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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清北京城 “唐花”朵朵开

        ▌刘永加

        又到了草长莺飞、万木勃发的季节,鲜花次第开放,北京城变得多姿多彩。其实,在乍暖还寒时,很多人的家里,早已摆满各种鲜花,它们多是温室里栽培出来的。

        事实上,在明清时期,北京城的鲜花栽培技术就非常发达,即便是冬天,也能见到鲜花。那时,这些鲜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词:唐花。“唐”与“煻”相通,是用火烘焙的意思,唐花就是在室内培养的花卉。在民国时期,中山公园里还建起了唐花坞,向当时的人们展示栽培的各种花卉。如今,即便是冬天,这里依然鲜花盛开。

        唐花,又称堂花,指的是室内栽培的花卉。《燕京岁时记·唐花》载:“凡卖花者,谓熏制之花为唐花。每至新年,互相馈赠。牡丹呈艳,金橘垂黄,满座芬芳,温香扑鼻,三春艳冶,尽在一堂。故又谓之堂花也。”在新年里,北京城里用新开的“唐花”互相馈赠,可见当时温室栽培花卉技术的成熟。

        其实,温室栽培鲜花古已有之,只不过最初是利用温室来栽培蔬菜瓜果。到了元明清时期,北京城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温室养花。随着温室技术的不断成熟,很多南方的鲜花出现在北京城里。

        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对此有记载:“草桥惟冬花,支尽三季之种,坏土窖藏之,蕴火炕烜(xuān)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元旦,进椿芽、黄瓜。”意思是说,草桥出产冬花,剪尽春、夏、秋三季开花的花木的枝条,藏在土窖里,再用火坑加温。十月中旬,牡丹花就能够进贡宫中了。大年初一,就能进贡椿芽和黄瓜。

        《天咫偶闻》也曾记载:“京师灯节,牡丹、芍药已开,皆从燠室中去。”燠室,就是温室。有了这样完善的温室技术,在北京,冬季能见到四季之花,就不算什么难事了。

        元明清三朝,北京的花市规模非常繁盛。当时,提供新鲜花卉的主要种植园分两处,一处在丰台,另一处在草桥。在这些地方,很多花农用的正是温室栽培技术。

        丰台的花卉基地从元代就兴起了。据元《析津志》载:“京师丰台芍药连畦接畛,荷担市者日万余。”到了明清时期,丰台花卉规模依然很大,沈德潜有“丰台远近并栽花”诗句。清初王士禛的《香祖笔记》载,“京师鬻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所产惟梅、桂、茉莉、栀子之属……”可见丰台的花卉规模非常大,南方多种名花也出现在京城。

        而草桥的鲜花培育和供应更是别有一番天地。《帝京景物略》载:“京师右安门外十里曰草桥,居人以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晨千百,散入都门。入春而梅、而山茶、而水仙、而探春,仲春而桃李、而海棠、而丁香……”这些记载表明草桥所种植花卉品种繁多,不同时节卖不同的品种,甚至还有不少南方名花。

        此外,北京西南另一处名叫梁氏园的地方,这里也是京师卖花人聚居的地方,园中种植的牡丹芍药几十亩,每到开花的时候,香飘数里之外,“论者疑与古洛中无异。”

        在这些鲜花中,梅花值得一说。据明末清初孙承宗的《春明梦余录》记载:元代时,燕地未有梅花,一名姓吴的道士从江南带过来,并为此建有一亭。元代诗人张伯雨还曾赋诗,“风沙不惮五千里,将身跳入神仙壶”之句。后来,梅花渐渐在北方存活,不过,梅花依然是非常贵重的植物。

        明代陆启浤《北京岁华记》记载了梅花的栽培方法:“腊月束梅于盎,匿地下五尺许,更深三尺,用马通燃火,使地微温,梅渐放白,用纸笼之,套于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冬天掘土五尺,将一束束梅花放在花盆里再放置入地窖,在地窖更深的地底下,用柴火和马粪燃烧使土地保持微温,待梅色逐渐变白后,包裹上纸,送到花市上出售。桃花、迎春花等鲜花也是这样培育而出。

        虽然小束的梅花在京城多见,但是枝繁叶茂的梅花并不常见。清末民初的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记载,清末,定亲王府园中有一株非常珍贵的梅花,“北地梅花枝干繁大者绝少,贝勒曾由南方运来百株,植诸庭宇,活者仅余一株,然已绝无仅有矣。”这株高及屋檐的梅花,是月华贝勒种植,经过他悉心的保护,“著花必以春仲,寒天则以玻璃架屋深护之,风雪中不见疏枝冷蕊也。”这位贝勒因为种植梅花颇有心得,还写下了《燕梅花候记》一书,具言梅花的培护之法。

        因为梅花之不易得,当定亲王府里的梅花盛开时,一定也是高朋满座。晚清名臣、后来担任溥仪老师的陈宝琛,还曾写有《月华贝勒招赏庭梅》一诗,诗曰:“阅遍冰霜占断春,凤城从未有双身。不须勤举飞英白,满院幽香已醉人。”

        在京城,栽培鲜花的不只月华贝勒一家。史载,醇亲王府花园建有暖窖来栽培鲜花,为此还雇佣了十多名人员来管理此事:一部分负责看守房屋和陈设、洒扫工作,一部分专门做管理温室和地窖的工作。

        不仅是王府家里,那些广泛栽培鲜花的花农,对于花圃的管理也十分精细。清代宋起凤《稗说》(卷四)记载了丰台和草桥两地培植鲜花的盛况,其中还提到了花圃的管理,“花概植畦中,界以水道,即如圃人种蔬制……每园各凿浅泉数处,朝夕浇灌。”花农们像种植蔬菜一样种植培育鲜花,可见当时市场的繁盛。

        当然,因为唐花需要精心的栽培,价值不菲,在当时也并不是一般老百姓消费得起的。清代有诗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天桃郁李杏花天,暖窖熏笼自隔年。才得一枝倾国色,豪家不惜买千钱。”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温室栽培技术的发达,1914年冬至1915年初,中山公园建造了唐花坞,其含义就是指可贮放由暖房培育花卉的水边建筑。民国时,唐花坞里,牡丹、梅花等花卉在腊月同时开放,成为京城花事一景。如今,中山公园的唐花坞内,每到初寒乍暖的时节,同样也会举办花展,人们在观赏之余,也会购买几盆花卉带回家中,给家中带来勃勃生机。

  • 同福夹道里的曹汝霖宅院

        ▌李 哲

        平日里,骑车穿行在东单一带,总会下意识地左右张望,总牵挂着宁郡王府的古旧府门,协和医院的老别墅群,还有灯市口残留的那只石狮子。前段时间,我所牵挂的老建筑又多了一处:同福夹道的一栋高大红顶洋楼。当时,这栋洋楼前面一栋高楼正在拆除重建,所以在灯草胡同西口,便能看见它。看到这栋老楼后,我便前去做了一番探究,发现这栋老洋楼原来是民国风云人物曹汝霖的宅子。

        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对此楼作了介绍:这栋洋楼位于灯市口大街东端同福夹道内,建于20世纪初。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有地下室,地上三层。此建筑保存较好,为欧式折衷主义风格。民国时期,此处曾为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之宅。

        这里新门牌号为同福夹道4号,如今是空政电视艺术中心所在,大家熟知的电视剧《炊事班的故事》就在这里拍摄,电视剧《武林外传》中“同福客栈”的“同福”二字或许就来源于此。电视剧《结婚十年》中的老楼,据说也取景于此。

        “同福夹道”极有来历。明代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犯京,嘉靖皇帝因团营抵御不力,复建三大营,在此设“总督戎政府”,此地遂名为“戎政街”。嘉靖皇帝内阁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的府邸便在此处,此地还有明朝皇室开办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延宝六家皇店,清初又有贝子彰泰府(张贝子府)。“同福”之名则来源于这里的“佟府”,佟府是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及其弟佟国维的府邸,称佟公府。佟家极盛时,在朝中做官的有数百人,因此号称“佟半朝”。到雍正时,佟国维之子隆科多被贬,佟府开始没落。民国间,同大多数没落贵族一样,佟家也开始变卖府邸园林,1916年协和女子大学入驻,十年后贝满女中亦迁入,现为一六六中。

        民国时期,曹汝霖购下佟府的野园,然后建起了自己的宅院。“数杆修竹静生香,尤记开轩六月凉”,当年之野园可谓佳境。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介绍,野园购入时,已是残破不堪,仅余小戏楼及祠堂各一,佟府后人已是拆卖瓦木为生了。曹宅营建时,祠堂、戏楼均移建东院,西院则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建设洋楼。此时佟府夹道,正式被曹汝霖改为“同福夹道”,野园则称为“半野园”。

        据曹汝霖旧属回忆,此宅建于1922年。在此之前,发生了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事件的主角曹汝霖避居天津,直到赵家楼的房子修理好了以后,曹氏全家才搬回北京。曹汝霖在同福夹道的宅院建成后,他便住在这里。不过,迫于时局的原因,曹汝霖在这里并没有住太长时间,便再次避居天津。1937年,曹汝霖将此处宅院卖掉。

        曹宅建完后,宅院极为精美,华丽洋楼同雅致园林相得益彰,布局疏阔有致。时人形容曹宅为“宏壮”,曹汝霖之言是“恍若外国使馆”,以致当时“知我者讥我奢侈,忌我者引为抨击”,此楼之堂皇壮丽可以想见。不过,曹汝霖对此宅的营建不甚满意,晚年他在自传中辩称该宅院皆因未加督造,任其揽造,以致费用超支且受人指摘。

        历经岁月沧桑,当年的豪宅如今已不复旧日的模样。曹宅里有两座洋楼,现在可看到的那座是后楼。当年,曹汝霖避居天津后,更为宏阔精美的前楼,租给了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前楼早已不见踪影。曹宅院内的那座戏楼,后来曾作为空政文工团的排练场,如今也已无踪。当年精巧雅致的院内,还有一个大大的游泳池,只是人已散,水已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