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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摄影初来乍到时

        中国港口城市兴起照相馆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推测,在摄影技术初入中国时,尽管一些人对此不甚感兴趣甚至感到迷惑,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人并不排斥这项技术。然而,随着当时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日益紧张,普通民众开始愈发排斥外国人,同时,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民间则流传着外国人杀害中国孩子,用他们的眼睛拍摄照片的谣言。有关这一谣言的记载可以参考当时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日记,他在1864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京城最近谣言四起,说外国人买来中国孩子,然后挖去他们的双眼,去做拍照的药剂。”这一说法不仅在普通人中传播,据1865年至1866年间驻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米福特所撰文章记载,就连当时的重臣曾国藩都相信这一说法:“曾国藩大人有一次和一位英国医生谈及此事。谈话间,他突然说:‘你们对此不要矢口否认。我这里有标本作证据。’随后,他掏出一袋明胶胶囊给医生看。但这些胶囊其实不过是用来装蓖麻油或者其他药类而已。”

        也许是受这一说法的影响,法国摄影师保罗·尚皮翁在1865年于中国进行拍摄时受到了较大影响,他说一些中国人认为相机“被念了咒”。这一例子正说明了不同中国人对待摄影的不同态度。无独有偶,1872年,约翰·汤姆森曾在长江沿岸的某个村庄被村民围攻,而他本人也曾在其《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带着相机穿越中国》等书的序言中提到过在拍摄时遇到的困难:“我经常被当成一个危险的风水先生,我的照相机则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帮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的一部分,他们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汤姆森判断,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很难获得儿童的肖像,但是却有很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父母带到照相机前来照相,通过作为摄影模特而获得的微薄资材来购买寿材,以此体现孝道。

        汤姆森还在序言中说,人们不止一次地朝他扔石头,或者用其他粗暴的方式对他。特别是在大城市,对外国人的憎恨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很多乡村地区,不管是与欧洲人有来往的官员还是平民,他们都对汤姆森这个外国人很友好,“给予我这个外国人最真诚的款待”。当然,汤姆森被围攻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中国,他在马六甲地区拍摄时也曾遭到过类似的围攻。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名伶却给予了摄影术青睐,他们希望拍摄各种剧装照来留住自己的形象。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影响着经济、娱乐发达地区的民众对摄影潜移默化地接受。与此呼应,在中国的许多港口城市或者成为租界的地区,摄影已经变得普及,同时在那里出现了许多商业照相馆。这些照相馆多集中在南方,在19世纪四十年代,香港就已经出现由美国人创办的照相馆,至于六七十年代,则出现了很多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如香港摄影师黎芳创建的阿芳照相馆,还有瑸纶、日成和宜昌等照相馆。此外,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都出现了商业照相馆。在这一时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编译傅兰雅还翻译了许多英国人斯科特所著关于摄影的书籍,但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摄影这项技术在当时普遍用于娱乐或者作为一项单纯的技术,国人并没有用它进行宣教方面的工作。

        慈禧曾拍过动态短片

        与民间于19世纪便开始照相不同,清末时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于20世纪初才逐渐接受了照相。据传,慈禧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世纪六十年代,而到了晚年才开始拍照,她的摄影师之一是清驻外公使裕庚之子裕勋龄。

        根据裕勋龄的妹妹德龄公主所写《宫中二年记》载,慈禧是在看到了德龄曾经在欧洲拍摄的礼服照片后才有意拍照的,但是慈禧担心“普通的摄影师恐怕入不了宫”。于是,德龄的母亲向慈禧进言,说德龄的兄长勋龄曾经在巴黎学习摄影,已经有些时日,推荐他入宫拍照。慈禧微微责怪德龄的母亲没有早些告诉她勋龄会拍照的事情,还言自己愿意尝试新事物。最终,慈禧宣裕勋龄入宫,为她和德龄、荣龄二位公主以及她们的母亲一同拍照。之后,慈禧在去世前还曾拍摄过动态的短片。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发现,在摄影传入中国后,国人对其的接受程度处在一种螺旋的上升之中。虽然这种态度在沿海和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不同的差别,但总体而言,中国人在接受摄影术这件事上与当时的西方人并无太大差别,都经历了一个由不确定、恐惧到愿意尝试再到普遍使用的过程。最值得庆幸的是,正是这种技术的发明与普遍应用,才让人们获得了记录处在巨变中的中国的手段,为后人提供了更多研究的资料与线索。袁新雨