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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龙首又吐水啦”吗?

        ▌杨良志

        白浮泉倚着龙山而建。白浮泉之侧,有步道逶迤,缓步可达山顶。山不算高,百八十米以内;路不算远,一二百步可达。孤山四面,草木葱茏;步道两旁,绿荫掩映。山顶中心,兀立一庙,长长影壁大大山门,红墙,黄瓦,向四周和空中喷射着一股热力。

        庙门内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左右钟鼓楼,大殿居中,檐下“都龙王庙”匾,抱柱楹联:“九江八河天水总汇,五湖四海饮水思源。”(原谅我插入一句:这对联以“九江八河”对“五湖四海”且不论,何能以“天水总汇”对“饮水思源”?谬!)大殿内人面龙王端坐正中。

        殿外院中的东北隅,或高或矮,或宽或窄,或斑驳残破或新色犹存七八方石碑,错落在浅草幼树间。2017年秋丽日下的一个午后,探看了白浮泉之后,我独自在静静的都龙王庙内漫行。

        龙王庙,是一个称呼,祭祀龙王之所在,各地数不尽的龙王庙。都龙王庙,又是一个称呼,加一个“都”字,有什么区别吗?

        这里的“都”字,是“集中”“总领”“概括”的意思。龙王庙是各位“董事”,都龙王庙是“董事长”。

        我们眼前这座都龙王庙,历史可久远了,大体可说它是伴着白浮泉而生的。

        怎敢这样说呢?有碑为证!

        院内小“碑林”,明“弘治八年岁次乙卯冬十月”《重修都龙王庙碑》有云:“……都龙王庙,乃前朝所敕”,“前朝”,无疑是元代,这不就证明了都龙王庙原建于元代的吗。

        玆后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亁隆十七年”(1752年)、“光绪己卯年”(1879年)诸碑,记录的是“甘霖大沛”、“滂沱霡霂”、“报赛尊神”、“香火繁盛”的盛事,以及当“旱灾遍重”、“民几相食”的饥年,经在都龙王庙祈雨之后,“不三日而大霖”的奇验。

        不大的“碑林”,足够你盘桓好一阵。白云悠悠,鸟鸣啾啾。寂寥山院,人影无双。我面对一方方石碣,在漫漶的字迹中辨识,搜寻着历史的遗绪。几百年来我们的祖先赞颂都龙王庙的“神灵”,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恶劣气候的频现,以及世人在天灾面前的无奈。碑碣上渺无声阒的文字,恍惚间仿若从石面上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给它们做伴奏的,就是不远处泠泠而响的山泉。夕阳在山,树影迷乱,暮霭从山下、水边四起,我不能不再三回首,与这座小庙告辞了。

        2010年的春天,我曾来过一次白浮泉与都龙王庙。那时候,这一地区累年来采挖石沙留下的坑洼一片连着一片,显得格外荒率潦倒。当地政府其时亮出了“白浮泉湿地公园”的方案,前景令人期待。

        那当儿,都龙王庙尚未修缮,破旧的庙门上,斑驳的红墙间,有不少处用利器割划下的笔道,英文的,法文的,俄文的……尽管风剥雨蚀,那些刻划仍是残迹依然。比如这块砌砖的侧面:“WeLoen Lee1935(?)Jun”,谁家的“李维伦”,1935(?)年6月,记下了这“到此一游”。旅游者(抑或什么者)遇到一个新景点,往往容易犯“手欠”或“爪痒痒”,这也许是国人与外人的“通病”……

        2017年秋天再踏访时,与八年前不同了:计划中的“白浮泉湿地公园”未见,代之者或者说“盖了帽儿”的是“昌平新城滨河森林公园”。这是当地政府后来又擎出的大手笔:在昌平城区的东南,十三陵水库而下,先到白浮泉所濒临的京密引水渠(郭守敬的“白浮瓮山渠”是其部分“故道”)一线,这一地域号称400公顷,是为“一期工程”。据说过了引水渠往下,再到沙河水库那一带,还有远望之中的“二期工程”。当初规划的“白浮泉湿地公园”,现而今只是“滨河森林公园”小小的一角。“后浪”已抹掉了前案的沙痕。

        “昌平新城滨河森林公园”林丰草盛,碧水涟涟,当然需要养护,充实,拾遗补阙,这任重道远,还待付出极大的努力。大略是2018年之秋吧,当地政府“快马加鞭未下鞍”,献出了更为夺人眼球的新举措:“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变化赶不上计划。“森林公园”的真水实地在经受着成长的磨炼,“遗址公园”的美好蓝图又在聪明的大脑中诞生。请稍停脚步想一想:“大运河”是一回事,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基本上是隋、唐之际疏浚而成);“北京大运河”又是一回事,我们今天说的是“大运河文化带”(从昌平白浮泉至通州张家湾,大体上认定是元代郭守敬所通)。我们珍珍爱爱的白浮泉,说你是“北京大运河”的“源头”适足可当;倘泛呼你为“大运河源头”,从地面上远差数千里,从时间上错后几百年,这岂能是轻称漫许的呢?人世常理性喜名头大一些,头戴帽子大小合适才舒服。小了,紧紧巴巴,主人不开心;大了,桄等儿桄等儿的,风一吹就飞了。

        回过头来说,2017年宣传白浮泉的时候,不是还有“九龙首又吐水啦”的说法吗,那是怎么回事哪?

        郭守敬修浚北京大运河,是元代至元三十年即1293年前后的事情。“郭守敬水”从白浮泉放出,沿白浮瓮山渠到瓮山泊(即后来的昆明湖),再从瓮山泊经长河流进北京城里的积水潭,再从积水潭走玉河(御河)盘绕北京城里,然后从北京城东南角楼处注入通惠河,由通惠河过通州连接京杭大运河……这水不知面临着多少风云、坎坷以及磨难。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七百多年的沧海桑田,思之使人感慨!

        明代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由1409年(白浮泉才建成一百年出头)起始“长陵”,至末帝思宗朱由检“思陵”,二百多年间造陵不止,累积成著名的“十三陵”。明帝讲风水,他们看中的是陵区所在之黄土山的“吉壤”,却不喜欢坟包之前有水西流——郭守敬的“白浮瓮山渠”不是“西折而南”吗。于是,这水渠被“不受待见”甚至被“各漾”(嫌弃、恶心。《北京土语词典》,北京出版社,1990年4月版)了。

        又从地理上来说,十三陵横踞上风上水绵亘东西十几里地,深掘地下二三十丈算是稀松平常,夯实土,筑石墙,总占地约4000公顷……地下水脉不闹“血栓”“肠阻”反倒不正常了。

        永乐年间,成祖朱棣将元大都南城墙由今长安街一线,移至今前三门一线,大运河在北京城建里的一骨截儿,说“调动”就“调动”了。

        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将皇城的东城墙外移,运河的另一骨截儿说“拘禁”就“拘禁”了。

        及至民国期间与后来的20世纪50年代,大运河在京城中轴线上的万宁桥(后门桥)以东的段落,干脆就被掩于地下,成为“盖板河”了。

        总之说吧,源头上被切断了,流脉间被腰斩了,白浮泉哪里有哗哗涌出的奔水,运河中哪里有来来往往的舟楫啊?所谓“九龙首又吐水啦”的现象,不过是靠电机把河水抽到了龙山顶上,再一摁电钮把水放下来的简单操作,这是在制造讨小孩子欢心的神话,或者,真的是无知,重患了简单以为“人定胜天”的迷瞪。

        请回顾下“走笔”(之二)的内容——九龙池尚且是“莫须有”,如果再轻俏地称什么“又吐水啦”之类,那真是欺侮世人了。鬼复诡,司空见惯常作伪。龙池本无有,又加电泵发动,鼓捣几兜水。

        图:都龙王庙前,墙砖上留下的刻划

  • 照相

        ▌何大齐文并绘

        摄影技术是西方人十九世纪中叶发明的。在这之前,人要想留下身影容貌,只能求助画师,那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所以中国历史留下的肖像很少,能画得如本人真貌的就更少了。清代末期,照相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率先有了照相设备。       

        1903年清朝驻法公使裕康任满回国,把照相机也带回来了。裕康的儿子勋龄被慈禧召到宫里,在颐和园等地为她拍了大量的个人照。据说慈禧要拍照时除布置、装饰外,还要看皇历,择良辰吉日,可见当时照相对太后来说也是心有畏惧的。勋龄也为其他王公大臣摄影,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当时贵族的容貌气质。那时相机在中国可是新鲜玩意儿,从留传的照片可以看出他们面对镜头的不知所措,内心的惶惑不安,据说那时的摄影曝光时间很长,最开始是8小时,后来逐渐改进到20分钟,几分钟。长时间的一动不动,人的面部也自然就僵硬,没表情了。

        当时上海租界首先出现了洋人开的照相馆,为外国人和中国富人服务,摄影技术都由洋人把持,中国雇员只能打下手,干杂活。据考证,在1891年,隆福寺开设了北京第一家照相馆,是中日合资的叫“同生照相馆”。没多久,有个叫任景丰的中国人,在琉璃厂创办了“丰泰照相馆”,他用高薪聘用一位洋人技师,操控中国人还不掌握的摄影、洗印等技术活儿。他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充当洋技师的助手,私下处处观察,时时留心,偷学技术,不久就掌握了全套流程,可以独立操作了,老板就借故辞退了洋人,从此,中国人自己开的照相馆就在北京诞生了。

        到了民国以后,在商业繁华的西四、东单、鼓楼、前门等都有了照相馆,但能进去的还都是富人,所以现在能看到当时照片的主人,不是王公贵族,就是殷实人家合影。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热闹地界儿就陆续出现了民间摄影师。他们在庙会或天桥设个摊位,在后面墙上挂一块画有风景的布做背景,前面放一把椅子和一个茶几做道具,一架箱式照相机放在三角架上,机身后有一黑布袋做的暗箱,人钻在里面操作装卸底片,照相的人在椅子上坐好,照相师手捏连着快门的皮球,咔嚓一声,就拍摄成功了,过一天就可以取相片了。这种方式方便简捷,价格又便宜,那真是照相走入寻常百姓家了。

        现在我们已经是人人拿手机,随时可拍照,各种功能层出不穷,和一百年前刚入国门的摄影相比,那也真是沧桑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