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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7万条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7.3万条、42.9万人次被限制购买飞机票和高铁票……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在昨天下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介绍,过去一年,北京法院完善了失信被执行人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取得较好的工作成效。

        去年审结疏整促提升案件4095件

        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寇昉概括了他对报告的理解:“总结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分析问题深刻透彻、实实在在;工作安排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报告文风朴实、数据详实。”谈到北京法院工作时,寇昉表示,过去一年,最高法院紧跟国家改革开放新步伐,从推动提升营商环境,到设立金融法院、增设互联网法院,再到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工作成效。在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保障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方面,去年北京法院审结疏解整治促提升案件4095件、冬奥残奥会筹办案件167件,努力为国家战略在北京落地提供有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在设立北京互联网法院过程中,最高法院积极支持北京工作,及时制定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北京互联网法院如期挂牌方案提供的依据,有效地促进了网络空间治理和互联网创新。

        法院竞争力指标提升到全球第6

        在营造营商环境方面,过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司法质量,促进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上年的78位大幅跃升至第46位。“这个报告中执行合同指标又被称为‘法院竞争力指标’,中国这项指标得分位列全球第六。”

        42.9万人次被限制购买机票火车票

        在解决执行难工作方面,寇昉认为法院工作体现了三个“前所未有”。第一是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执行难问题由来已久,陈案越积越多,大量矛盾激化的信访老案群体性案件最终都汇聚到执行难阶段。最高法院向执行难全面宣战,体现了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体现了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体现了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的法治精神。第二是工作力度之强前所未有。寇昉说,三年来,特别是去年开展“总攻决战”以来,全国法院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逐院督察、逐案推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执行风暴。北京法院建立了由49家单位参加的执行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的格局,完善了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和失信被执行人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去年一年,全市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7.3万条,限制了42.9万人次购买飞机票、高铁票。第三是工作效果之好前所未有。根据第三方评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全国法院直结案件和执行到位金额都大幅增长,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等瓶颈问题逐步解决。

        55%以上全国法院实现网上立案

        寇昉认为,进入2018年,司法体制改革从“立柱架梁”阶段转入“精装修”阶段。为了进一步完善便民诉讼机制,最高法院推进网上立案、网上调解、电子送达、跨域诉讼服务,全国55%以上的法院实现了网上立案,51%的法院实现了电子送达,1258个法院接入统一在线调解平台,人民群众进一步感受到开放、动态、透明、便民阳光司法机制带来的实惠。关于今年工作部署,最高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九大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对标对表排出了任务书,列出了施工图。北京法院要在最高法院正确指导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抓好报告的贯彻落实,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记者 叶晓彦 程功摄

  • “捕诉一体”机制衔接顺畅效果良好

        全国人大代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表示,最高法报告最大的亮点就是全面反映了全国法院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取得的成效;高检院的报告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主题,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在谈到北京检察工作时,敬大力提出,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诉讼监督工作的决议,北京市检察机关持续深化诉讼监督,针对监督工作碎片化、有职权无程序等问题,部署了法律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信息化建设试点,推动了监督工作由办事模式向办事模式和办案模式相结合进行转变,最终实现了监督的数量、质量和效果的显著提升。

        同时,进一步阐明了“捕诉一体”工作机制。敬大力表示,北京市检察机关在2016年确立了检察专业化这个大方向。在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检察、经济犯罪检察、未成年检察等专业部门实行“捕诉一体”。着力构建刑事犯罪检察、职务犯罪检察、经济犯罪检察和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犯罪检察或其他类型犯罪案件检察“四位一体”这样一个新的刑事检察工作格局。从2018年7月开始,又在全市三级检察机关普遍实行“捕诉一体”工作机制,作为向正式内设机构改革的过渡。经过半年多的试点,衔接顺畅,效果良好,这也为即将开始的内设机构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经过适当的微调,3月底将在全市检察机关全面落实。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敬大力表示,去年,北京与天津、河北检察机关会签《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作框架补充意见》,印发了《服务保障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方案》。还注重发挥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作为首批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试点院的制度优势,围绕“跨”和“特”这两个字下功夫,努力将其打造成为跨行政区划检察试点院、集中管辖公益诉讼的专门检察院和复合型专门监督检察院。

        “要进一步明确检察工作的主线。”敬大力建议,检察机关既是司法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既要履行司法办案职能,也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处理不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混淆两者的关系和界限,造成程序失衡、履职不力等问题。应该坚持司法办案和法律监督两手抓、两手硬、两手协调。要按照司法办案、法律监督各自的规律、各自的程序去办事。

        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强新型管理监督制约体系建设。敬大力表示,司法改革以后,容易产生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权力集中,制约乏力,司法办案不规范、不公正,产生“灯下黑”现象。此外,各项任务叠加,无暇兼顾,司法办案专业化、精细化大打折扣,出现履职不平衡、不到位的问题。实行“捕诉一体”机制后,加强对检察执法办案环节的监督变得更为迫切。目前,各地检察机关都在探索加强内部管理监督制约,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高效的制度机制。建议高检院深入调查研究,高位推动,尽快建立全国检察机关统一适用的新型管理监督模式和体系,具体可以包括新型检察管理监督机制、新型内部制约制度、新型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等内容,确保检察权始终依法正确行使。

        本报记者 张楠 程功摄

  • 建议制定公益诉讼法

        在昨天下午的北京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学院教师秦飞建议,制定公益诉讼法,专门规范和调节检察公益诉讼行为涉及的方方面面关系和矛盾。

        公益诉讼制度施行近两年,秦飞在会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共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393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08767件。其中,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59312件、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41118件、国有财产保护10025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2648件、英烈权益保护57件。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占50%以上。秦飞举例说,在群众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部署了“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北京、内蒙古等地检察机关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格监管,五万余家不合格网络餐饮店铺得到整改。

        在谈到目前存在的问题时,秦飞表示,首先,互联网、安全生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等领域侵害公益现象突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但尚未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此外,适应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律体系尚待完善。在缺乏相关法律规定情况下,实践中已经遇到了检察调查权得不到保障、公益损害鉴定程序得不到保障、跨区划管辖无法开展等问题。因此,秦飞建议,制定公益诉讼法,专门规范和调节检察公益诉讼行为涉及的方方面面关系和矛盾。在公益诉讼法出台以前,建议有地方立法权的省级人大常委会争取有针对性地授权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探索实践。本报记者 张楠

  • 设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基金

        谈起“两高”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中国特色公益诉讼检察之路目前正处于探索之中,“两高”报告给探路者吃了定心丸。如何让公益诉讼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公益损害赔偿金怎么管怎么用?汤维建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

        “在公益诉讼案件中,损害赔偿金往往数额巨大。”在汤维建看来,目前,无论是在立法层面抑或在司法解释层面均无关于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管理制度和使用制度方面的明文规范。“各地的做法存在管理不统一、难以统筹使用、难于监督管理等问题。有很多赔偿金尴尬的躺在银行账户里,没有用来有效解决公益诉讼中涉及的问题,造成了赔偿金无用武之地的情况。”

        对此,汤维建建议,设立全国统一的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将民事公益诉讼获得的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除需立即执行的以外,都归入专项基金。该基金还可接纳政府拨款、社会捐款等。专项基金可由检察院通过设立基金会的形式加以管理,同时应设立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由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派代表组成。此外,赔偿金的管理和使用还应特别重视社会监督。本报记者 张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