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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颜真卿的“封神”之路

        上接34版

        颜真卿书法在北宋成为显学

        探讨颜真卿的“封神”之路,离不开唐代中期开始的“古文运动”。韩愈继李华、梁肃之后,再度推动“古文运动”,首先对王羲之提出非难,他在《石鼓歌》中,首次打破数百年来朝野上下对王羲之的崇拜,代之以猛烈的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王羲之俗气的书法炫耀媚人的姿态,书写几张纸尚且可以换到一群白鹅)。”

        但谁来取代王羲之?韩愈只破不立,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人选。到了北宋,欧阳修的“朋友圈”开始推崇颜真卿。

        北宋初,书坛上形成一股追随名人的风气。当时,韩琦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即告失败,但在政坛拥有广泛的影响力。黄庭坚说“韩琦好颜书,士子皆学颜”。

        颜真卿的书法,一时成为显学。

        而韩琦的政治伙伴范仲淹深知韩琦心意,创造性地把柳公权与颜真卿捆绑在一起,提出了一个书学新名词“颜精骨柳”。到了南宋,陆游进一步把这个名词规范成“颜筋柳骨”,从此成为评价楷书优劣的标准,向来在书坛声名不彰的颜真卿一下子与唐代大师柳公权齐名。

        欧阳修的门生、文坛领袖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经过几代政治家以及文人的推崇,颜真卿到苏轼这里被封了神,变成了与杜甫、韩愈、吴道子齐名的“唐代四杰”,代表了唐代在书艺方面的最高成就,颜真卿的影响力也把欧阳询、柳公权完全甩在了后面。

        颜真卿走上神坛,并不是偶然的,这还是与前面提到的“文化政治”有关。在古代,宗室、外戚、贵族、军阀、世家,一直是皇权力量的主要竞争者,到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与皇权展开竞争,他们不但要求皇权置于儒家道统即“天理”之下,同时要求皇帝与皇族都要接受儒家知识体系与道德体系的约束,成为与普通知识分子一样的“学者”。

        在审美上,儒家知识分子们也理所当然地向皇家提出挑战,对从南朝到唐代直至宋初,皇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二王”典雅书风,予以污名化,重新制造自己的审美标准。而颜真卿书法的庄重厚朴,与宋初儒家知识分子“尚古”的价值观相匹配,因此,颜真卿的书法风格恰好入了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们的法眼,在书坛新的造神运动中,颜真卿得以横空出世。

        当然,这只是颜真卿走上神坛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一重深刻的背景。颜真卿是唐中期古文运动倡导集团的中坚力量。他的好友圈包括萧颖士、李华等一时名士。萧、李二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反对浮夸学风、骈俪文风。他们影响了韩愈的叔叔韩云卿和兄长韩会。李华是唐古文运动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梁肃的老师,正是他的学生梁肃,擢拔了韩愈、李观、李翱等多位古文运动干将。

        而颜真卿自己,也积极践行“倡古”,比如,现存颜真卿的11篇表,除了一篇用骈体外,其余全部使用散体(古文运动提倡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颜真卿写的33篇碑志,也仅有一篇属于骈体,余皆为散体,改变了六朝以来碑志皆用骈体的旧习。

        此外,颜真卿的家世,也可上承儒家先贤,孔子有多名颜姓弟子,据说其中之一就是颜真卿的远祖。他的五世祖是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著有盛行于世的《颜氏家训》,对于北宋儒家学者构建地方性政治和文化权力,深有启发。因此,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们选择颜真卿,远比选择欧阳询、柳公权更有“政治意义”。

        当然,颜真卿独特的人生经历,也是北宋儒家争相标榜的原因。经历了五代之乱,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更替,而不再以“忠义”为尚,五代时期的“奇人”冯道,先后历经五朝之相,成为美谈。

        宋代皇帝崇文抑武,而“文”对于政权的维护,表面上显得非常羸弱,难以奏效,因此,宋初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为了维持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发挥“文化政治”的作用,他们与皇权既对抗又合作,希望依靠对国家和君主强有力的意志凝聚,来实现武力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因此,欧阳修评价颜真卿书法时,使用了“性格论”的方法,即好人品才有好书品,“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颜真卿一门忠烈,又以身殉国,其方直书风,便成为忠烈之性的外在表征。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颜真卿的书法,比如《祭侄季明文稿》,还能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吗?

        答案是肯定的。元代的张晏在此帖上的题跋说:“以为告(告身)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大意是说,颜真卿的楷书(“告”指其楷书经典之作《自书告身帖》)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草书(《祭侄文稿》是其典范),原因大概是因为草书“心手两忘”。

        此为至论。

        颜真卿凭借着自己在艺术以及性格上的独特性,在他死后数百年,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既有艺术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诚如美国学者倪雅梅在《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的结尾说:“颜真卿殉难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正直,使得关于他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高尚,因此,宋代文人之所以仿效他的书法风格,正是为了从这位英雄般的艺术家那里,借取‘文’与‘忠’的剑和盾牌,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