴情况:“水华和柳青是好朋友,关系很好。两人很谈得来。水华很佩服柳青,称柳青是真正有生活的作家。水华改编《创业史》,写了好几稿。我每天早晨骑车到水华家,将水华的设想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字,然后再交给水华修改。”水华对小说《创业史》中的人物理解得很透,让马秉煜印象深刻的是水华写梁生宝和改霞过河一场戏。梁生宝和改霞过河,原本是小说主人公梁生宝外出买稻种,在火车站票房过夜时的一段回忆。柳青的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当他想到改霞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个正在考虑嫁给谁的大闺女身上了:改霞离他这样近,他在这砖脚地上闭起眼睛,就像她在身边一样。她朝着他笑,深情的眼睛扑闪扑闪瞟他,扰乱他的心思……有一天黑夜,从乡政府散了会回家,汤河涨水拆了板桥,人们不得不脱鞋蹚水过河。水嘴孙永明去搀改霞,她婉言拒绝了,却把一只柔软的闺女家的手,塞到生宝被农具磨硬的手掌里。渐渐地,人们开始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他俩,背后有了细声细气的议论。”(摘自《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水华改编剧本时,将梁生宝和改霞过河作为未来影片的重场戏。水华在和马秉煜谈这场戏时,让马秉煜记下一句话:梁生宝握着改霞的手,“像托着一块火炭过河。”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主任的马德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水华谈梁生宝和改霞过河这一段戏时的情景:“水华有点像老僧入定那样端正而自然地坐着,眼睛眯缝着。当他进入‘神游’境界时,对现实环境视若不见,从而专注地描述环境、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姿势、行动。他讲到梁生宝和改霞蹚水过河一段,把每个人物的神情描摹得活灵活现:改霞为了引逗梁生宝接近她,故意装做要摔倒的样子,生宝赶忙回身搀扶她,当他把改霞的手托在自己手上时,水华如亲身所感那样详述生宝的内心体验,他觉得跟一个女孩子拉着手叫人看见不成体统,浑身别扭,紧张得头上直冒汗,可心里又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他想放下,又放不下,也舍不得放下……改霞是既得意,又好笑……”

        1977年夏天,水华向电影局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以及电影厂编辑部门的同志谈改编《创业史》的设想。《创业史》改编电影的酝酿时间长,一是水华是电影界出名的“水磨工”,慢工出细活。二是水华一直想等柳青写完《创业史》第二部的下卷。据马秉煜回忆:“水华反复修改的剧本送给汪洋看(汪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作者注),汪洋把我叫去,说别让水华再挖主题了,再挖就透了……”笔者在采访马秉煜和演员张连文时,他们都提到摄制组成立后,基本确定由张连文饰演梁生宝,李秀明饰演徐改霞。张连文和李秀明当年都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非常出众的青年演员,他们曾在水华执导、改编自浩然小说的同名影片《西沙儿女》中饰演男女主人公(1975年夏,故事片《西沙儿女》基本完成,因故中途下马——作者注)。演员张连文2016年在家中接受笔者访谈时,讲述了那段经历:“我第一次和水华合作是1975年的《西沙儿女》。这部影片的摄影是大摄影师朱今明。水华为了等天气,有时候一天只拍一个镜头。《创业史》挑选演员用了很长时间,摄制组成立了,演员还是定不下来。厂长汪洋让我和李秀明到水华的办公室。水华看着我们,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直到离开,水华也没有说用我们,还是不用我们。”马秉煜是《西沙儿女》和《创业史》的副导演,他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只差17个镜头就可以完成拍摄。西沙的风光拍得美极了。没有拍完很可惜。《创业史》筹备时间更长,这个题材一直挂在水华名下。最后已经内定了张连文和李秀明两个演员,但水华还是不点头。这就是水华的性格,要求最好的。水华说创作就是榨油机,榨干了自己,再去榨别人的。”

        1978年6月13日,作家柳青病逝。《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同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创业史》摄制组,到陕西深入生活。后因种种问题,电影《创业史》最终未能投入拍摄。马秉煜告诉笔者:“水华对《创业史》有很深的感情,一直割舍不下。电影未能拍摄,是一大憾事。”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 《柳青传》

        刘可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2 《柳青纪念文集》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