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旧时安定门内煤栈多

        ▌李哲

        近日,日本一家机构在网络上公布了一批由日本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拍摄的北京城经营煤业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详细记录了当时北京城里生产煤的情况。

        从图片上看,老北京城门尤其是安定门附近,有大量的煤栈,煤栈将来自北京周边的煤,通过加工后卖给城里的居民。这些图片还记录了煤栈里加工煤的细节。对于如今的读者来说,这些图片是了解当年生活的鲜活资料。

        日本公布的这些照片,上面注明拍摄时间是1938年底。当时北京城正是日伪统治时期,市井萧条,不过,因为煤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加上从业门槛较低,卖煤成为不少北京人的营生。

        对于北京城而言,煤一直是重要的生活物资。西边阜成门一带早在元代就有煤厂,当时,煤铺煤市也已出现。清代,骆驼从京西将煤运至北京城后,在煤市街集散。直到清末民初,骆驼还是运煤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名的两家煤铺是位于内城的洪顺以及位于外城的德生,两家共有骆驼七百余头。

        清末修了京西到城内的铁路,运煤就主要靠火车了,民国五年(1916)环城铁路通后,各城厢附近多有煤栈,白墙上写有各种大字,类似现在的广告语。据1937年统计,北京有八百多家煤铺煤栈,老板多北京人,技工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除了传统的京西煤,还有山西煤、开滦和井陉煤、焦作煤等。清代皇家选用的是宁夏太西煤,好烧不脏手,且无烟无味。

        在公布的这批图片中,就有很多煤栈以及煤厂的图片,比如当时有万顺和煤厂以及兴隆东栈,兴隆东栈旁边的墙上写着大大的“煤”字。在一张照片中,在一座城墙下,一排民居的墙上写着“高末元煤、大小炉块、山西红煤、须炸砂末”的广告语(见左图),这表示这家煤栈所经营的煤的品种。如今,“须炸”这词儿基本消失了,它是指京西禅房村一带产的小块煤,京城老百姓多在小火炉上用。

        在这张照片上,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标志建筑:北京城楼。可惜当时的照片上,并没有注明是哪座城楼。那么,这到底是哪座城楼呢?

        经考证,图片上是安定门城厢。老照片收藏界有一个判断北京各大城楼的“民间经验”,根据图中瓮城为弧形、瓮城同箭楼结合处在第一和第二箭窗之间等特征,可以得知安定门最为符合,而且从这张图中也能看到晾晒的粪饼(旧时安定门主要走粪车,左上图中前面一堆物体正是粪饼)。可见,这批图片大部分拍摄的是安定门内的情况。由此也可以得知,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安定门城楼内,有很多煤栈。

        当然,不止安定门一座城楼内遍布煤栈,那个时候,城门及车站附近大多有经营煤的煤栈。在这批图片中,有一张崇文门东侧站台卸煤的照片,可作为佐证。

        煤栈(煤厂)作为一个古老行业,并不好经营,除了需要有一定资本和一定场地,还要足够的技工以及齐备的工具。尤为难得的是,这批图片中,就有关于摇煤球工艺的记录。查阅文字资料可知,摇煤球大有讲究。煤粉与黄土首先要按比例和为煤泥,再撒煤末,摊成三厘米厚的大煤饼,晾一晾便用煤铲切成小方块,做成煤茧儿,然后再撒上煤末,放筐里筛,筐底拴一个瓦盆,像摇元宵一样摇。在摇煤球的过程中,要用到铁锨、板儿锹、钉耙、剁铲、摇筐、转盆等工具。

        在这些图片中,能看到当时详细的制煤工艺。比如,有一张图片显示煤末备好了,在和煤前,要将煤末拢成圈,还要准备添黄土和添水,旁边则放着摇煤球的必备工具:小盆。

        另一幅是添黄土的情形,肌肉健硕的两人抬着一筐黄土,倒入煤堆中。黄土要用深黄色的亚黏土和黏土,黄土还要讲究比例,少了不成形,多了火力弱。

        一切准备就绪,就开始摇煤球了。在一张图片上,只见一人拿着煤筐,正在用力地摇着。那人的脚上,还绑着护袜。摇煤球的人和远处正在抬煤的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在当时,手工摇煤球还是太累,尤其煤栈(煤厂),量大活多,后来制煤技术也有突破。根据记载,一些煤栈(煤厂)用吊筐摇煤球,即用铁环拴三根绳儿,固定在门框或架子上,这样能省不少力,但需要专门的场地。

        除了专门的煤栈加工煤球,当时还有人上门摇煤球的服务。这些上门摇煤球的大多是河北定兴人,他们在北京分两拨,一拨是摇煤球的,又称铁道西的或“干黑活儿”,铁道是指京汉铁道,他们常在铁道西边干活。铁道东边则是另一拨,以在澡堂子干活为主,又称“干白活儿”。

        上门摇煤球的人,背着家伙什儿,带着一个大圆筛子,一个花盆和一根棍子,或一个钉耙,一把平锨,不停地吆喝:“有要梅秋儿(煤球)地么。”

        一到深秋寒冬,街面上还经常能遇到送煤的,他们用木轮车推着煤,两侧装有双耳煤筐,能装百十斤煤。他们到门口后,喊一声“送煤来啦”,主人应了之后他们再进去,讲究规矩礼貌。那时也兴到煤铺叫煤,比如,到煤铺吩咐,“给某某胡同某某号送两筐煤”,煤铺就能送煤过来,而且是货到付款。

        有煤就得有炉子,一般是铁皮煤炉子。当时,铁皮炉子不那么容易操作,煤铺还负责培训,告诉人们如何引火点炉子。这可是门技术活,把握不好,不仅容易被呛着,关键是还点不着。

        说到烧煤球儿,还有段齐白石老先生的轶事,他的高徒白铁铮先生在《老北平的故古典儿》里有记述。“有一回我听人说老师家里烧煤球儿,怕佣人浪费,控制得很厉害,他老人家把煤球儿一堆一堆地摆放在煤屋子的地上,每堆上标明某一天烧的,经我一看,果真如此,而墙角处还堆着一大堆至少有两千斤呢!”

  • 和服、汉服与唐装

        前段时间,武大赏樱冲突一度引人关注。起因源于3月24日,两名男子到武汉大学赏樱花,遭到武大保安的阻止,并发生肢体冲突。有分析称,因为其中一名男子穿的疑似和服,遭到阻止。虽然武汉大学随后通报,冲突是因两名男子中一人没有预约而导致。多年前,同样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这里也发生过将一对穿和服的中国母女逐出校园的事件。关于穿和服能不能进武大赏樱花,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和服对于武汉大学的樱花来说,为何如此敏感?这源于武汉大学樱花的特殊性。武汉大学的樱花最初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从日本引进栽种。“日军”“和服”等字眼叠加在一起,的确能给人不太美好的联想。

        如今,武汉大学内1939年由侵华日军栽种的樱花已无存活。现存的樱花,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陆续补种的: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赠送给周恩来总理1000株大山樱,其中的20株后被转赠给武汉大学;1973年,武汉大学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1983年,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1992年,日本友人会砂田寿夫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了樱花树苗200株。

        回到这次赏樱“和服事件”上来,其实,那名男子穿的既不是真正的和服,也不是唐服,这也折射出现今人们对于传统服饰文化缺乏正确认知。我们不妨抛开纷争,来重新了解一下东亚传统服饰文化的源流。

        和服是日本的民族服饰,它受到中华服饰文化影响非常大,尽管形制与中国的袍服有关联,但是经过日本历史与文化的熏陶,它早已成为日本特有的服饰。在历史上,中国多次遭到日本侵略,特别是抗日战争,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日本民族的重要标志,中国人对和服也有着复杂的感情。但和服毕竟不是战争的产物,更不是战争的标签。如果是穿着侵华日军的军服,在中华大地上招摇过市,理应制止并治罪。这几年,国内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警方对当事人进行了处罚。

        在这起事件中,男子穿的并非真正的和服。因为日本对于和服制作有严格规定,而且在什么场合穿什么和服,也有明确的规定。季节不同,和服在种类、材质、花纹乃至饰品小物的搭配上,都有不同的规则。比如,日本女性的和服,春天以梅花为主题、夏天以菖蒲为主题、秋天以枫树为主题、冬天以松树为主题,随季节变换更换和服。

        而且,从视频上来看,这名男子所穿的所谓“和服”,非常鲜艳,即便是真正的和服,在日本,这种鲜艳风格的和服多为女性所穿,因为日本男性和服以素雅居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冲突事件中男子的着装,多少有点不得体。

        在矛盾冲突中,这名男子也对自己的服装做出了解释,强调它是唐装,其概念也不对。就其服饰形制而言,他所穿的并非唐装,而是近似汉服。唐装不是中国传统服饰,而是现代概念的服饰,以对襟为特征,使用吉祥图案的面料缝制的服饰。汉服也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服饰,它多指明代及明代之前的汉民族服饰。如今市场上流行的汉服,很多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服饰的规制,它们并不是严格按照中国历史上真实的服饰复原,而是添加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面料、工艺、制作都不是按照传统特色。

        其实,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服饰,不受外来文化影响。中国传统服饰,特别是汉族服饰,曾受其他民族服饰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人们常穿的裤子,并不是汉族原有的服饰,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变革,让汉人改穿胡人的裤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民族的裤褶再次影响汉人服饰,由此裤子成为汉民族特有的服饰。

        和服受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而同样,中国的服饰也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山装就是一例。清末,孙中山受到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文装以及日本流行的陆军士官服、学生装的启发,在企领装上增加一条翻领,创立了中山装。中山装与西装、长衫成为民国男性的三大主流服饰。   黄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